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最近随着央视纪录片《大国崛起》的热播，社会上对国家崛起的讨论方兴未艾。于是我重新翻阅了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大国的兴衰》。这本书在1987年出版时就立刻引起了轰动。和《大国崛起》一样，这本书关注的焦点也放在了大国崛起的外部环境和自身变革的横向比较上，只是《大国的兴衰》更偏重于经济化的角度，而《大国崛起》侧重于政治学和历史学的分析。我们关注世界的发展变迁，而世界也正在注视中国的崛起，或者有一些忐忑，也许还有一些惊奇，因为他们在思考，难道拿破仑预言的“睡狮”真的要在21世纪苏醒，屹立于世界之林？2005年，中国那位最早提出“和平崛起”的学者以一般身份访问华盛顿，国务卿赖斯亲自接见并礼遇甚佳，可以看得出世界一流强国对于中国崛起的小心翼翼和如履薄冰。总觉得国家的崛起是一个太大的话题，水平所限，不能妄谈，但是因为重新读了肯尼迪的这本著作，还是觉得一些想法不吐不快。权作一本无意为之的书评吧！肯尼迪的原意是写一本薄薄的“文章式”的小册子，只希望就过去五个世纪里有关大国不断变化的实力阐述自己的观点。但是，一个简单的命题戏剧性地造成了一本理论巨著的诞生。肯尼迪很快发现几乎从未有历史学家涉足这一领域，没人把军事史、经济史、国际关系史这样混杂在一起，提供一幅详实的大图景，而且前后贯穿五个世纪。1931年，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对他的幕僚鲍尔温感慨，“我们都为日常的杂事而分心过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对全面的形势进行调查，并制定出相应的政策，但是我们又不得不经受着一个又一个焦虑的折磨。”《大国的兴衰》给出了一个去除焦虑的理由。aihuau.com肯尼迪显然并不想把自己的专著局限于纯粹的历史描述，而是融入了有别于以往的、清晰简约的经验型理论观点，用深层的历史观和理论从浩瀚的史实中区分并提炼出重点与关键，继而把理论深入贯通于历史之中，用公元1500年以来大国兴衰的历史，来诠释在文中一再被提及的论点，最终达到历史与理论的浑然一体，这确实只有少数具有自觉理论意识的高明历史学家才能做到。不仅如此，肯尼迪更是一位高超的战略家，他在书中不是囿于历史与理论的圈子，而是根据理论引申出其他战略涵义、利用历史进行验证和比较其他战略思想，从而为国务家和外交家进行决策提供了更加直接的战略依托。同样，作为一个有现实感的历史学家，肯尼迪在书中也依据过去的历史对最近的将来进行了预测和推论。这又不完全是一部军事史，它也追溯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但它也不是一部经济史，该书重点阐述了国际体系中的一流强国在励精图治、富国强兵过程中经济与战略的相互影响。并对“今后世界政治的格局”作了预言。肯尼迪没有想到，这本将近700页之厚的理论书籍，竟会在近20年的时间里，在中国数次再版、新译。当然有原因，当肯尼迪教授开始撰写《大国的兴衰》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引起世界的关注；而2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迅速发展已经被西方媒体称作是“神话”了。在这本书中，作者对中国的大国之路、对未来世界将如何面临中国崛起之挑战，都作了相当精辟的分析。目前在西方出现的有关中国崛起的各种观点，大体上也可以在本书中找到“源头”。当中国准备在21世纪“和平崛起”之际，这本书显然是很值得国人一读而再读的。在中日战争结束整整60周年之后，当我们试图全面理解这场战争的起因与全部过程时会发现，如果你想理解1931年发生在沈阳的危机，也必须同样考虑在1935年埃塞俄比亚、1938年苏台德区的危机。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地区性冲突，最终酿成了全球性的战争，它们反过来又改变了地区的战势。 历史的表象似乎毫不相干，但内里的联系却是环环相扣。哲学家所讲的“蝴蝶效应”在历史层面上依然可以得到验证。去除掉战争中蕴含的民族情感，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经常被理解成两个崛起的大国对现行世界体系的挑战。一直到1941年12月，这种挑战看来都是成功的，德国让整个欧洲陷入哀嚎，而日本几乎横扫了整个亚洲。自从19世纪中叶开始出现的以大英帝国为支柱的世界秩序，彻底坍塌了。