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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福洪
中国的高校，社会大众对其表现十分不满。主要是：育人环境不佳；大学如行政机构；学术味不浓，“象牙塔”变成了“假山”；没有培养出世界级的科学人才；以及人才适用性差。
而高校的教师，对高校也有许多的不满意，主要体现在：教师主体地位在高校没有体现；官本位盛行；教师收入太低，投入与所得不对称；科研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等。
内部和外部都不满意，说明中国高校的确有问题，非改革不可了。
一、中国高校分类发展要来真的
分类发展，不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给钱多与少的区别，而是如何给钱的问题；考核与评价问题等。
分类，不是因为谁本事大小的问题，名气问题，而是培养人才的定位问题。
中国高校受精英教育模式的制约，所谓普通本科大学规模太大，培养的人才“低不成高不就”，就业成了一个社会问题。社会人才结构是一个正宝塔形，即顶尖人才需求小，普通人才需求大，即高、中、低逐次加大的正态分布。但中国的高校，按顶尖级人才培养的大学生，比普通高级人才数量大得多，且所有高校都向培养顶尖人才的方向努力，并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而用人单位“人才高消费”现象愈演愈烈，一般岗位专科生就行，硬要招收本科生；本科生就可以的岗位，一定要招研究生；而必须是研究生的岗位，反而被专科生，杂牌军占领。
本科和研究生招生规模一直在扩大，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已成普遍现象，国家教育部至今没有改革的方案出台，冷漠到无法容忍的地步。
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大众化教育阶段同样有精英教育，高级人才也有类别之分。作为国民教育，就是要针对社会人才需求岗位的量、等、级，划分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即类别。这一点没有搞清楚，就是定位不准，发展就是糊涂发展，浪费国家教育资源。
国家教育部，不要被那些貌似高深的教育理论和西方的一些做法所左右。中国是什么国情就按国情需要办，适合自己的就是科学的。我国要学习的外国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就是要“说真话、做实事、学术本位”。
定位，就是培养的人才的就业方向。虽然毕业生不一定是按培养方向就业，但学校必须按就业方向的人才标准培养。其中，本科生与研究生之间应该有所区别。
我认为：“986工程”类的学校，就是中国高等精英教育，所谓“精英”，就是就业方向是中国国家级科研单位和“211工程”类的大学。其中的清华、北大、科技大三所大学，就是中国的顶尖大学。所谓“顶尖”，就是他们将来有可能成为中国最高级科学技术人才，是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社科院院士（虽然现在中国没有社会院院士，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届之悲哀）级的人才。
“211工程”类的大学，除“986工程”学校外（“211工程”的大学包括“986工程”的大学），其人才培养方向，应该是国家科研单位和“211工程”类的大学以外的全社会所有企事业单位的最高级人才岗位。“211工程”类的大学培养的人才是研究型、开发型、工程型、创造型人才。创新素质的培养，是其核心要求。
非“211工程”类的普通大学和高职教育，都是“职业型”、“就业型”大学。其研究生教育，也要按就业岗位的需要来培养。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来自社会职业，但高于社会职业的知识与能力。它与“211工程”类的大学的区别的核心表现，就是教学要按“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教学，提高毕业生的职业能力，外在的表现就是“产、学、研一体化”。
这就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定位与三层分类。
二、中国高等教育要从国办的禁锢中走出来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对于高等教育来说，除80年代有一段时间外，整体上仅仅是量的扩张，既没有改革，也不开放。除沿海发达地区有一些非国有高校，内地有“独立学院”这个“怪胎”外，全部都是国有国办。国家财政，尤其是地方财政不堪重负。
中国高等教育的投资体制，要进行必要的改革。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教育部没有改革的意思，好像投资体制一变，他就没权了一样，发达地区国有高校和内地“独立学院”这个“怪胎”，都是在体制外运行，成了中国社会的弃儿。其实，它是中国社会对高等教育体制的创造，与“小岗村”是一回事。国家教育部“睡”在国家财政部的“温室里”，就是“醒”不了，宁可穷死，低三下四地求财政部，没想到立个《教育拨款法》，叫了十几年的教育经费占GDP的5%的标准，始终没有实现，“屁”也不敢放一个。
