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李秉喆到李健熙，从贸易、混合多元化到电子业突起，三星集团演绎了一幅波澜壮阔的韩式财阀企业体制向现代企业体制转型的图景。公司旗下三星电子位居2013年财富世界500强第14位，而李健熙则长期高居韩国首富。但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传统家族式的控制模式和缺乏透明度的集团企业模式，都面临着挑战。 一个人的帝国奇迹 李秉喆（1910—1987）生于韩国一个地主家庭，20岁那年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次年9月因病退学回国。1934年，他以从父亲手中分得的一块土地作为启动资本，开始创业。 1938年，李秉喆在韩国大邱市成立了“三星商会”，将韩国的干鱼、蔬菜、水果等出口到中国的北京和东北。不久，三星有了面粉和制糖厂。 此后李秉喆的事业，基本上顺风顺水地发展了起来。1939年，他并购了朝鲜酿酒厂，1948年并购了朝鲜发酵厂。进入1950年代后，其事业版图开始加速扩张，成立了三星物产（1951）、第一制糖（1953）和第一毛织（1954）等公司，李秉喆都亲任社长；1958 年收购安国火灾与海上保险（1993年更名三星火灾海上保险）。60年代的他马不停蹄，例如1963年收购东方生命保险（1989年更名三星生命保险）、东花百货，1966年创办中央日报、收购世韩造纸，1968年创立高丽总医院，1969年成立三星电子。 到了1970年代，三星在重工业、化学以及石化工业进行了大规模投资，诞生了三星重工业、三星石油化学以及三星造船、三星综合建设、三星精密机械和三星精密化学等。三星旗下多家公司相继上市，包括第一制糖、第一毛织和三星电子。 69岁时，李秉喆的三儿子、三星第二代掌门人李健熙出任三星集团副会长，形式上开始了接班过程，但在1987年李秉喆去世前，李健熙并没有实际介入决策，三星完全是李秉喆一个人的帝国。 “全民组织”太子之争 李健熙1942年出生，有李孟熙和李昌熙两个哥哥，以及李仁熙、李淑熙、李顺熙和李德熙四个姐姐，还有妹妹李明熙、弟弟李泰熙。能在这么多的兄弟姐妹中竞争出位，可说是一波三折、十分不易。 韩国本是有长子继承传统的国家，李秉喆在1966年一度因为公司丑闻退出三星的管理一线，长子李孟熙被自然地当作了接班人。可是，李孟熙的能力没有得到李秉喆的认可，1969年借三星进军电子领域之机，李秉喆回到三星的管理一线。1973年，李孟熙离开了三星，直到李秉喆去世，父子二人也没有和好。次子李昌熙为了竞争继承权，给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写告密信，揭露李秉喆逃税，被李秉喆“驱逐”出了韩国：只要我活着，你就别想再踏入韩国。 从三星在李健熙领导之下取得辉煌成绩来说，李秉喆的决策可谓正确。可在当时作出这样有违惯例的决策，是需要魄力和胆识的。促使李秉喆这一决策的因素有多方面，包括先给了长子机会，但其没有出色表现，以及次子的背叛行为等，都给了保持忠诚并耐心等待的李健熙以出位机会。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李秉喆本人的企业理念，这是其能够成功创建三星帝国并选好接班人的基石。 日本、韩国和中国一样，太子之争是不断上演的王朝故事。企业界，为减少太子之争的纷乱危害，日本和韩国都发展出了长子继承传统。理论上说，如果难于判断兄弟之间谁更有能力、更合适继承企业，长子继承是一种简单、清晰和避免纠纷的规则。李秉喆没有简单和不加思索地遵从长子继承这一传统，是其从商人思维转变为企业家思维、从成功的企业家转变为伟大组织者的自然结果。 在被问到“您是想让自己的子孙来继承事业呢，还是要让三星一个组织流传下来呢”时，李秉喆的回答是，“如果我的子孙可以继承当然最好不过啦，但这是不可能的。第一，最近的年轻人不喜欢生孩子，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孩子适不适合做经营者。我希望的只是三星这个组织可以长存下去。” 关于长子继承这种“人们在很难作判断的情况下，通过制订一个明确规定并严格按规定执行来维持组织安定”的惯例做法，李秉喆认为，“如果判断的标准非常明确，也可以不遵循既有的模式喽？”把企业当作一个社会的组织、促进社会进步的工具，而不是完全当作个人赚钱工具，这样一种“公司”理念，促使李秉喆进一步得出结论：“一个人是不是把企业视为自己个人所有，会使他作出不一样的判断。公司虽然是我成立的，但不是我一个人私有的，而是属于每个股东、投身于此的工作人员、公司客户、购买商品的顾客等所有人的。