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据香港经济日报的消息，港府公务员有望加薪。香港公务员加薪一般会“盯住”一个参照物，之前的参照物是大企业，即员工数在100人以上的大公司。最新的消息称，中小企业也纳入了决定港府各级公务员是否加薪、加薪多少的参照物范畴；此消息在香港引起了较大的争议。根据香港雇主联合会去年发表的各行业加薪调查，去年香港平均加薪幅度为3.19%，为七年来最高，扣除约2%的通胀水平，薪酬仍有小幅提高。而日前知情人士透露，港府高层公务员薪酬低于大企业高层约5%到6%，这样一来，高级公务员将获得高达10%的加薪幅度。然而如果将中小企业薪酬也纳入参照体系，显然10%的加薪幅度是达不到了，难怪港府不少高级公务员最近倍感郁闷。港府公务员加薪“盯住”中小企业，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来，港以中小企业为主，由于市场化与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大多数企业目光相对长远，即使在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的时候，也可能通过小幅加薪，来激励员工提高生产率，以期利润不至于受到太大影响。二来，港府不希望公务员加薪太快、太高，因为政府与企业在薪酬方面的作法如果差的太远，其在公众中的形象与声誉势必会受到影响。
无独有偶，去年7月以来，内地各省市公务员加薪的消息此起彼伏。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刘昆曾表示，“在全世界来看，公务员收都是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平，而广东的公务员收入属于中等有点偏低。”据悉加薪方案已呈报中央，一旦批复将立即从去年7月起补发加薪的差额工资。公务员的小幅加薪能从一定程度调动其积极性，可以说利大于弊。笔者感兴趣的是香港“盯住”中小企业的公务员加薪方法，我们似乎非常有必要借鉴。现在中国经济的流动性过剩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既不能贸然加息，也不能靠人民币大幅升值来治理，以至于存款准备金率这一被西方国家与传统金融学识为“巨斧”的货币工具，倒成为我国央行信手掂来的日常工具。遗憾的是，治理效果不尽如人意。今年2月初，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樊纲说，加薪能有效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引得各方加以讨论。其实早在去年年初，发改委下面的一个研究机构就曾提出过“升值不如加薪”的政策建议，提高劳动力工资不但能够提高国内出口商品的成本，促使出口企业优胜劣汰，理清能源与原材料的价格，还能拉动消费。一向认为保持高就业率是中国经济头等要务的樊纲一年后再提出来这一观点，虽点到了问题的关键，但仍可能避免不了过过嘴瘾的宿命，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果刺激中小企业加薪？在分析这一问题之前，须先清楚两方面的形势。一是，现在外资并购势头与国企垄断地位都在上升，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日前再一次表示要防止外资垄断性并购与恶意并购，“保持重要行业与关键领域的控制力”。明显的趋势是，现在内生性市场资源越来越向这两股力量集聚，中小企业遭遇“玻璃门”现象有增无减，其运作成本与交易费用变高，不少企业首先想的可能是裁员或压缩成本，加薪则是不着边际的事了。二是，虽然现在流动性过剩，但地方政府仍然乐此不疲于财政倾销，通过各种优惠政策与措施来招商引资。按说这种优惠等于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加薪应该有了动力。问题是，由于竞争过度及恶性竞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在不断上升，但是利润率却在不断下降，同时技术进步程度也较低。数据显示，在1978年至2004年的26年中，中国的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9.4%，但有68%是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的投入贡献的;也就是说，技术要依靠资本，但资本投入却没有换来技术效率的提高。在这种情形下，企业加薪的动力同样甚为低迷。在这里有必要提及去年以来关于我国投资回报率的几场争论。先是世界银行与新桥投资合秋人单建伟的PK，前者认为中国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为15%，后者则认为只有8%-9%，之后是今年1月中旬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清华经管学院几位较有名气的经济学家关于同一问题的争论，他们的基本判断趋同，即10%。