美联储纽约银行 《我在美联储监管银行》第一章 加盟美联储4



4. 应聘纽约联储

美国的联邦储备系统(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是美国的中央银行,执行着维护美国经济的三大重要职能。除了举世瞩目、叱咤风云的货币利率调节政策外,同样重要却不如货币政策那般光彩耀人的,是它监督管理银行的经营运作和提供维持金融机构间支付清算的两大职能。

美联储除了总部(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设在华盛顿外,在全国划分成12个储备区,每区设立一个联邦储备银行(The Federal Reserve Bank)。每家区域性储备银行都是一个法人机构,拥有自己的董事会,独立性非常强,称自己为独立的银行,而非美联储分行或分部。除了12个地区性联邦储备银行外,全国还设有25个分行(branches),属这些区域性储备银行管辖。这样就组成了整个联邦储备系统,由坐落在华盛顿的总部总体协调管理。总部最重要的职责是操作国家的货币和信贷,以维持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而其他两项职能—— 银行监管和支付清算—— 则下放到各个储备区,由它们独立管理操作(附录A“有关美联储的八大认识误点”详细介绍了美联储的功能和职责)。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简称纽约联储)是美联储系统中最重要的、最有影响力的储备银行。它负责第二个储备区,管辖纽约市及周边地区的大中型商业银行、银行(金融)控股公司、外国银行分行和办事处。它坐落在曼哈顿下城(downtown)金融区,同纽约证券交易所、华尔街仅百步之遥;世界金融中心建筑群、世界贸易中心建筑群也都在10分钟步行之内;摩根、大通、高盛财团、德意志财团、纽约商品交易所等大楼也都云集左右;俨然身处金融活动中心,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纽约另一大金融聚集点为曼哈顿中城(midtown),那里有花旗集团总部、大通银行总部、雷曼兄弟投资公司,瑞士、英国、法国、日本等的几家大银行。但因为中城也是纽约的文化艺术中心、新闻媒体、百老汇、博物馆、领馆、餐馆密集的地方,所以凸显不出金融的唯我独尊。

在执行美联储的三大职能上,纽约联储向来起着无与伦比、马首是瞻的桥头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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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楼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利率的上调下降,必须要通过纽约联储买卖政府债券来得以具体操纵落实;财政部发行国债,也必须要通过纽约联储上传下达,最后行销世界各地;纽约联储所承担的交易清算额每天为1.1万亿美元,占整个联储系统每天1.8万亿美元的60%以上;证券交易清算额每天为1.2万亿美元,超过整个联储系统每天1.3万亿美元的90%。这说明了纽约联储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为纽约联储及美联储带来可观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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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行监管的政策和操作上,纽约联储更是具有无上的发言权和权威性,这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可分割。小小的曼哈顿岛上,聚集着成百上千家国内外、大中小银行及各类金融机构,囊括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产品、人才,气象万千,日新月异。在这里监管银行,自然而然有其信息的制高点;通过曼哈顿,掌握第一手资料,全面了解整个银行业的运作模式。除此之外,银行业对监管方针政策提出的挑战,大都从这里开始;要建立规范,树立标准,也基本上从这里开始着手调研。难怪纽约联储当之无愧地成为总部及其他联储银行和监管机构经常取经烧香的“大雄宝殿”。纽约联储的总裁,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FOMC)—— 12名有资格投票的常任会员之一。纽约联储的前任总裁William McDonough还兼任国际清算银行的银行监管委员会主席。国际结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位于瑞士巴塞尔,充当着国家间中央银行的职责,在制定国际间统一的银行监管政策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纽约联储的其他银行监管头目,都多多少少在BIS担任要职(有关BIS的政策、组织、协定,下一章有详细介绍)。

有趣的是,纽约联储也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存库。在它主楼的地下室,大约五个楼层之下,储存有价值900亿美元的金砖,这些金砖并非美国政府或机构所有(美国政府的金砖藏匿于美国内地的肯塔基州),而从属于外国政府、中央银行,或其他组织机构。纽约联储只是为这些金砖提供无偿托管。这些金砖绝大部分是“二战”时从欧洲运来的,为了躲避战乱,而到美国这个“西线无战事”的世外桃源寻找栖身之地。纽约联储的这个黄金储存库对外开放,大众可以免费进入参观。好莱坞电影“Die Hard 3”讲的就是一帮匪徒跑到纽约来抢劫这个金库的故事。

