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欧洲商学院教授的“蓝海战略”很有兴趣，我想中国的很多事情不能一概而论，本来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一个正常的产业，于是，就挤出一个“蓝海”来，当然绝对是避开“红海”的，也是避开直接竞争的，原因在哪？主要还是来自政府、传统文化、法制。
春节买车票，本来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有政府订购一说，有托人买票一说，有攻关、送礼、涨价、代理加价一说，主要仍然是政府黑金现象。车票平均涨价20%，票贩子再加收40-50元（保守）代理费，如果是200元的普通车票，统一加价将达到40元，加上票贩子的代理加价40-50元（正常是5元），那么，“消费者剩余”将达到-85元—-75元，购票成本提高37.5%—42.5%，直接黑金比重达到17.5%—22.5%。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黑金市场，是很可怕的。
车票流通的路线图：消费者购票需求——正规车站购买（不出票或无）——（转向）票贩子热线（有票或等待）——票贩子从车站工作人员购买（票贩子和车站有协议利益）——车站工作人员控制出票数量（总量有限），这就是票贩子黑金供应链，铁道部美其名曰“打击票贩子”，殊不知，自己也不断地通过关系往外贩卖车票，贩卖给各级政府的关系票（虽然没有太多的黑金加价，也隐藏了人脉关系成本），贩卖给亲戚朋友的，则加上适当的利润，贩卖给普通消费者，这是真正的黑金。
问题出在哪里？是产能严重不足，还是秩序混乱？一个消费者同时向5个以上的站点和票贩子订票，使得订票的总需求扩大了5倍以上，由于放假的集中是为涨价做准备，导致需求的集中、需求过大，于是，假日不能有效的调剂开，超过4日的车票实际是很难买到。政府和铁路控制的黑金车票，导致火车空座也时有发生（即车票并没有完全卖出，信息不对称时，票贩子不能够及时卖出去），而且，不管之前感觉运力有多么紧张，但最后到春节并没有剩余消费者没有回家的。这是为什么？就是每年的车票基本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只是临客和站票多了点，而且，黑金车票逐渐就被消化了。春节这段时期，就是一个紊乱的时期，政府表面上是形成一个控制，实质在车票供应流程上形成了一个典型的黑金“配给制”，进入到一个无序状态，这是由政府无为造成的。
车票“供不应求”解决的办法很简单：1.铁道部解除政府垄断，引入竞争机制，扩大道路的产能。2.建立“车票实名制”。搞个实名制，就可以，一票（车票）——一人（姓名）——一身份证，凭证买票上车检查就可以，很简单。伪造一张身份证的成本太高，即使伪造了，也必须车票要与身份证同时使用，而且，不被列车员查出是伪造的才可以。因此，只要搞实名制，为了减轻对身份证的识别，可以提早2-3个月售票也是可以的。根本不存在那么多票贩子。所谓的票贩子，主要是车站人员把票倒出来，那些贩子才能够贩卖，是一个相互淘出黑金的过程。问题出在政府，而不在票贩子。
从春节出售车票，联想到医药行业的卖药，下面来看看药品流通的路线图：病人需求——门诊主任开方（高价药品使用，黑金市场存在）——医院药品销售——医院药品配送（正常销售额5%）——医院药品采购（集中招标）——医药药品临床推广（药厂给医生的回扣，促进黑金市场发展，销售额30-40%）——药品的医院开户（黑金市场，开户费用广泛存在）——药品的报批（黑金市场，国家局连连发生官员受贿案件的现象披露）——药品的研发（仿制药品太多，将逐渐成为政府监管的对象）。
药品流通的问题在哪？首先，客观的看，病人有病不去看病或看不起病，根源不在药品价格虚高，实质是“高”而不“虚”，主要是医疗费用过高，社会医疗保障不健全，是症结。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改革医疗体制，促进医药分业和分家，改善医生合法的收入水平，以财政来促进医疗服务的发展，逐渐把药品从医院转移出去。
如果要改变这个体制，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剖析：1.财政部拿出一定额度的资金，用于完善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西部等地区大力度推进2：2：1（国家财政20元，地方财政20元，个人10元的基本思路）社保思路；另外，财政部也应该拿出一定额度的资金，用于医院医疗服务，用于平抑医疗服务价格的长期过低，适当改善医生的合法收入。以法制来改善全国医生的黑金现象。2.GPO的引进和推广。可以配合新农合或者军区或者特定地区的试点，找到一个可以取代招标的集中招标采购思路，形成GPO促进生产企业和批发企业的重新整合和洗牌。特别指出，GPO在美国或其他国家已经有长达97年的历史（美国有600多个GPO组织，72%的采购依赖于GPO），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模式，我们应该加强学习和研究。3.物流的改进。无论是电子交易场，还是GPO，或者第三终端，都离不开物流，大物流的推广，特别是区域性的大物流或者农村的物流不但会得到政府的支持，也会得到快速、自然的发展。
医药行业的变局很多，但是目标模式并没有发生变化。原理是要逐渐排除黑金市场，用于科学的方法、法律和制度加以改进和整理，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来改造、建设、完善这个市场，卖票和卖药，究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主要是要发现根源，对症下药，使政府作为，逐渐屏弃政府的黑金收入，并运用制度加以约束，在这两个路线图中，政府，尤其是政府，是源头，政府作为和政府腐败治理显得尤为重要；其次，我们的财政投入和市场力量不足，也是导致问题多发的根源，都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