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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愚蠢到去相信经济学是公有制与私有制相互较量的产物，也没有进一步糊涂到看不清这两种所有制在人类社会恒久以来的公共经济当中永远无法彻头彻尾地相互排斥而总是共生的本质的地步，其中的道理在于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是以社会成员或家庭或个人的经济活动为基础的，后者不可否认地有着私有经济的成分，即使在类似“一大二公”式的最极端的公有制时代都是如此，那么，就必须不加倾向性地评价国有经济或私有经济在一个公共经济体发展当中做出的贡献。 换言之，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虽然在所有制制度上存在差异，并且总是在意识形态上存在更大的差异，但是，必须承认，这丝毫改变不了国民经济有着公共经济的本质。所谓的差异不过是要么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公共经济，要么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公共经济。鉴于即使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公共经济当中，私有制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诸如通过征收比例极高的遗产税限制私有财产的无限增长，或者通过缩短土地使用权的期限来限制私人对土地资源的过度占有，后者总是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一个社会长期的分配不公平或至少在加剧隔代人分配的不公平状态，因此，相对于那些表面上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公共经济却存在对私有财产过度保护的情形来说，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公共经济未必不在促进全体社会成员分享经济成果方面比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公共经济做得更好。 请宽恕我以上述不容易理解的文字作为本文的开场白。这毕竟为我接下来的分析给出了思路。需要分析的问题并不复杂，这就是在中国有着规模经济优势并且往往占据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利润异乎寻常的大幅增长真的是一件好事吗？该等问题来自2006年全国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442亿元，按年增幅高达31％。我之所以认为这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原因是我可以用以下三段很简洁的文字就可以把它说清楚。 首先，从根本上讲，人们所说的GDP增长其实只有两种途径，要么是增加就业，要么是提高劳动生产率。鉴于中国尚处在工业化进程当中的初级阶段，来自广大农村地区的劳动力供给有着持续增长的必然性，并且经济增长无可分辨地表现为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因此，增加就业有着更加积极的意义。遗憾的是，没有证据表明为数不多的规模以上国有企业就它们所占有的公共经济资源总量而言在过去几年贡献了新增就业机会，倒是有充分证据证明非国有企业是新增就业机会的主要贡献者。依据国统局提供的数据，仅在2001～2005年期间，全国国有企业年末职工人数就由7409万人减少到6232万人。于是，夸大国有企业利润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是不合乎经济学逻辑的。 其次，鉴于国家财政收入的95％以上（各年度平均水平）来自各项税收，而税收增长是经济活动总量增长的结果，因此，没有证据显示国有企业对支撑整个国家机器的财政收入具有与利润大幅增长相同的意义。相反，人们一再被告知为数不少的国有企业享受着名目繁多的税收优惠。不仅如此，如果考虑到在国有商业银行改制过程中一次性核销的坏账绝大多数来自国有企业以往年度积累的潜在账面亏损，这一判断更加具有说服力，姑且不论用来核销银行坏账的外汇储备主要不是国有企业贡献的。 第三，即使不考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仅在职工平均货币工资的范围内，国有单位职工与非国有单位职工的工资差距在最近几年内快速被拉大，其中2005年国有单位职工平均货币工资对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平均货币工资的领先幅度由2000年的1.52倍大幅提升到1.71倍，并且逐步超过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其他单位职工平均货币工资水平。糟糕的是，国有单位的职工人数是一个绝对的少数。毫无疑问，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的快速增长是建立在利润持续快速增长基础上的，这使得国有企业利润大幅增长有着加大国内工资领域收入不平等的实际效果。应当说，这其中包含着垄断的成分。当垄断企业职工工资增长伴随着非垄断企业职工工资收入的相对下降时，利润大幅增长的意义显然是颇为消极的。 令人忧虑的是，国内经济学界对消极意义总体上大于积极意义的国有企业利润大幅增长至今依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依然继续强调所谓提高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然而，经济学从来就不是只关注效率的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