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粮、中石油、中石化等央企和诸多民营企业，都在争夺生物液体燃料的未来文/本刊记者 何伊凡编辑/房毅一身泥巴点的农夫比尔·库瑟在2006年成为美国《时代》周刊年度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不仅因为他拥有4000头牛，还因为他有5000亩玉米和大豆，成立了林肯威能源公司，专门生产燃料乙醇。同期上榜者还有美国前任副总统戈尔，他从失意政客转战为环保先锋，对待生物燃料所持观点十分谨慎，认为不能因种植生物燃料作物而威胁粮食生产或滥伐森林。有趣的对峙折射了一个日益凸现的话题：被称为“绿金”的生物液体燃料（包括燃料乙醇与生物柴油）在2006年前后进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它是全球公认的最现实的可再生燃料；另一方面依靠玉米、小麦、甘蔗等农田作物很难完成大规模石油替代和节能减排。自2001年决定在吉林、黑龙江、安徽、河南等省建陈化粮燃料乙醇试点企业以来，中国已成为继巴西、美国之后的第三大燃料乙醇生产国。然而，迅猛发展的势头背后仍有隐忧。2007年6月，中国彻底推倒了以粮食为原料这张多米诺骨牌，非粮能源作物成为主角，由此引发的故事实际上是同一领域内世界难题的缩影。“绿金”从第1代原料到第2代原料的商业化需要5－10年的过渡期，谁能在这段时间内找到并推广原料解决方案，谁就能赢得未来的工业血液和清洁的天空。为此，用数千年时间才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中国将重新回到土地。aihuau.com我们试图探寻如下问题：粮食与能源的矛盾在中国如何产生？粮食的“替补队员”能否尽快上阵？企业因原料变化将面对哪些机会与尴尬？国家如何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梦想？粮食？能源？燃烧的粮食不仅发动了汽车，也灼痛了很多人。最初中国以粮食为原料发展燃料乙醇就是战术行为而非战略行为，只是这一思路逐渐变形，在失控之前又被扭转回原来的轨道从“十五”到“十一五”，粮食在中国披上又脱下了能源的外衣。但是，1973年全球性能源危机是多数国家思考以“绿金”代替“黑金”的起点，而中国的主要动力却并非油价的“涨”，而是粮价的“跌”。如果翻看2000年的报纸，很容易找到“卖粮难”的大标题。连续5年丰收，时任总理的朱钅容基将粮食称为“甜蜜的负担”,由于当时还没有建立粮食轮换机制，库存压力极大，出现大量陈化粮，有些粮食甚至已积压7年，连牲口都不吃，仅黑龙江一省粮食管理费用就达几十个亿，这促使中国思考如何在粮食与能源之间搭建桥梁。2000年，朱钅容基总理做了7次关于发展燃料乙醇的批示。2001年，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组织的研究小组赴巴西与美国考察，巴西是当时世界上燃料乙醇发展最快的国家，使用的原料是甘蔗。不过，以玉米为原料的美国可能更直接影响了中国最早期的燃料乙醇发展方案。2001年美国要为燃料乙醇补贴44亿美元，对方给中国考察团算了笔账，消耗多少玉米，可以令多少农业工人就业，乙醇酒精这个行业又纳了多少税，替代了多少石油，又减少了多少运油护航的费用。一年下来，收益最少是55亿美元。调研归来后，高层决定对乙醇汽油“先试点，后推广”。出于消化陈化粮考虑，试点全部是粮食主产区，选择了河南、安徽、黑龙江、吉林、辽宁全省范围内试点，之后再扩大到湖北、山东、河北、江苏四省的27个地市。各试点区域都报示范企业，经国务院讨论通过四家，即吉林燃料乙醇公司、河南天冠燃料乙醇公司、安徽丰原生化股份公司以及黑龙江肇东华润酒精公司。它们最初就各怀扩产的雄心，按照规划，总共是102万吨年产量，除河南天冠主要采用小麦外，其他三家都以玉米为原料。可见，最初中国以粮食为原料发展燃料乙醇就是战术行为而非战略行为，只是这一思路逐渐变形，直到2006年粮食安全成为焦点。2006年7月份，在国家粮食局支持下，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廷明赴东北三省调研粮食物流情况。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改革开放后，中国粮食主产区逐渐北移，已由过去“南粮北调”变为“北粮南运”，东北是全国最大粮食基地，理论上东北有1800万吨粮食的物流量，但几乎所有码头和中转库都在晒太阳。