一个勉强的参战者改变了历史的行进方式，却获得了战争最大的利益，持续至今。尽管在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力量也是位居世界第一，但它的外交与军事的影响力却乏善可陈。1919年《凡尔赛条约》签订时，威尔逊总统试图向世界表明美国式的信念，却被欧洲老手们轻而易举地戏弄。不过从“二战”以后，威尔逊总统的目的轻而易举实现，美国式的信念一直风行世界。世界霸权的接力棒如何从英国传递到美国手中？而德国、日本乃至后来前苏联的努力，又是如何被瓦解的？是什么因素促使了一些国家的兴起，又是什么令曾经的强大与繁荣衰落下去？这些命题令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与政治学者着迷不已。前者没有充裕的时间思考，只能发出类似麦克唐纳式的感慨，而后者又太缺乏直接经验，往往纸上谈兵。有过教授与国务卿双重经验的亨利·基辛格知道这两类人的立场多么不同，多么难以相互沟通。 肯尼迪研究的目光放在决定大国的各种关系和力量的综合效应。他帮助我们把大国的崛起与发展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放在不同地区发生的国际事件的相互关系中去观察，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大国兴起的缘由和维持大国地位的条件。《大国的兴衰》在带着我们从500年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的同时，并没有让我们的视角仅仅停留在历史上，而是能够透过历史放眼未来。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后顾与前瞻，才使得该书的分析更加透彻，在立意上就具备了开拓性的优势。在肯尼迪看来，影响大国兴衰的主要因素是“国防费用与安全、社会与消费者的需要、增长的投资，这三者形成了一个争夺自然资源的三角”。他认为，要取得三者的绝对平衡是不大可能的，能做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大致的协调。如果在国防、消费和投资三个方面不能保持大致均衡的话，一个大国就不大可能长期维持它的大国地位。实际上，近年来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 美国就面临着这样的 挑战。当然，要保持三者的平衡，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文化、机制、传统、机遇和不同利益集团的作用等。肯尼迪认为，生产步子的快慢、国家的兴衰以及力量对比变化等方面的问题，不是一个国家或某一个人能够驾驭的，未来大国的发展及其大国体系的前景将取决于华盛顿、莫斯科、东京、北京以及欧盟各国的才智，取决于各大国在“时间的长河”中航行的“技巧和经验”。他相信，今天的美国正在重复所有大国曾经的错误—— 军事安全的需要攫取了过多的国家财富，“过度扩张”将不可避免地使它衰落。根据肯尼迪的理论，要成为一个大国，必须有可使国家欣欣向荣的经济基础，然而大国通常要进行战争或很可能进行战争，所以需要将国家的很大一部分“生产能力”用于生产武器装备，这就可能有破坏国家经济基础的危险，对于那些为得到长期发展而将绝大部分国民收入用于发展经济的国家的经济基础更是如此。这就从理论上提出了一项基本要求—— 如何确保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之间的平衡发展，也就是如何确保长期经济发展与短期军事安全的平衡。当然，理论上的最佳答案是“利润和军力齐头并进”，但是在历史上和实践中，国务家们却往往面临这样的战略困境—— 既要为国家利益提供军事安全，又要满足老百姓的经济需求，还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由于这三者都要争夺国家资源，要解决这个战略困境没有绝对的万全之策，也许最好的办法是使三者之间保持大体的协调。但是如何达到这种协调，总要受到不同国家的各种具体条件的巨大影响。 历史学家福格森对肯尼迪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他的思想完全是经济决定论。肯尼迪分析的基础是，如果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范围内，优势总是属于那些有更强的物质创造能力的国家，而技术上的突破与组织形式上的变革是物质创造的基础。