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经济改革引起最深刻而不可逆转的变化是产生了民办企业。它是改革的产物，又与改革同命运；它非常嫩弱，而又十分顽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最初的星星之火，如今已成燎原之势。这是，1991年1月6日在民办企业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在一家民办企业职工大会上谈的知心话。
1966-1976年，社会为何会出现这么样的状态？“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我凭着强烈的公民责任心,抱着研究现实问题的态度,去读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世界哲学史，从历史中探求答案的源头，然后再读马列的本本。我读马列不是别人要求我读，而是自己想从中证实中国极左这一套是不是马列本义。我读了马恩四卷，列宁四卷……当时还有人怀疑，这个知识分子成天躲在房间里，究竟要干什么？曾经有人到我房间里搜查，看看有什么反动读物，可除了马列著作什么也没找到。那年头，有人读高尔基的作品都被说成看毒草，只能看马恩列斯毛的书。我是在一种特殊的社会条件下，抱着强烈的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钥匙的想法去读书的。大学毕业以后就这样在工厂当了六年工人，便利用几乎全部业余时间读了六年书。后来恢复党校，许多人不愿意去，认为那是“是非之地”，不过也有人不怕危险，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就是从党校毕业的，我愿意干。这样又到党校当了五年教员，总共工作11年，当时没想到还有读书的机会呢。后来国家又恢复招研究生，我就去考了研究生。我是1979年考的研究生，我学的是什么呢？马列主义。我是中国社科院马列所的研究生，在马列所读了 3年，毕业后到了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干了一段我就不愿干了，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不是一个“灌输真理”的时代，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完美无缺、天衣无缝的真理，只待我们去“灌输”（这个真理）就够了。理论需要重新锻造！凭什么去锻造，凭实践！要在实践中去考察、去检验、去创造。所以我不愿在党校了，要到经济改革实践的前线去。当然这个前线既要有理论又要有实践。于是我就调到了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在那里提出了搞破产法。后来又到了国务院办公厅、国家体改委，先后在中南海干了6年。1988 年四通公司要网罗人才，而首钢也发出商调函，希望我去组建首钢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当时有这么两个选择。风险呢，是四通大，首钢是国营的特大型企业，垮不了台的；而从改革方面考虑呢，四通更先进。两相比较，我就选择了风险大而趣味相投的四通，担任了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暨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这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所长，就此下海了。
我们这套人马在在当时包括我在内只有４个人，有人说搞得那么惊天动地，怎么只有4个人？──的确，就是4个人。1990年以后呢，四通公司提出来和我们脱钩。
当然罗，四通公司的人事也已经变动了嘛。四通新任党委书记说：“我们四通今后只搞业务，不搞社会研究，所以要一刀两断。”怎么办呢，脱钩就脱钩吧！既然已经下海了，办这个民间机构，就要冒风险。
近两年来民办企业经过了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下面我们分四段来谈：第一段是1989年6月之前。
民办企业，路达是民办企业，四通是民办企业，我的这个小所呢，也是民办企业，民办企业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新生事物，可以说没有改革就没有路达，也没有四通。民办企业既然是改革的产物，所以民办企业特别关心改革，民办企业在改革中最有积极性，在如何搞活的问题上表现了极大的灵活性。按理，企业只关心自己的生存，而四通公司不仅关心自己的生存，还关心宏观的改革，既包括经济改革也包括政治改革。因此四通公司才需要和我联系，创办一个社会发展研究所。我们这个所不为四通的业务提供服务，这点当初我和四通的领导人是有协议的，我们只给四通提供远距离服务，我们研究改革问题，通过我们和各方面的努力推动改革，给所有的民办企业，给所有的中国企业，其中也包括四通，提供一个较好的政治经济环境。而四通愿意掏钱办这样一个宏观改革的研究机构，不就说明他们的眼光远大吗？不就说明他们对改革的关心吗？而且我们这个所研究起问题，也确实让四通原来的一些同志感到惊讶。我们的第一个题目就是社会主义议会民主问题，在当时的《世界经济导报》连载了三期：《三议社会主义议会民主》，是讨论人大制度改革的问题。这好象和四通没有什么关系，署名就是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曹思源。当时有人就说：“我一看这个题目和这个署名就知道四通人不简单，毫无疑问，这个四通不仅仅是关心自己的生存，他还关心全社会的命运呀！”
