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洞明 世事洞明谈企业



按:2007年9月29日,《管理学家》双周论坛邀请科瑞集团副董事长郭梓林先生与著名编剧刘和平先生——主要作品《雍正王朝》和《大明王朝1566》——对话“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精神”。我有幸得到郭先生的邀请现场聆听,真是一场“精神的盛宴”,我当场感慨:二位先生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对话深刻,有趣,充满睿智,我愿意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郭先生不但是出色的民营企业家,而且是一位在实践中自学成材的优秀学者,尤其逻辑上通透,最善于以经济学精神解读人生、社会、历史和文化。我接触过不少的企业家,不少的人都非常有思想,甚至有的还一套套的理论。但我感觉,像郭先生这样深入思想并与主流融洽的,似乎并不多。就像不少的民间学者一样,企业家里面的思想者不少最后亦有旁门左道之嫌。

 

事实上,这一次对话即缘于郭先生对刘先生《大明王朝1566》的独特解读,不仅充满经济学精神,甚至多出乎刘先生的意料。

 

本文是我两年多前拜读郭先生《企业游戏——近距离文化观察》而发的一点感想。

 

 世事洞明 世事洞明谈企业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郭梓林先生这本题为《企业游戏——近距离文化观察》(以下简称《企业游戏》)的书,坦白交待,已经好久没干这样的事。不是不喜欢读书,原因可能是在于我比较挑剔,一者我喜欢深入,一者我爱好浅出,而满足这二者的书似乎不多。本人也常常逛书市,但一年也难得有一两次这样深入浅出的“艳遇”。

 

一般的书,读了也就读了,除了眼睛中和脸面上几分倦意,权且作为“物理反应”,头脑中几乎没有任何“化学反应”。《企业游戏》却引发我一系列“化学反应”,以至于好几天都出不来,老是在念叨,不时要翻翻。这本书虽是“游戏企业”、谈企业文化的,但却引起我对社会、对历史、对政治、对人性——尤其是对人性的万千遐想,感觉自己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一个人初涉江湖时,特别是一个青年人初涉江湖时,由于阅历欠缺,吃过的饭还不如人吃过的盐,行过的路还不如人行过的桥,常常会被周遭的人际关系所迷惑。原本好好的朋友,因你突遭一桩不好的变故,朋友的脸一下子变了;原本好好的合伙,因他突然捡到一个陷饼,合作的价码一下子高了,甚至把你踢出局外;好几个月电话铃不响,甚至鬼都不敲门,你突然中了彩,亲朋戚友甚至已经失忆多年的同事,有一天突然登门拜访……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呢?郭先生《企业游戏》书中有一句话能提醒你:“事实上,没有一个成熟的男人不认为‘男人之间的合作其实就是实力与实力的合作。”原来是实力在作祟!山重水复,柳暗花明,豁然开朗,你还会对哪一位亲戚、朋友、同事、合伙不理解吗?

 

我有一个朋友,经常换手机号码,甚至也经常换居住的地方,流动性特别大。一些朋友都不愿与他交往,倒不是因为他就“坑”过这一些朋友,而实在是因为他要找时找不上,不需找时却上了门,你无法控制与他的交往,只好干脆与他不交不往。我曾经劝过这一位朋友尽量减少流动性,增加稳定性,别让人当成“流寇”了。我给他讲了一个亲历:在我所住的园子附近,不时会有人踩着自行车,走街串巷,高声叫卖“核桃,核桃,十元钱二斤半,要买从速”。这的确便宜,有一次我好了奇,就把一个给叫住,亲手一试,核桃的确不错,于是二话没说掏十元就买了二斤半,高高兴兴提回家。没想到回家想品尝一下,那核桃却一个个敲都敲不开,方才知道上了当。

 

一下子,我也明白到:这些货郎当之所以流动,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也就是因为他们倒卖的是最差的核桃。人们常说“流寇”,“流”与“寇”是关联的,“流”则为“寇”。正如郭先生在《企业游戏》书中所分析的:“普遍发生在企业和个人身上的短期行为,实际上是由于人们把合作当作一次性博奕而做出的必然选择。”一次性嘛,你不“坑”他“坑”。