但是历史的复杂性总是无法用理论和数据完全表明，可能理解真实的历史缺乏现实基础，寻求一条清晰的线索是学者对于社会的贡献。 依据“经济技术—— 军事—— 国力”的相关理论，肯尼迪把整个500年的历史划分为两个基本的时代—— 前工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在前工业时代，财政金融体制的确对国家的实力衰长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地缘政治作为一个基本因素其作用不可小觑。固然1500年前西方勃兴的基础在于其缺乏东方式的集权机构，经常的战争引起军事改革的需要，进而推动商业贸易与科学技术持续向上地螺旋式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逐渐走到世界的前头。但是，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王朝争霸欧洲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却在于其碎片化的国土，地缘位置过于分散导致军事义务过多、严重超过了国家的经济承受能力，由此物质资源与军事力量的平衡之维系愈发难以确保，最终其失败不可避免。此后继起争霸的法国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更接近于控制整个欧洲，但是它的努力总是由于其他强国组成的联盟反对而无法实现，其原因也在于法国地理位置处于欧洲大陆的西端，极易受到攻击，况且作为海陆复合型国家，法国的战略总是在陆权与海权之间摇摆不定，造成战略的分散、重点不明确，从而为地缘位置更好的侧翼国家—— 英、俄与其他国家的联盟所打败。然而到底什么是国家、地域、政治、技术与组织变化的基础？肯尼迪坦率地承认这并非他的研究领域，因此读者却很少被引诱进入更深的探索。当然，500年的大国兴衰史能够为我们提供更为具体的教益。● 保持消费与投资的适度平衡：协调国民的福利、消费与国家的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 ● 保持军事性投资与生产性投资的适度平衡：协调防务投资与生产投资的比例关系。
● 保持国防需求与军事手段的适度平衡：协调在预期的国防需求与其所拥有的履行义务之手段的平衡。 ● 保持长期经济发展与短期军事安全的适度平衡：由于国家既要在无政府状态的军事政治世界中存在，又要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世界中存在，所以要权衡供养庞大的武装部队以获取近期安全与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以取得长远经济安全的问题。出于历史学家的本性，肯尼迪也对未来进行了预测。他从历史类比和理论推论结合的角度对未来进行预测，认为有两个趋势不可逆转：一是不均衡的发展方式伴随全球生产力对比倾向太平洋地区，另一个是由于新武器系统昂贵和国际上的抗争、军事费用将呈螺旋式上升趋势。在此基础上五极趋势将继续发展。经济上，前苏联、美国、欧洲共同体所占比重将继续缩小，日本、中国所占比重将继续增大；军事上，美苏两极体系将继续存在，但是世界的两极性有可能逐渐减弱。考虑到《大国的兴衰》一书的成书时间是在1987年，那么对其中的许多预测和推论不得不佩服作者的先见之明。时隔多年之后，当我们回头再评测和反思肯尼迪对他那时的未来之预测，总有些许验证和批驳的味道。尽管不得不承认肯尼迪的推测在很多地方是正确的甚至是十分确切的，但是挑剔的读者仍然可以找到其预测的漏洞和缺陷。首先就是对“苏联解体、冷战和平结束”之可能性的一再排除，这是处于变迁之中的历史对历史学家思维极限的巨大挑战。的确，历史学家能够发现一些十分可能或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必然的趋势，但是要对所谓“历史偶然性”进行预测是需要天才和先觉的。无论在政治学界还是历史学界，真正能够预测到冷战能够以此种方式结束的罕有其人。诚然，问题的提出在于回答者本人，但是答案的判别标准确实有些旧，总是苛刻得很。在《大国的兴衰》出版之后的17年中，肯尼迪先生仍被热烈地引用。至今，没人可以忽略《大国的兴衰》，因为肯尼迪先生的非凡优势—— 将所有事件置放于一个整体框架中思考的能力，仍无人超越。判断一本书杰出与否的标志，除去它的思想深度、表达能力、想象力，显然还有一条更不可忽视—— 它是否具有里程碑意义。