除了这个黄金库,纽约联储还有一个系统的博物馆,可供游客免费参观,或者作为学生研究课题的资料来源。陈列介绍的资料包括:美联储系统的历史和概要、经济周期、货币政策的实施、信贷的乘数效应、美联储的三大职责等。博物馆内有架计算机终端,可以用来模拟在不同经济情况下,美联储主席如何决定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货膨胀,推动经济增长。还有一个图表,说明经济活动和金融活动如何在家庭、企业、政府和国外机构之间周转。有一排透明的玻璃展柜,并排陈列真假美钞,教人辨认。还有一个硕大的骆驼标本站在那里,起初会让人觉得很突兀,原来它与美联储对商业银行的评级有关,评级的缩写为CAMELS,意即“骆驼”(第五章会详细介绍这方面内容)。参观者还可以拿到一个纪念品,是美联储用碾碎的旧美钞做成的镇纸。当然,还有形形色色的纪念品可供购买。

我去面谈的是纽约联储银行监管部(bank supervision department),共两三百号人,负责对第二储备区内银行的监督和管理,外加分析研究、政策制定等。

当时的银行监管部有五大分部:其中四大分部各自负责一组银行,大、中、小搭配,从事常规的银行检查工作;另一大分部称为咨询和技术服务部(advisory and technical services,ATS),百号人不到,由在华尔街声名卓著的Christine Cumming领导。ATS主要由一些特别行动小组组成,为银行监管的大部队提供专业性强的检查服务。比如,有一个小组专门负责银行Y2K(2000年)的转型工作。当1999年向2000年过渡的时候,商业银行的一些陈旧的计算机系统有可能在数字进位的时候出错,将1999向2000的过渡算成是99向00的过渡,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和损失。除此之外,ATS还有一个小组专门负责检查银行落实反洗钱的状况,还有一个小组专门检查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ATS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十几人大组—— 银行分析组(bank analysis),专门从事银行监管政策的调研和制定,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联系密切。随着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起草、修改、反复审议,该小组也显示出其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纽约联储银行监管部的组织结构和变迁,第六章有详细陈述)。

具体说来,约我面谈的是ATS手下的风险评估组(risk assessment unit),专门从事对银行的风险管理进行评估和审查,主要是针对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管理中涉及数量模型的部分。

华尔街金融产品日新月异。新潮产品,诸如衍生证券和资产证券化产品,都多多少少涉及数理知识, 有时甚至相当深奥。与之相伴,针对这种产品的风险管理也数理化、统计化,依赖模型来模拟实际情况。风险管理模型已成为银行风险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各个小组、部门,甚至整个机构,都设有各种风险指标,并通过这些指标来进行风险评估、监控,来决定风险管理的深度、广度。作为银行监管机构的纽约联储,自然也要审时度势,顺应潮流,配置相应的监管人员,对银行模型的合理性,及围绕着模型所进行的一系列政策和程序,进行有效的审核和检查。

风险评估组聚集了纽约联储银行监管队伍中对新潮产品比较熟悉,数理统计知识比较扎实的检查员。他们喜欢称自己为“特别行动队”(squad),以表明自己的特殊性和优越性,以及对时代新潮流的领悟。尽管如此,“特动队”的成员,大部分还是经济、管理或政策研究硕士毕业,其数理统计功底与实际工作需要依然差一截。要知道,被管辖银行的风险管理模型都是由数理统计博士发展演绎出来的,要能同他们平等对话,看懂他们的写作,非得在这专业方面多跌爬滚打几年不可。ATS也意识到有这一断层,在必要的时候,就向纽约联储的研究部门(research department)借人借时间,冠之以这是研究部门对银行监管部的客户服务。

纽约联储的研究部集聚了三四十名美国头牌名校毕业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各行各业,人才济济。其中有几位能文能武、既懂金融又懂数理的骁勇战将,便成为银行监管的掌上明珠,经常被借调来参加各种活动。但这些研究员同时又要承担繁重的学术研究和发表文章的任务,在已经疲于奔命的情况下,不可能一心一意地为监管部门服务。针对这种情况,ATS开始绕过传统的招收大学本科、硕士毕业生的模式,除了明里暗里鼓动研究部门的经济学家另辟新就,跳槽到监管部门外,还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商业界学术界,广开门路,物色有坚实数量背景的人才,物色业界通称的quants(定量分析师)。