 

像这样的捅破最后一层纸的点拔,《企业游戏》俯拾皆是,郭先生在书中侃侃而谈,谈合作,谈分工,谈经营,谈管理,谈企业家,谈企业文化,企业的方方面面无不涉猎;从案例升华到理论,从理论降解到案例,似乎也是乱石铺街,搬起石头就来,真的就像“游戏企业”。但这只是郭先生“形散神不散”的太极功夫,在骨子里,《企业游戏》是有一个秩序的,而且这一个秩序的逻辑起点非常简单,这就是人性自利,全书实质上是紧紧地扣住人性自利这一点谈合作谈分工谈经营谈管理谈企业家谈企业文化的。

合作是实力的平衡,“流”则为“寇”是必然的,这种种点拔实质上都是从人性自利这一点演绎出来的。比方说,合作为什么只能是实力的平衡呢?既然人性自利,要么没有合作,有合作就只能是实力的平衡,因为人性自利决定了没有哪一方愿意自亏。再比方说,一次性博奕为什么容易发生短期行为呢?一次性博奕是干完就拉倒的事,这就决定了自利的双方都不会考虑将来,更不会考虑长远,那自然而然就是短期行为作主了。这也就是“寇”为什么“流”,因为他只考虑当下,没办法不流。

 

围绕着人性自利,郭先生在《企业游戏》中还有许多精彩的演绎,比方说“养虎遗患”。书中讲了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个出色的民营企业家,在公司的全盛时期,招聘了一个女助手。刚进公司时,女助手十分谦虚,非常恭敬,尊称老板为“老师”。老板看她既年轻漂亮,又谦虚恭敬,也就顺水当起了老师,多与她促膝谈心,甚至无话不说,自己当年发家的黑幕也都给抖了。自己好学上进,加上老板老师的栽培,女助手成长迅速,甚至为公司解决了好几个棘手问题,上下同夸。老板老师看在眼里,甜在心上,就把她提上公司第二把交椅,做公司常务副总。但也就在这时候,女助手自认为已经掌握做企业的“精髓”以后,自己另起了炉灶。先是利用手中的公司权力为自己积累社会关系,后来即发展到出卖公司利益。最后当她向老板老师提交辞呈时,什么都准备好了,只欠走人。更要命的是,她的公司与老板老师的经营范围完全相同。

 

从人性自利这一点出发,可以推演出一个人际关系基本原则,即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合作是暂时的,竞争才是永恒的。女助手先是谦虚恭敬地给老板当学生,学业成后即对老师倒打一耙,如果说前面是合作,那后来无疑就是竞争,哪一个更永恒呢?这一个案例正是人际关系基本原则的生动证明。在那一个猫和老虎的寓言中,猫师傅不正是靠留了一手才得以从虎徒弟口中余生吗?

 

    郭先生商海沉浮几十年,既在国营企业做过老总,也亲手创办过民营企业,至今仍是科瑞集团的常务董事、副总裁,这或许正是他洞明世事、练达人情的资本。事实上,郭先生对世事和人性的深刻洞察也反映在一些甚至微不足道的细节上。比如《企业游戏》书中也谈到企业家的孤独以及他们排谴孤独的方式,很是引起人们的深思。

 

如果问郭先生《企业游戏》最精彩的贡献是在哪儿?我的回答是:郭先生发现了做企业与“修齐治平”在精神实质上的相通,并作出了初步的论证。彻头彻尾说到底,做企业实质上也就是做秩序,企业的发展实质上也就是秩序的扩张。而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也就是做秩序并扩展秩序,并且指出这里面的根本是在于做好自己的秩序,即“意诚——心正——身修”。从这一意义上讲,《企业游戏》这本书不但“游戏”了企业,而且也“游戏”了政治;不仅企业家当读,而且政治家亦当读。

 

鲍勃·迪伦在《答案在风中飘》中问得好:“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成为男子汉。”我不会说——读完《企业游戏》就能使你成为男子汉,但我非常乐意说——翻翻《企业游戏》能使你少走一些路,郭先生能把人撑过来一些。

 

(《企业游戏——近距离文化观察》  郭梓林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5年1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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