肯尼迪是第一个大胆地用如此丰富的素材来写作这一古老话题的作家，它多少可以帮助政治人物缓解麦克唐纳式的焦虑，尽管时过境迁，不尽如人意也是不可避免。从19世纪中叶开始，因为西方世界的出现，我们才逐渐产生了中国可能只是世界地图中的一部分的意识。一直到今天，中国仍处于向现代国家演进的最后阶段，仍未完全通过唐德刚所说的“历史的三峡”。历史的复杂性与偶然性有时会冲破任何恰似清晰的分析。因为在理性的分析中，我们对于同样对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民族士气、道德力量、文化创造力、政治能力、军事组织、动员能力、教育程度缺乏数字化的全面理解。就如吴敬琏先生所讲的，没有一个决策者可以分析出社会各个方面的细致供求，并且随之变化。经济体尚且如此，遑论全球背景下的国家。事关中国，国家经历经济高速发展20年，市场繁荣，与此同时，也有一些问题迫在眉睫，困扰着决策者的思维。这些复杂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在历史关键时刻扮演支配性的因素。其中大体可以总结为四大问题。(1) 公权力腐化严重，政府执政能力备受考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英国出现了丘吉尔赢得战争却选举失败、失去政权的一幕。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腐败使得其在民众中失去信任，导致政权崩溃，一败涂地。这些并不久远的例子警示我们，历史的考验是严酷而且迫切的。在经济繁荣的时代，可能会拖延危机的爆发，但是却不能阻止危机的滋生与蔓延。那么，如何制止公权力腐败、防止执政质量下降是执政党所面临的最严峻考验。(2) 预防农村社会矛盾激化近些年，因为各种利益纠纷引发的农村群体抗议事件层出不穷。可以说，中国社会矛盾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农村社会存在不稳定趋势。中国共有19亿亩耕地，按照当下的农业技术计算，可以养活17亿人。然而，按照户籍计算，中国共有9亿农民，其中农业劳动力接近5亿。也就说，中国每个农业劳动力耕作不到4亩田，每个农业人口仅拥有2亩。因为气候原因，北方每亩农作物产量仅为南方的三分之一。即使按照南方的产量标准，专家认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是“一亩地经济”。在清朝初期，中国人口才1亿，1950年接近5亿，而今是13亿。所以，中国的耕地对于农业人口来说，实在是太少了。人均一亩地导致农业生产的现状：农业劳动力每年只工作三个月，从事的工作又附加值极低，且无效率可言。这样，中国农村社会的经济发展就存在天然劣势。世贸入关之后，我们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毫无竞争力可言，这就进一步导致农村社会的经济压力增大。在一些发达国家，农业生产实际上是由极少数大型财团控制，而且在国家补贴下进行市场化运作，而我们是以数以亿计的“家庭农场”与之抗衡。中央接连出台农业生产的优惠措施，连续几年的“一号文件”旨在减轻农村人口的生存压力。但是，“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是否能突破，会不会重复出现“谷贱伤农”的市场结果，则是需要慎重考虑的。2006年11月的《焦点访谈》播出了陕西农作物滞销导致农民血本无归的事件，就非常发人深省。综观世界发达国家，把小农们组织起来离开农耕，进入工商业，曾经是它们发展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也一直把工农联盟看作是两条腿，缺一不可。所以，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治策略无疑会为农业社会带来一次变革。(3) 城市出现新贫民群体，人口贫富差距增大近年，我们看到中国的贫富差距即基尼系数呈现加速增大趋势。表明中国的两极分化日趋明显，已经成为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民众在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而因为这些制度设计存在缺陷的行业，出现了大量财富转移的现象。例如地产，房价高涨，老百姓掏出毕生存款买房，甚至承担房贷，而其中暴利则为相关产业的经营者获得，例如开发商、地产经纪商等。一旦地产泡沫破裂，人们就会因此出现负资产阶层，其对于个人生活的破坏是致命的。温总理曾说最头疼的问题是民众医疗问题。