在这里暂且不说这一系列的争论掩盖了不同行业资本回报率的区别，以及技术回报率等关键问题，北大专家取“全部国有及年销售收入为500万以上的非国有企业”为调查样本，等于一开始就已把中小企业给排除在外了，这也注定不能清楚地描述像珠三角一些中小制造企业面临的窘境。经济增长理论中有个“趋同假说”，意即增长率会随着资本密集度而变化。当一国的资本密集度上升的时候，增长率会逐渐放慢，而当其资本密集度下降的时候，一国的增长率将逐渐上升。这意味着跑在前面的选手会逐渐慢下来，而拉在后面的选手会赶上来，最后所有的运动员同时到达终点。其实也就是投资边际回报率递减的意思。现在我们的问题是，由于外资并购的凶猛，及大型国企的戒备意识，这些大型企业根本不可能慢下来“等一等”后面的中小企业，就算其利润增长率逐年攀升（2006年,央企实现销售收入81368.8亿元,增长20.1%;实现利润7546.9亿元,增长18.2%，均为历史最好水平），但其交易费用到底有多大，社会福利是否同步增长，都不得而知。如此来看，我们大体能了解樊纲重视发改委研究机构“升值不如加薪”的尴尬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由于本身受到冷落与忽略，中小企业压根没有加薪的动力。而从各国的情形来看，强迫企业加薪实在不是一种好办法。蒙代尔与麦金农曾说，如果工资价格上涨的速度与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相匹配，那么汇率就可以不升值。现在的情形是，工资增长的幅度一方面不及劳动生率的上升幅度（特别是制造业，2005年据国外机构研究，我国制造业生产率仅次于美国），同时却被由于通胀引起的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所拖累，房地产价格直线窜升为民众所不能承受就更不用说了；另一方面，我国实际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的速度并没有一些官员所说的那么喜人，即使如樊纲所言一样，近一二十年来，我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发达国家一般为3%到4%，发展中国家为1%到2%），我国中小企业的增幅也远达不到这一幅度，反而为通胀等因素所抵消不少。然而笔者非常惊讶地发现，虽然没有加薪动力，珠三角已有零星的企业开始主动给员工加薪。我发现个中原因并非是由于近年来严重缺工（调查显示，2006年广东六成企业面临缺工），相反，他们像本文伊始提到的香港中小企业一样，识加薪为一项激励法宝。不单单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还为技术的革新。新经济增长理论学派的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不是资本积累，而是技术进步与创新，知识、人力资本及技术的积累与创新能为企业带来利润，哪怕劳动生产率相对比较低，只要利润高于研发成本，企业家就会去冒这个“险”，这是一项风险极大的“破坏性开采”手段。道理大不抵如此。但毕竟采取如此行动的企业是少数中的少数。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公司ECA国际2月6日发表最新的“全球最新薪酬趋势报告”称，中国内地企业今年预计薪酬增幅为6%，位居全球第三。暂不论6%这一数字是否有高估之嫌，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薪酬的差距有多大，同一企业不同级别员工薪酬差距有多大，这些恰恰是企业及至整个经济生产率与利润率提高及技术进步的核心源泉。大企业是尊贵之身，受行政资源与市场资源的宠爱并不足为怪。不过香港始终没有把中小企业抛到脑后，甚至连港府公务员加薪既定的“盯住”大企业的方案，也要不顾许多高级公务员的异议与反对，将中小企业薪酬水平也纳入参照物范畴。相比这下，内地同样是内生性资源向大企业靠拢，然而小企业的尴尬处境不但没有多大改善，反而在一些取大企业作样本的经济学家高举的“高投资回报率”的灯红酒绿中被不断蹂躏，这是何等的反差。鲜有中小企业有加薪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而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如果高垄断福利仍然不向普通民众源源不断输出的话，外资又在财政倾销中享受鱼水之欢，那么受冲击的将不仅仅是缺工企业或产业，将是整个经济大堤。退一步来讲，公务员可以“强制”加薪，中小企业虽不宜“强制”，但置之不理肯定也不是上策。当初内地搞最低工资，张五常戏称这是“唯一没有经济学者赞同的政策”，但后来在内地施行效果还挺好，毕竟内地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法和香港相媲美，现在连香港政府都非常关注中小企业的薪酬增长，我们却是只听到四面来风而未见普惠之雨，去年听了发改委研究机构的加薪建议，今年听到了樊纲先生的建议，明年又将听到谁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