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人笔记每一篇的简介 2004年新闻笔记第十一篇



近两个月来,德隆风波和由于这一事件引发的各种猜测以及股票、银行等相关市场对此做出的强烈反应,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德隆董事局主席唐万里将造成德隆困境的主因归于从3月2日开始的那场舆论危机。难道真的是这样?

德隆主体属于上市公司,而公众是通过媒体来认识和研究上市公司的,因此德隆没有理由回避媒体代表公众所发出的探询。媒体喜欢吸引公众眼球的刺激性事件,是它的天性,也是它服务于公众并赖以生存的基础。公众需要通过媒体的力量来表达自身的要求,同时,媒体也有责任让处于投资双方弱势地位的公众对企业拥有更多的知情权。

两个月以来,几百篇对德隆的集中报道,和当年媒体对巨人集团、三株口服液、爱多电器等企业的关注惊人地相似。不能否认,当年媒体在报道巨人、三株和爱多三家企业时,有过分追究、打破局面之嫌;但三家企业恃己强大、慢待公众和媒体的地方,是否应予反思?今天,深究三家企业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企业自身经营过程中产生了致命的问题。

德隆这个巨型企业,对公众一贯讳莫如深,对媒体一直防范甚严,不排除这样的报道,有媒体集中发泄的意味。但德隆自己把危机归于舆论,就多少显得太过简单。本报记者在《德隆的伤痛》一文中说:“如果媒体的报道会引发一个投资体系走向危机,可以说,这个体系也不够坚强。”这一判断尽管不绝对正确,但内因外因,一目了然,道理也自在其中。

何况德隆,就是IBM也有这样“危机”的历史。1993年,处境艰难的IBM,被美国著名评论家查尔斯.莫里斯和查尔斯.弗格森比喻为“雷龙已向泥潭深处走去,总有一天会消失在泥潭之中”,“IBM几乎已经不可能再继续成为工业界的一支生力军了”;IBM的独家新闻报道者、《华尔街日报》记者保罗.卡罗尔也在他的书中断言“IBM将再也不能引领电脑行业了”。同年,比尔.盖茨也大胆预言“IBM将在几年之内倒闭”。今天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即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IBM的危机也不是来自舆论压力,而是来自由于销售和利润大幅度滑落导致的经营困境和银行因为担忧而引起的贷款信用危机。IBM后来重新站了起来,靠的不是“化解舆论危机”,而是实实在在地改善经营。

另外的反证则出现在美国安然公司身上。在安然突然被暴丑闻前,这个被媒体神化的明星公司,除了拥有超高的股价、众多的权威推荐机构,还有无数的忠实拥趸者。然而这一切,都在活生生的造假数字面前轰然坍塌。安然,这个媒体笔下和口中的“明星”也变成了“流星”。这证明,即使拥有再好的舆论氛围,但自身的业务经营还是一个企业得以存废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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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有意“造星”或者“灭星”,确有不妥之处。但所造,并非都是“弄假成真”;所灭,也不全是“真金白银”。德隆由于自身的原因,这些年被诟病、被怀疑的时候并不少见。然而可能是出于自身的考虑,德隆从未正面回答过这些疑问。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渐趋透明的时代里,与媒体的矛盾累积是小,加重各方面的疑问是大。但凡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哪个不希望德隆透明些,再透明些,好让德隆的“奇迹”找到依托,要让自己的钱袋接近安全。德隆在拥有224亿元实有资本、聚集几百亿元股票市值的权利下,是否应该承担自己与公众沟通的责任?在与公众和投资者的信息交流中,德隆做到沟而通之了吗?

我猜想德隆的危机,并非来自舆论,而是企业自身对经济形势判断失误造成的结果。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尽管学术界对“经济是否过热”争论很大,但若干的信号证明,国家已经开始对经济能否平稳运行投入了相当大的关注力;而这种情形,是有别于前几年的“运用积极财政政策拉动市场”的决策的。尽管吴敬琏从“最怕的是(经济)没有温度的高烧”到“经济已经过热了”的判断直到今年两会依然被很多经济学家所驳斥,但毕竟事实胜于雄辩,物价从年初开始就一改疲态,快速上升,经济过热,显而易见。德隆所做的产业,很多处在经济过热的风口浪尖,在近一年的时间长度里,企业竟然没有充分研究经济的大形势,及早做出判断或者安排,这是德隆如此大的产业链条中非常可怕甚至致命的一个缺陷。小企业,管理为先;大企业,决策致命。德隆应该知道其中的厉害,更何况“过热”的判断是来自国务院的智囊机构。唐万里说:“舆论危机化解后,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我看到这个结论后,觉得他的认识路径还是没有接近事实。好在他也反思了德隆不少的欠缺,这让人看到了希望。

银行根据宏观政策和自身判断,对德隆紧张和惜贷都是正常的反应。有人形象地比喻银行对企业的贷款行为是晴天借伞:听说雨天要来的时候,它就会把伞收回去的。这说明银行是锦上添花的亲戚,而不是雪中送炭的朋友。但这正是市场化的经济环境中每个商业银行的天性,无可非议,而且符合市场价值观。因此,德隆也怪不得银行,倒是想办法解决欧美企业一直倡导的“企业必须有足够的自由现金流量”这一问题,更见实效。

没有人希望重演巨人、三株、爱多的历史,这不仅仅是对于德隆。当然也不能说集中的报道对企业就没有一点儿杀伤力,但媒体绝无扼杀一个企业的意图,因为企业的利益属于公众,而媒体又代表着公众的利益。问题的核心是:既然企业不可能回避被公众所关注,那何不选择对待媒体和公众的恰当态度,以便及时发现、处理甚至利用“舆论危机”,来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围环境呢。德隆国际新闻发言人刘晓雨的话倒显示了对此次危机进一步的认识和态度:“危机就是危险和机会的双重含义。”我庆幸他没说“舆论危机就是舆论危险和舆论机会的双重含义”。

因为德隆透露的与企业经营相关的信息太少,所以我们无法判断德隆自身的经营现状。但我们依然可以这样说,德隆要化解的,不是“舆论危机”,而是因为缺乏和公众的有效沟通造成的信任危机。套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德隆应该真诚面对公众。”

国情专家胡鞍钢说:“危机是国家面临的一种常态,解决危机是一种能力。”这话同样适用于德隆国际,还有一切以为“企业的危机只是舆论危机”的企业家们。

***注:此文发表在2004《北方航空报》机载版声音时评版,这里为原稿,发表时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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