医疗费用过高，医疗保险制度不完善，还有接连爆发的医患纠纷已经使得民众在医疗问题上怨气冲天，医疗也成为老百姓经济上的一大负担。还有一些因为国企破产造成的失业者，诸如此类，构成城市生活中一个不容忽视的贫困阶层。因为历史原因，中国民众很难不产生仇富情绪，而这种情绪极易蔓延成一种社会对立的潮流，这是危险的，不可小觑。如何缓解，如何解决民众生活中的矛盾，对于当代中国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4) 国家周边地区存在不安定因素，外患压力沉重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社会大动荡的原因恒定在内部腐化和外患压力的双向作用下产生。应该说，新中国正在快速崛起，在21世纪内进入世界第一集团的前景越来越清晰。古希腊的修昔底德写作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其中一句名言是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开端：雅典与斯巴达战争的根本原因是“斯巴达对雅典迅速崛起的恐惧”。迅速崛起是可观的，恐惧是主观的、可变的。从边缘政治学来看，中国的周遭并不宁静，其中朝鲜半岛的局势牵扯巨大，各方角力是不是能得到最终平衡的结果似不可知，中国在其中虽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因为朝鲜政治举动的扑朔迷离，未来很长时间，朝鲜半岛都不能平静，那里的局势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人甚至认为，朝鲜半岛和巴尔干地区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也不见得是危言耸听。在东南亚地区，中国与一些国家的边界线之争还未解决，但不是迫在眉睫，关键是中国原油重要的运输管道马六甲海峡处于风口浪尖，因为一旦运输通道受阻，国内的能源将大受影响。与印度的关系在实现高层互访后出现改良，但是因为边界领土争议较大，而且经济上与我国同质竞争，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印度的崛起和影响。而在中国和平崛起之路上最大的障碍来自美国，美国决策层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坚定地认为：在可见的将来，中国是唯一可能挑战美国世界霸权的国家，因此要及时制止中国的崛起。虽然我们在经贸领域上与美国存在很多交集，但是必须清除“战略利益高于经贸利益”，注定中美关系未来不会一帆风顺。美国遏制中国的主要外交手段不外乎两个：一是台湾问题，二是借助日本。因为日本右翼力量的不友好政策，使得中日关系经常风波乍起。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中国必须重视他的存在，而今天日美的战略伙伴关系对于中国真正是如鲠在喉。当然，中国政府和俄罗斯形成的战略同盟将会在一段时间内消除日美同盟对于中国的遏制作用。从发展的眼光看，中国要保持稳定，安心内政，还是有很多针对外患的功课要做。外患有时是客观原因形成的，有时是因为中国的成功和崛起，而抵御外患的基本手段就是加强中国社会的内部凝聚力。而凝聚力来自于政治的清明，和一个英明且具备公信力的政府。如果中国不能成功解决这四点问题，那么崛起和复兴的脚步就不会长远和坚定，甚至出现停滞乃至倒退。而从世界观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和平崛起”，关键决定于如下两点是否取得成功：一是要坚持除非迫不得已、决不同美国长时期对立或大规模冲突，同时争取广泛的睦邻关系；二是实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的、根本的创新，包括制度上和技术上的伟大创新。“和平崛起”是中国在韬光养晦之后提出的一项重要强国战略，是具备相当政治智慧的。这种提法所包含的深刻含义对于我们的国家大有裨益，因为它是把国际放在一个坐标系中，立体、多维、发展地看待国家和社会的变化，最后得出的一项政治主张。一个国家的强大，要是还取决于和其他国家的比较，而且这种比较理应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于某个狭窄的领域，那么，我们才可能稍微逼近“崛起的 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