吉林省有“不让一粒原粮出省”的口号，粮食深加工已经轰轰烈烈，其玉米产量预计2010年能达1800多万吨，按照这种势头，届时其玉米加工能力将达到1900万吨。宋廷明的发现不过是2006年粮食工业化热潮中的一朵浪花，2005年中国出口玉米861万吨，2006年上半年出口仅227万吨。而2006年新玉米上市之后就呈现出反季节上涨的特征，玉米涨价并非仅仅发生在中国，美国2006年玉米平均价格比上年上升了34%，世界市场上的玉米价格更是猛涨50%。2007年初，上万墨西哥人已经走上街头抗议玉米饼价格过快上涨。
“去年8月我访问美国与农业官员座谈时，他们还宣称美国有的是玉米，但3个月后美国畜牧业就抗议乙醇造成玉米价格上涨，影响了行业效益。”燃料乙醇专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十中回忆。这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德国啤酒批发价格2007年因为原料薏米的短缺而大幅上升，原因是玉米与薏米争地，而德国所需的薏米主要从美国进口。2007年3月8日，布什对拉美巡回访问，“乙醇外交”是其此行重点，美国没有足够的闲置土地来种植规划中大量乙醇所需的原料，因此希望拉美国家能向美国出口乙醇。此举旋即招来古巴总统卡斯特罗和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批评，认为这是一项“饿死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计划。因为美国的比照，曾经扮演中国粮价“救世主”的燃料乙醇褪去了光环，被广泛视为国内这一轮粮食涨价乃至整个CPI指数上涨的元凶。到2006年，四家定点生产企业划拨的陈化粮基本用完，新粮已成为原料。不过，另一组可以推算的数据是，即使四家全部使用新粮，2006年消耗玉米量为272万吨左右，大约占同年全国玉米总产量2％。如此微小的比例令他们感觉放大了燃料乙醇对粮食安全的威胁。“玉米可以做淀粉、味精、鸡精、纳氨酸、葡萄糖，渠道相当多，农民都醒过味来了，现在粮食深加工遍地开花，但是其他的深加工管得住吗？人家不拿国家补贴呀，四家燃料乙醇厂可都是要拿着中石油、中石化的发票领补贴的，从成本到市场，所有数字一清二楚，管理起来最容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界人士说。2006年12月，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关于加强生物燃料乙醇项目建设管理、促进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和《关于暂停玉米加工项目的紧急通知》。2007年6月7日，国务院召开可再生能源会议，玉米变乙醇项目被正式叫停，今后只能“在不得占用耕地、不得消耗粮食，不得破坏生态环境”的原则下坚持发展非粮燃料乙醇。粮食一旦具备了能源属性，很多地方政府和企业早就磨刀霍霍，提交国家发改委的燃料乙醇项目意向生产能力已达千万吨。而如果以各种名目变相上马，则可以绕过国家发改委审批，山东在“十一五”期间就上马过一个号称亚洲最大的酒精厂九九集团，也曾拟发展燃料，但因为拿不到国家补贴至今设备已经快生锈了。谁能成为“替补”从粮到非粮，不仅是原料的转变，更是工业思路的转变中国面临的问题显而易见：玉米的“替补队员”并不好找。 在四家定点企业之一的安徽丰原，记者看到玉米进入生产线之后破成四瓣或八瓣，胚芽取出来做油脂，玉米皮提取做纤维饲料，蛋白提取出来也是一种饲料。所有乙醇分厂都有一个预处理厂，而运送副产品的车队就排在门外，比运送乙醇的罐车来往还频繁。这在业内称之为“吃干榨净”，玉米恰恰是适合“吃干榨净”的作物，所以是工业的宠儿。但是，在中国目前认为可以代替玉米成为燃料乙醇原料的作物中，木薯和红薯副产品开发程度远逊玉米，遗留的废渣废液多，不易过环保关。另外，红薯和木薯虽然不与人争粮，却与猪争食，另外还有其他工业用途，所以实际并非如某些公开资料所言十分充沛，2006年，中国就进口了490万吨木薯干。甜高粱是被企业界最看好的玉米替代作物，其废渣处理后可以喂牛或造纸，综合利用也很广泛，且含糖量高，用种少，产量高，农田管理简单，需水量只有甘蔗的三分之一，但“命门”在于青储难。