我的简历,就在这种背景情况下,被递到了他们面前。万事俱备,只欠面谈。接下来的事情便出奇地简单。风险评估组的主管Kevin安排我进行第一轮面谈,主要是向我介绍纽约联储、银行监管、ATS和风险评估组的工作性质和内容。问问我的职业意向,是否对银行监管感兴趣,是否对风险管理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我自然会说“yes,我很感兴趣”。的确,我很感兴趣。我是一张白纸,需要填空,而风险管理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向往的起跑点,兴许以后可以画出一幅美妙的事业画卷。尽管我对金融产品还不那么了解,对市场运作懵懵懂懂,但对风险管理的概念还是深刻领悟的,知道风险管理的目标原则,模型的假设算法等。再则,美联储很神秘、很独特,令人无限向往,望而生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何不去经历经历,见识见识!

Kevin在纽约联储已有多年经历,三十多岁,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毕业。他是典型的美联储系统培养出来的银行监管人员:从本科直接招收进了美联储系统,再经过几年联储的系统培训,取得银行监管的认证,然后扶摇直上,当上了风险评估组的主管,手下有四五个精兵强将。他看上去是那种实在牢靠的管理者形象,上通下达,满口银行监管人员的术语。在北美,上下左右称呼一般都直呼其名,简便易行。纽约联储的上上下下,都称总裁William McDonough为Bill(William的简称为Bill)。我也早就入乡随俗,习惯这种方式了。

在这次面谈中,Kevin说的话比我说的要多,据说这就是面谈容易程度的风向标。一般公司面谈,都是考核性质的,考官问问题,应征者回答。不能说多了,免得留下碎嘴的嫌疑;不能说少了,“闷棍”不利于同事间交流合作;更不能说错了,被抓住辫子。一般公司面谈,本着“假设你有罪,而你要证明自己无辜”的原则(presumed guilty,until proved innocent),都要派上几拨人员对应征者狂轰滥炸,看他如何招架,只要你露出蛛丝马迹,便前功尽弃。而只有披荆斩棘,过五关斩六将,知道如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者,才能最后脱颖而出。所以,Kevin说的比我要多,说明他不是在考我,而只是想了解我,有个沟通。

接下来,Kevin安排我去见研究部的一个经济学家,是属于上面提到过的那种能文能武、骁勇善战的主。我想Kevin是想让他来好好考考我的真实功底。但两个经济学家对话,“心有灵犀一点通”。我同他解释我做过的研究课题及我的志向,不用多费口舌,他便清楚了我的底细。接下来,我们花很多时间谈别的事。他对我投身金融界报以赞同;他对近年来经济学原则、理论,入侵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领域拍手称快;他向我介绍了他协助银行监管做的项目,说华尔街可以把风险模型做到非常艰深细腻的地步,譬如,计量经济的最新研究成果ARCH,GARCH模型,不单被搬到需要精密计算的产品定价模型上,还被搬到了线条比较粗犷的风险管理模型上。到最后,也是他说的话比我说的要多。

两周后的第二轮面谈晋级到高一层领导班子:Christine Cumming和风险评估组的前任主管Brian。在Christine的办公室里,我同Brian先谈。他在纽约联储口碑甚好,是公认的好领导,也是Christine一手提拔起来的,原先在银行界呆过多年。他也没有考我,没有问任何棘手的问题。倒是他提了一个要求让我觉得很诧异,他说:“希望你在纽约联储,最起码待够两年。”因为我有个适应工作的过程,他们也有培训我的职责,他不希望我“风华正茂”的时候,便立马跳槽,另谋高就。我也老老实实地说:“我觉得很惊讶,这个要求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我是从学校出来的,教授们在学校里一呆就是好几年,甚至一辈子。”

等Christine进来的时候,只见她满面春风,看来她是得到Brian的OK了。Christine在纽约华尔街大名鼎鼎,她经常在各种大会上代表美联储作报告,也是巴塞尔银行监管政策的权威发言人物。她手下的银行分析组,如前所述,随着巴塞尔一系列协议的起草、修改和审议,显示出与日俱增的重要作用。