换句话说，一家公司一旦成立，不管是谁成立的，它就不是个人的东西，而是属于社会的，是公家的东西了。这样看来，把长子继承的规则用于全民组织的做法是错误的了。” 李健熙可谓不愧父望。1979年就任副会长，在李秉喆身边静静观摩和学习了8年，1987年就任会长。1988在三星集团50周年的庆典上，李健熙宣布三星开始“二次创业”，成为世界级企业。李健熙进一步提出了二次创业的第二阶段，新经营时代。“新经营”是三星发展过程中决定性的转折点，整个公司以“质量第一”为基础重新进行定位。为了质量控制，任何员工只要在生产流程中发现不合格产品，都可以立即叫停整个生产线，直到问题得以解决。 财阀体制的是非功过 三星集团下属六十多家公司，其中有十几家是上市公司。统治者“集团会长”通过由智囊人员组成的秘书室（李秉喆时代）/结构调整本部（李健熙时代）和由下属公司总裁组成的社长团会议，进行集团统合。总体上看，是将二战前日本基于股权和家族控制的财阀企业体制，以及二战后日本基于金融、业务关系和历史原因形成的集团模式（包括交叉持股形成的系列企业），结合在了一起。
日本通过解散财阀解决了旧式财阀企业体制的问题，通过金融大爆炸和公司治理改革又逐步解决系列企业的问题，现在日本企业的治理模式已经很清晰，跟美国模式之间没有多少本质差异。相比之下，三星这类韩国财阀企业集团未来会如何演化尚不清晰。数据显示，三星、现代和LG等头五大财阀的资产加在一起，相当于2012年韩国经济产出的57%。韩国十大财阀市值占据了韩国证券交易所总市值的一半。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传统家族式的控制模式和缺乏透明度的集团企业模式都面临着挑战。这种挑战来自家族、国家（社会）和全球竞争三个层面。 家族层面看，互联网时代各个国家的下一代之间都比上一代之间更为趋同，都会更为自主和独立。第一制糖、中央日报、新世界百货和全州造纸等三星集团中诸多企业的分离和独立，就是第二代兄弟姐妹之间分家和财产分割的结果。 国家和社会层面看，财阀体制的王朝特性及由此带来的政商连通和官商勾结，越来越遭到质疑而不是支持。李秉喆因为走私等面对质疑而曾一度被迫宣布退居二线，李健熙则直接因为偷漏税等而被判刑，不得不正式辞去会长职务。2000年，李健熙等33人因为一项不公平交易（为李健熙的长子、生于1968年的李在镕继承公司，而安排下属公司爱宝乐园可转换公司债发行）被43名法学教授检举。 2005年10月，三星旗下第一企划和三星SDI等8家公司的一些中小股东召开记者会，控告这些公司为控股股东利益而损害了整个公司的利益。事件起因是，2000年32岁的李在镕从美国学成回国，两个月内迅速创建了14家互联网公司，本意是想迅速建立声望，结果随互联网泡沫破裂而迅速衰败。李健熙为避免作为其继承人的李在镕损失金钱及声誉，2001年7月安排上述8家公司参与收购了李在镕在这14家互联网公司的股份。 而李秉喆曾为李健熙做过如出一辙的事情，就是用三星电子收购了李健熙失败的韩国半导体公司。1974年，李健熙开始了第一项自己的事业，个人出资收购了韩国半导体公司50%的股份，并于1978年将之改名三星半导体。该公司志在生产芯片，但技术不行，于1980年由三星电子接管。前后二十年，两件几乎同样的事情：父亲利用其控股股东地位，以所控制的公司解救自己儿子的公司，以保护儿子作为继承人的声望。但是，其他股东和社会的容忍度变得不一样了。 2007年，三星集团结构调整本部法务组前组长金永澈律师发布良心告白，揭露了三星利用假名账户管理秘密资金，用于贿赂政府官员和司法人员以及操纵政治活动。一系列丑闻和违法行为，迫使李健熙2008年4月辞去三星会长职务，由其重要搭档李洙彬接任。8月，李健熙因逃税和非法债券交易等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另处罚金1100亿韩元。2009年，韩国以鉴于作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对韩国平昌市申办2018年冬奥会作用特殊为由，对李健熙进行了特赦。2010年3月，68岁的李健熙重任三星集团会长。与此同时，李在镕开始以集团首席运营官的身份高调亮相，似乎预示着三星集团的第三代即将开始。2012年12月，李在镕成为三星集团首席副会长。 这些年来，三星集团突出的业绩似乎延缓了其财阀企业体制必将解体的进程。然而事实上，众多三星集团内企业，真正突出和具有世界级水平的也就是三星电子（2012年营业收入1785亿、净利润205亿美元），而三星电子本身的股权已经高度分散，高度国际化（外国人占50%以上），包含外部董事的董事会以及整个公司的透明度，都已经在向国际化大型现代公司靠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