所以我说改革的产物特别有社会责任感。它在经营上也迈出了许多步伐。在开放上也作了许多灵活的尝试。许多事情国营的、大锅饭的不敢干，而民营的敢干。不是讲改革开放搞活吗？你这不敢那不敢怎么改，我们说的这个“敢”既不能违反客观规律，也不能违反国家法律。其实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还是有很大活动余地的。这个余地有人敢用有人不敢用，而民办企业它就敢用。为什么民办企业有这么大的活力，为什么路达公司开办三年发展这么快，已经接近了创业阶段的尾声，开始了发展壮大的新阶段。在两年当中拿下了矿山，一年之内就拿下了一千万的资产。这靠什么呢？不就靠他在改革开放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吗？我想同志们已经亲身体会到：民办企业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它的改革开放积极性最高。
上面说的是1989年6月之前，第二段是1989年春夏之交。 由于民办企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在夹缝中取得生存权的，因此它们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它们更加爱护、更加珍视社会的安定团结局面，并且愿意努力去维护安定团结。我以一个老四通人的身份讲，四通完全是想缓和矛盾。而且当时四通的干部会我基本都参加了。经常谈的是“我们现在营业额又下降了，怎么办？……”作为这么大的民营企业，四通很担忧，希望尽快使社会矛盾缓和，恢复安定团结的局面。
任何改革者都不希望发生动乱，因为动乱将使社会发生倒退。动乱中首先打击的是改革者和改革的事物。
第三阶段是1989年下半年以来。这一年多时间里，几乎所有的民办企业受到了歧视和打击。当时所有的经济政策都强调要向国有企业倾斜，这种倾斜政策的另一面就是对民办企业实行歧视政策。在这种歧视和打击中，的确有少数民办企业和个体户倾家荡产了，但多数民办企业并没有垮。因为它有高效益，民办企业的高效益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使它战胜了歧视和打击。市场疲软，生产下降，作为地方领导人，谁不着急？不管是市委书记还是省委书记都希望经济不要滑坡太快呀，希望产值尽快回升呀，你把贷款往国营企业倾斜，可它效益低呀，钱投到那里就象投到臭水沟一样的，没有回报。资金倾斜的结果呢，是产值急剧下降，久久难以回升。而民办企业虽然受到打击，它的产值还在上升，尽管比以前上升得慢一点。所以地方政府发现不行，还必须给民办企业，包括一些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同等待遇。另外，就业问题很严重，个体工商户和乡镇、集体企业能够吸收劳动力，安排很多就业人口。这部分垮了的话，其失业人口政府是承担不起的。所以最近报纸上，没有提贷款呀、紧张的原材料呀要优先供应国有企业，这个论调已经破产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民办企业经受住了这次严峻的考验，靠的就是高效益和在国民经济当中一种举足轻重的地位。不是没有困难，不是没有受到打击，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打击无效，民办企业顽强的生命力起了作用。
这是风波刚刚过去之后的一段时间，第四阶段就是未来。那天吃饭时，路达公司有些年轻人就问到我：“你看，下一步怎么样？将来会不会又出现打击民办企业的倾斜政策呢？”我不敢打保票说不会，因为事实上有些人脑子里的观念仍然是旧的，仍然看不惯市场经济当中的新生事物，这种旧观念时不时就要表现出来。问题在于，这个思想观念付诸实践当中往往要碰壁。在实践中碰壁的不是民办企业而是这种旧的思想。因此可以说不是没有人想倒退，而是倒退难以实现。在民办企业问题上，我认为，历史不允许出现政策的大倒退，而只会逐渐地放得更宽。民办企业可以说在动乱以后的这两年里已经经历了它生存发展道路上的一次较大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度过了波谷。我不是说整个国民经济的困难度过了波谷──国企还未必过得去──而是说民办企业在政策上受到歧视和打击造成的波谷已经过去了。我想，将来重新回头再走这条路，在政策上打击民办企业恐怕就比较困难了，将来会逐步放得更宽。我说的是逐步放得更宽；而要有根本性的变化、质的变化，也不是很容易，因为那需要经济体制的全面变革。所以我的预测是民办企业已经走过了一段艰险的路，将来可能还会有许多艰险，但是政策上的大倒退或者扼杀的局面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因为民办企业有其顽强的生命力，所以经受住了考验，并产生了一定的免疫力，今后更能够经受住各种考验，而发挥出它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作用。
【《当说则说——曹思源演讲录 连载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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