在见到Christine之前,本想她会是那种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的人物。华尔街这样的女总管比比皆是,歇斯底里、声嘶力竭是通病,好像非如此表现便不符合女总管的标准。所以,在我知道要同她面谈时,心里发怵、生怕会在她“咄咄逼人”的架势下,兵败如山倒。岂料第一轮礼节性招呼打过之后,她给我的印象是异常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她说话时总是面带微笑,让我容易放松戒备。她看起来有四十岁出头,梳着简单的金黄色短发,穿着毛衣长裙,而非西装革履。她说话声音不高,但语气坚定铿锵,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她倒是测试了我不少对市场和信用风险管理的理论知识和数理认识,我也是有备而来,毫不含糊地做了恰当的回答。

Christine Cumming的亲和作风是她一贯的行事和管理原则,她强调大家和睦和谐相处,目标是把工作做好。她同银行界的交流也是本着合作协商的精神,共同管理控制风险,而非强制命令、高层施压。所以她甚得银行界欢迎,认为她是大权在握的监管机构内,少有的几个能同银行界对话,能懂银行业务的高层官员,所以还经常授予她奖牌、奖状。在我们面谈前,她刚获得国际风险专业人士协会(The Global Association of Risk Professionals,GARP)授予的1997年“年度风险管理人物”(Risk Manager of the Year)的称号。她原本也是读经济学出身,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在摩根银行工作过多年,然后十几年来就一直在纽约联储。她在纽约联储的职位不断升迁:当时她是ATS的主管,后又晋升为研究部的主管。自2004年2月,她更被提拔为纽约联储第一副总裁,相当于纽约联储的第二把手,仅次于总裁。在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FOMC投票决定货币政策的12人会议上,若纽约联储总裁缺席,她便可替代总裁去投票。这是她事业的又一个新的制高点。

等到第三轮面谈的时候,对象已经是人力资源部(Human Resources)官员了。这说明我前面两个关卡已过,他们准备给我job offer(工作意向书),接下来就是些事务性的程序操作了。

美国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一般都属于后勤部门,从事事务性的人员协调和统筹安排,诸如安排去学校招生、安排新人现场面谈、离职人员面谈、背景查询和落实医疗保险、养老金、假期等福利项目,但对人事没有取舍的决策权。人力资源部的一个重要职责是询问新人、旧人一些主管部门难以启齿或有利害冲突的问题,诸如为什么要离开原单位,同主管有什么纠葛等。对新人来说,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前一个工作职位的工资是多少。有了这个数目,公司就有了价格底线,可以做到心中有数,大概花多少价钱可以买断你的劳动力。一般来说,换一个工作,工资有个20%~30%的增长就算相当不错了,算是升级跳槽,会让新雇员工高兴一阵子。除了工资外,人力资源部门还让你填一大堆表格,包括学历、工作经历、有无犯罪记录、有无非法活动,诸如吸毒、赌博。美联储不允许雇员参与任何性质的赌博活动;不能在工作时间喝酒,包括午餐;更不用说其他非法活动。他们做的背景核实(background check)一般都旷日持久,要持续一两个月。经过这样一番清查,想必美联储的工作人员都历史清白,即便无功,但也无过。

我在加拿大做教授的四年期间,前三年的年薪都是52 000加元。因为政府财政赤字要精简支出,所以我们学校实行了三年工资冻结。第四年解冻后,加了1400加元。这些加元折合成美元才40 000多一点。而且,当经济学教授的发展前景也不容乐观,加拿大政府财政亏空,经济学院招生不足,员工能不被精兵简政就已经不错的了。

想必Kevin看了我的工资数目定是觉得惨不忍睹—— 这还不如纽约一个硕士毕业生的起始薪金!难怪我为什么要跳槽了!但其实,我向来对钱不很看重。因为消费水准低,也没有时间吃喝玩乐,所以物质上欲望比较少,经济上盈余也就比较多。再说,我也向来没有觉得缺钱花。求学期间,一直有全额奖学金,除了做点轻描淡写的助教,夏天教点本科生的课,从来不需要外出打工挣钱。出国第一年,便有5000加元结余,是让我感觉最为富有的“万元户”的一段日子,毕竟与当时物质生活一贫如洗的中国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我因为工作比较刻苦认真,花很多时间在系里计算机房写文章,算程序(当时个人电脑还不普及,所有学业都在学校里完成)。计算机房对面办公室的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见我精神可嘉,便去一家基金会为我申请到近万元奖学金。这在上学期间算是天文数字,可以维持一年生计。