农业部规划设计院研究员王孟杰数十年来致力于甜高粱能源转化，据他介绍，粮食烘干部分水分后一年四季都可以用，但对甜高粱来说，秆越新鲜转化效率越高，否则糖分将大量丢失，自然保存状态下可以用三个月到半年，然而工厂一旦运转起来，谁也不愿意大量时间都在闲置状态。内蒙古通辽市曾有企业以为可以用冷库储藏，但经测算发现10万吨的原料需要耗资4亿建冷库，显然不经济，这是工业连续性生产与农业季节性生产的矛盾。另一难题在于运输。从粮食到非粮，原料能量密度越来越低，3.3吨玉米可以做1吨燃料乙醇,生产同样重量的乙醇分别需要7吨左右的木薯、10吨红薯、15吨－16吨的甜高粱秆，这是怎样的概念？如果是一个年产10万吨以上，以甜高粱为原料的燃料乙醇厂，收获季节就需要一条专门的公路用来运输。“必须要计算能量的投入产出比，大规模运输的话要耗掉多少油，种植时和收割时农业机械需要用多少油，浇灌如果用抽水机的话需要多少电，”中石化前科技开发部主任乔映宾扳着手指计算，“现在美国在燃料乙醇领域投入一份能量，能产出1.39份能量，我们最好的水平下投入和产出的能量比为1：1.27，如果产出比投入还少，那有什么意义？”相比薯类、甜高粱，用各种秸秆制成的纤维素燃料乙醇被称为新一代产品，也是目前全球燃料乙醇的发展方向。纤维素来自农田废弃物，完全符合“不与人争粮，不与人争地”的标准，在四家定点企业中的河南天冠与安徽丰原都能看到秸秆试验线。不过秸秆发酵也是世界性难题，自2000年开始，美国能源部通过资助诺维信等生物技术公司的项目，已将酶的成本降低了10多倍，目前与已产业化的能源作物成本差距仍很大。国内四家定点企业中某家曾宣布2007年7月1日能够实现纤维素酒精量产，中石化一位专家实地考察时不客气地说，“还是拧干了水分再说吧，投了产拿出点儿酒精灌到瓶子给领导看看还可以，离真正商业化还差太远。”即使纤维素也并非取之不尽，理论上中国可以利用做燃料乙醇的秸秆一年有7000万吨，过去通常都烧了就地还田，形成了空气污染源，但在河南等农业大省，秸秆仍主要用于农民做饭、取暖，而且是牛、羊等反刍动物的重要饲料，同时可做多种工业原料，例如造纸、制刨花板。“左算账，右算账，能有八分之一秸秆用于燃料乙醇就不错了。”乔映宾估算。“绿”与“金”的矛盾永恒存在，而有能力寻找最佳解决路径的不是政府与专家，而是企业。“淘金者”的黎明如果2006年燃料乙醇行业的关键词是“跑马圈地”，2007年的关键词就是“大浪淘沙”。这一轮，胜出者所追求的回报将不仅是财政补贴，还包括靠技术突破得到的市场优势与经济效益“粮食当家”的时代，四家定点企业垄断燃料乙醇天下，其背后都有中粮、中石油、中石化的身影。中粮全资拥有黑龙江肇东华润酒精，控股安徽丰原生化，还持有吉林燃料乙醇公司20％股份，中石油持股吉林燃料乙醇公司55％，中石化则参股河南天冠燃料乙醇公司。过去困在四家定点企业中，谁也无法展开手脚。稳定的局面将在新一轮调整后打破。《生物燃料乙醇及车用乙醇汽油“十一五”发展专项规划》早已编制完成，但至今没有颁布。据乔映宾透露，原湖北、山东、河北、江苏四个仅有试点城市的省可能在“十一五”期间全省封闭推广乙醇汽油，广西、四川、江西、湖南、甘肃和直辖市重庆也提出来要在全省区封闭推广。一个省区一旦确定为封闭推广，将根据本省区情况计算需要的燃料乙醇量，总的盘子确定之后再在省区内选择业主，由企业报项目审批，行业大洗牌的日子已到来。其实，早在“叫停玉米”之前，国内涉足生物质能源产业最深的中粮集团就开始向非粮领域转变，并在2006年四处布点的基础上加快研发步伐，不过，正因为它拥有最大的“绿金”梦想，也感受了最多原料转型的痛苦。“黑金帝国”领导者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亦不甘落后，它们一方面急于在洗牌过程中抢占先机，另一方面缺乏中粮那样的商业驱动力，表现颇有几分虎头蛇尾，但它们掌握了销售终端，没有其参与产业就不能形成一个循环，这个砝码也增加了它们在寻求合作时的价值。并非仅是“巨无霸”的游戏，还有一支奇特的民营队伍，当大国企还停留在纸面上的喧嚣时，他们早已默默在非粮液体燃料领域鏖战多年，向上没有财政扶持，向下没有销油渠道，尽管迄今为止几乎无人在这一领域内收回投资，后来者仍络绎不绝。生物液体燃料的竞赛中“原料决胜负”，如果无法把握原料的成本和原料的来源，所有不利因素都会向后放大，这正是民营企业优势所在，他们嗅觉灵敏，生产灵活，熟悉农业和农民，能掌控高高在上的大国企力所不能及的细枝末节，从粮食到非粮的转变为其获得身份确认打开了一条缝隙。还有隐藏的窥探者，他们是全球“绿金”领域的佼佼者，希望在中国机会中分一杯羹,动作最频繁的就是英国石油公司（BP）。