教育部2008年4月公布的《二ΟΟ七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称：2007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321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1908所，成人高等学校413所。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740所，高职（专科）院校1168所。全国共有培养研究生单位795个，其中高等学校479个，科研机构316个。2007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7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2007年，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565.92万人，在校生1884.90万人；当年毕业生447.79万人。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191.11万人，在校生524.16万人，毕业生176.44万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考956.27万人次，取得毕业证书54.23万人。这就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总规模。
这些学校，除740所本科院校和少数发达地区的高校外，财政都没有满足学校基本的经费需求，大部分靠收费来维持其运行费用。
我国高校应该是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在国家财力不足的情况下，教育最高行政当局，本应研究投资体制、经费来源进行改革，依靠社会、依靠市场、引进外资、股份制等，都应该纳入是我们的视野和研究范围。我就不信教会办的学校，就是培养信徒的教育，当年的上海同济医学院就是德国教会办的学校。
我国的高等教育，必须改革开放，国民高等教育不要试图培养“马克思的信徒”，而是要培养“爱国的公民”。这一点突破了，改革开放的空间就非常大，外资和社会资金就会流向高等教育，投资和经费，自然有其解决方法。
三、高校教师应该是中国顶尖收入人群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由林语堂推荐专任厦大国学院研究教授，月薪国币400圆；当时的普通警察月薪是两圆。
1927年2月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受聘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月薪国币500圆。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整整四年又一月中，由蔡元培推荐，鲁迅受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得月薪300圆大洋(1929年1月起《鲁迅日记》中改称为“教育部编译费”，实质上是一回事)。由大学院和教育部定期支付49个月之久，未曾拖欠，共计14700圆大洋，折合黄金490两。
还有资料显示：1926年夏—1927年秋鲁迅在厦门和广州期间整一年，共收入教学费国币5000圆，月平均417圆；1927年秋—1936年在上海期间他共收入国币(法币)75278元4角1分，月平均697圆。相当于现在月收入三四万元。
由上述资料可推想出，民国时期对文化教育工作的者视程度，那时的国家财力与现不可同日而语。21世纪的中国，始终在说：“要保证教师的工资收入不低于公务员。”这是什么话，应该说：“中国政府应保证国家公务员工资不少于教授收入的10%”才对。公务员与教授不是一类人才，对社会的贡献与人才的稀缺性不同，不可类比。
高校教师，一般都经历过长期的教育投入，而且始终处于学习之中，没有超过公务十倍以上的收入，抵顶公务员的体面、尊严、公务消费和灰色收入，必然是：几十个博士争聘一个处级干部岗位，上千大学生、研究生考一个公务员岗位，“诺贝尔奖”离中国更远。
我设计的中国高级知识份子的工资表如下（无公务消费和取消任何津、补贴条件下）：
中低知识份子和就业起薪标准：
四、高校收费应该区别对待
清华、北大、科技大三所大学，应该年学费不低于4万，其他“985工程学校”不应低于3万；“211工程”类大学不低于2万，其他本科高校不低于1.5万到2万之间。高职高专也必须在1万至1.5万之间。高于原收费的部分，用于提高教师工资和教学投入。
在提高学费基础上，提高幅度大的高校，国家财政拨款维持原有水平，收费的30%用于救助贫困生，改革贷款助学制度，实行大学学费学生自理，就业还学费的社会氛围（详见本人的《财政贴的“助学贷款”不如强化信用的“贷款助学”》）。
这样的学费标准和档级，基本上能体现当今中国高校的基本价值和办学成本。2000年以后，物价上涨，工资增长，可高校收费没有增长.国家是从减轻家长负担角度考虑，没有错，但财政拨款没有相应补齐机制，最终必然反应到教学质量上来。因为学校为经费不足，必然“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寻找新的财源门路。或扩大招生规模，或招收自考生，或招成人教育类学生等。其后果就是招生竞争，生源大战，违规招生，在校生性质复杂，在校生同时考自考的“专升本”，教师帮助学生答题，试卷泄题等等，无奇不有。
2009年，中国进入通货紧缩期，正是高校学费调整的机遇。建议：从2009年起，中国高校进行四项改革，一是教师工资改革；二是收费改革；三是分类定位改革；四是投资体制改革；五是管理体制改革（即改“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党委监督下的教授委员会决策校长负责制”，详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保危机期的社会稳定》一文）。
2008-1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