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戴志强 王伟最近几月，不少国人的心为一些事件所震惊。如无锡太湖蓝藻污染事件，河南山西等地的黑砖窑事件等。此类事件发生的社会危害是极大的，岂非一个“祸”字了得。 如果把这类事件置于广义企业社会责任（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 还要承担的对员工、消费者、社区、环境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涵盖经济、法律、道德等多方面内容）的视野下来分析，其实是一场社会责任“大逃亡”的风波。制度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企业是一种包含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契约关系和协作组织，按照“权利责任对等”的公理，企业应该对股东、员工、客户、债权人、供应商、政府、社区、环境等要素提供者（即利益相关者）给予相应的回报，这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根本由来。与现有的商品经济社会相对应，人的发展正处于马克思所言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物对人的稀缺性依然普遍存在，这一历史局限性决定了多数企业普遍具有“经济人” 的特质。所以，当企业面对意味着一定成本的社会责任时，如果缺乏相应的约束力作保障，多数企业的理性选择是不作为。
可以作这样的判断：与砖窑企业主相比，民工处于博弈的弱势地位，若缺乏来自其他方面的约束力，企业主对民工的责任就可能落空；与化工企业相比，环境是非人的自然物，不易对企业产生迅速、直接的反作用约束，若缺乏来自其他方面的约束力，环境就可能遭到肆虐践踏。此类“企业之祸”的爆发，正折射出推动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约束力的整体软弱。 不少人习惯在企业“犯事”时，把“板子”一股脑儿地打在企业（主）身上，责难其商业良知的丧失，痛恨其道德水平的低下。若是就事论事的批判、惩罚，无疑是正确的；若是着眼于探寻深层原因，防范“犯事”重现，则过于肤浅，缺少历史的和进化的思维观念。老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制度经济学与人类进化》一文中阐述了这样的思想：这个社会合约的建立必定是许多代人，反反复复博弈的结果。若是把人们预期的企业对其应尽社会责任的自觉遵守看成是一种社会合约的形成，其必然也是企业与约束其行为的各方长期博弈的结果。 “企业之祸”的结局涉及到多名政府官员遭惩，证实了政府职能的严重缺失影响着博弈中的力量构成，以至合约没法形成。此前曾经发生的“齐二药”、“欣弗”等事件皆因如此。 由是可知，要防治我国企业逃避社会责任的不良甚至恶性的行为，向企业（主）展开法律、道德宣讲教育固然是不可或缺的手段；但从企业的历史局限性和进化的角度看，建立起能灵活、及时产生相应约束力的制度与非制度约束体系将是问题的关键，而“到位”且“不越位”的政府职能是其中至关重要的组成。可见，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从而规范公职人员行为，也自然成为“企业之祸”衍生出的另一个深刻而迫切的重要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