BP投资5亿美元建立了替代能源研发中心，在中国贵州，他们试种了生物柴油的原料麻风树,在大连，与该市化学物理研究所签订了长达10年的试验合同，每年投入100万美元，在河北黄骅市，还种下了20亩甜高粱试验田。BP的规划中也许将印度当作了中国的样本，沿印度主要铁路干线都可以看到麻风树，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该公司。目前中国政府对外资能否进入这一领域态度尚不明朗，BP主要通过试验项目试水，且总是与国内投资者结伴而行，有消息称它计划与中石油联合入股广西新天德能源——一家以木薯为原料生产酒精，准备转战燃料乙醇的民营企业。自2006年开始，BP与中粮也曾就甜高粱项目频繁接触。如果2006年中国生物液体燃料行业的关键词是“跑马圈地”，2007年乃至2008年的关键词就是“大浪淘沙”，这一轮，胜出者所追求的回报将不仅是财政补贴，还包括靠技术突破得到的市场优势与经济效益。国家角色如果政府不能均衡“绿金”一系列环节中的风险，替代“黑金”的胜利很可能会被其他副作用抵消2002年,美国在其《生物质技术路线图》中将发展生物质能源形容为阿波罗登月计划，这暗示了政府在其中的角色：一项意义深远的挑战，需要大胆的想象力；在多个科技前沿领域同时取得进展，在基础设施和市场开发上大量投资，并提供政策和教育上的大力支持。也许，这也同样适合描述中国政府的“绿金”梦想。推广粮食为原料的乙醇汽油曾经过详细论证，当时集中了国务院8大部委的力量，中石油、中石化负责技术攻关与调配，试点区域都要由省领导挂帅成立乙醇汽油推广小组。原国家经贸委拨了三种车型的12辆新车在北京东郊交通部的试车场做对比试验，吉林肇东华润酒精厂提供酒精，燕山石化提供汽油，每跑1万公里就拆检看发动机有什么问题，完整的技术报告出来，再参考美国的情况制定燃料乙醇的国标。但在从粮食到非粮的过渡期，政策扶持已略落后于企业发展。迄今为止，关于非粮作物燃料乙醇补贴方式还没有公布，尽管各部委对发展生物液体燃料均热情饱满，涉及到产业细则意见仍有分歧，例如科技部主张2万吨产量规模可以做一个生产单元，财政部认为需要3万吨，发改委能源局认为5万吨可以，发改委工业司认为需要10万吨。石化能源和大部分可再生能源都由发改委能源局负责，燃料乙醇因为属于酒精，划归发改委工业司负责。《生物燃料乙醇及车用乙醇汽油“十一五”发展专项规划》之所以迟迟没有公布，据参与制定的专家透露就是因为发改委内部在一些数字上存在争议。2007年9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中国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20年，以能源作物为主要原料的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等生物质液体燃料将达到替代石油1000万吨的能力。“美国和欧洲的目标都很清晰，中国宏观规划是有的，专项计划都在部委这一层，”石元春院士说，他担心这样会增加原料转型过程中的决策成本。目前各部委相对一致的观点是愿意扶持国有大企业，尽管相关文件中并没有排斥民营企业，但在讨论燃料乙醇“十一五”专项规划时确实对民营企业有些担心，“能源供给必须保证稳定，封闭试点一旦推广乙醇汽油，就很难走回头路使用普通汽油，我们评估业主的时候就考虑民营企业无利不起早，如果一看不赚钱就停产了怎么办？”乔映宾说，“所以还是希望有实力的国有企业来承担这块儿。”广西定了初步发展20万吨燃料乙醇的项目之后，有24个企业投标，乔也参加了审核工作，有的民营企业一查账，账上只有2000元钱。石元春有一个2020年中国建设年产1亿吨的“生物质油田”的构想，由生物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等构成，按照他的计算，可替代石油5599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6亿吨。他没有忘记给这幅画卷添上关键的一笔：该“油田”能增加1045万个农业就业岗位，新增农民年收入446.2亿元。贫瘠的土地能成为“绿色油田”不仅是国家和企业的梦想，更是乡镇干部与农民的共同梦想，但他们最喜欢“基层政府零风险，农民农村零风险”的合作方式，农民并非无关紧要的土地提供者，如何保证他们深度参与并分享其中的利益，也是政府层面不可忽视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