过了几天,Kevin的工作意向书就寄到了。担任银行检查员(bank examiner),年薪6.5万美元。他同我又做了一番详尽的解释:这份工作按常规有半年试用期(probation period),转正后,有可能会重新考虑报酬待遇。纽约联储没有奖金之类额外收入,但有很好的福利、医疗保险、养老金制度;有非常受人欢迎的弹性星期五制度(flexible Friday),即平时每天多干一小时,每两周的一个星期五便可不用上班;除此之外,每年还有四周休假,几天的事假和病假,等等。另外,为避免有利害冲突的嫌疑,我不能同时在其他金融机构兼有工作或头衔;我如果持有美联储管辖的商业银行的股票,得马上清理掉;但我可以投资共同基金,即便共同基金里含有辖内银行股票也无妨,因为个人对基金的资产选择鲜有控制能力;我可以在这些辖内银行开办普通意义上的支票存款账户,但买房子的抵押贷款不能出自这些银行。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我基本上是马上接受了这份工作,没觉得有什么需要争议要求的,还觉得这些规则条例蛮新奇,从未经历过。比如假期,在大学里是没有固定假期的,时间安排上非常机动。你可以整个暑期、周末都休息,游山玩水,也可以继续做研究、写文章、算程序。对大部分学者来说,尤其是事业刚起步的年青学者来说,更有可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不管身在何处,脑子依然像上紧的发条,想问题,做文章。而在商业界,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似乎泾渭分明,周一至周五专注于工作,周末便放松休息,白天上班,晚上下班,脑子就像开关一样,一开一关,张弛有致。总之,我现在就要去适应新的商业运转模式了。

“Welcome aboard”(欢迎加入),这是纽约联储对我接受他们工作的回应。加入美联储,标志着我正式完成从学校向商界的转向,从经济学向金融业的转行,从加拿大多伦多向美国纽约的跨越。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是我积极思索,梦想成真,是工夫不负有心人、事在人为的真实体验!与其说过去走的路是约定俗成、按部就班,那么现在这条路则是自己通过观察、比较、思考,作出的理性选择,是离开自己非常熟悉的学院环境,冒失败风险所闯的一条新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人需要不断挑战自己,激励自己,不安于现状,不故步自封,这样才会有惊喜和回报,才会有激情和成就感。

从此以后,我便早上背着公文包,从曼哈顿哈得逊河对岸的新泽西公寓,坐两站地铁,来到曼哈顿下城的纽约联储,开始我每天的工作。地铁出口站为赫赫有名的世界贸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是曼哈顿的一大交通枢纽,五六条地铁都在这里相聚靠站,载人送人。地铁出口处并排有十多座扶手电梯,齐刷刷、轰隆隆,满载着五湖四海精英。这是纽约的一大景点,电视节目经常用此来体现纽约的朝气蓬勃,所向披靡。身临其境,每每总为这种磅礴壮观的现代文明气势所震撼。

我逐渐体会到,我第一次踏上曼哈顿所感受到的冲击震撼,其实来源于它的人的威力,人的气势,人的总体素质的不同寻常。曼哈顿聚集着世界上一流的人才精英,是全世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好战分子”云集荟萃的地方,是自认为有点本事想到这里来“淘金”发展,一试身手的智力、能力角斗场。如此庞大的人力资源,高度浓缩在一个小小的“聚宝岛”上,互相摩擦碰撞,争强好胜,难免不会产生沸腾呼啸的群体效应,难免不会散发弥漫着由量变到质变的独特的气场氛围,让外来人不由自主地感受到它那独特而奇妙的律动。也难怪,据统计资料随机抽样显示,外来旅游者在纽约游玩时,发心脏病的概率要高于在其他诸如伦敦、巴黎等国际都市。如果说纽约人因为冲锋陷阵发心脏病的几率高,还情有可原,但外来人心情愉悦到此一游,还得冒一定生命危险,岂不说明曼哈顿的奇妙诡谲,不同寻常?!

在这日新月异、变化多端的世界里,The only constant is change(唯一的常数是变化)。既然“变化”是常量而无法改变,那就必须在“变化”中求生存,求发展,锻炼培养灵活应变的能力。“以不变应万变”或躲避 “变化”是行不通的,是落伍后退的代名词,迟早会贻误时机,自食其果。经历这场大变动后,我愈发体会到“变化”所能带来的生机和焕然一新,更能正面直视“变化”,欢迎“变化”,拥抱“变化”,甚至追逐“变化”。只有勇做“变化”的弄潮逐浪儿,才能获得个人情趣兴致、理想价值的最高实现。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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