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做事自来就没有准儿，今天说了，明天就许不算，今天说极慎重的，明天就许不照那样做。”1906年，68岁的日本著名政治家大隈重信，对于中国政府派出高级代表团远赴欧美考察宪政如此评价。 在怀疑中国是否真心要走宪政之道的同时，他对于这次宪政考察本身，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这次考察“就像我们日本明治四年我帝陛下钦派岩仓、木户、大久保诸人出洋考察政治的光景一样”。 将中国宪政考察，与35年前的岩仓使节团等同，并非大隈重信一人。在上年中国宪政考察团出发时，大阪的《每日新闻》也将中国派遣宪政考察团与岩仓使节团进行对比，并指出：“当岩仓大使持条约之议而至于美国也，忽悟修内政、强国势之为急务也，及入于欧洲，不复提及条约改正之事，专心视察各国之文物制度，讲求所以适用于我国，以开今日兴隆之基。今希望中国简派大员亦觉悟亦如我之岩仓大使，岂非吾人之欢迎者乎？……”《申报》对此评价说：“以岩仓大使望我游历之各员，诚他山忠告之言也。” 随后的《申报》也指出：“此一行也，谓之如日本明治六年（应为四年）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视察欧美之举也可，谓之如明治十五年伊藤博文周游列国查考宪法制度之举也亦可。” 足足35年，日本龟终于在“宪政”这块路牌下，等到了姗姗来迟的中国兔子…… “使才难觅” “惟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 日本对欧美宪政的考察，始于明治4年即1871年的岩仓使节团。 这个使团的第一个任务，其实只是修改与欧美各国的条约。次年（1872年），《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即将到期，日本政府希望修改不平等条约、重订关税。这与5年前（1867年），中国派出蒲安臣使团的使命，是一致的。当时，中国政府与列强们签订的各项条约，也到了要续签修订的时候。根据以往教训，清帝国中央认为，列强们必然会乘着修约的机会，提出更多的要求，而中国如果不走出去实地调查，将无法制定应对之策，无法维护、保障和争取中国的利益，甚至都无法定位自己的利益在哪里。恭亲王在写给慈禧太后的报告中指出：“惟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 区别在于，1867年中国蒲安臣使团的使命，主要是防止西方列强借修约而继续增加不平等的要求，是一种“守势”；至于修改关税等要求，直到1896年李鸿章访问欧美时才作为正式议题。而日本岩仓使节团的使命，则更为“攻势”，试图将修约与修订关税一揽子解决。 1867年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以中国之大，居然“使才难觅”，即使要找出些精通外文的翻译人才，都十分困难，何况是讲政治、懂政策、会韬略、通外文的外交人才。 困难既然如此之多，出使又是势在必行，恭亲王便创造性地想了个新办法：聘请洋干部出访。洋干部们出访西洋，本身没有语言障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已经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熟悉甚至精通中国的语言和习俗，双向沟通都可以很顺畅。而且，请洋人出面，似乎有望避免列强们以此提出对等要求。 与所有不得不稳健从事的改革者一样，恭亲王在这件事上先做了个试点。1866年，恭亲王和大清中央最为信任的洋干部、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请假回英国老家长达半年。他建议恭亲王派些人，与他顺道回去，实地考察西方的风土人情。恭亲王立即采纳了这一建议，派了赫德海关衙门里的斌椿。 斌椿当时在海关担任秘书工作（“文案”），都64岁了，因为出任了大清国这破天荒的“鬼使”，他得到了组织上的破格提拔：一跃成为正三品的省部级官员，这在政治上（其实是官位上）积极追求进步的大清干部们眼中，还是值得的。斌老爷（赫德在日记和书信中对他的戏称）耐着性子开始公费周游世界，伦敦、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圣彼得堡、柏林、布鲁塞尔、巴黎，但到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了。按照美国人丁韪良的说法，斌椿对于别人每句赞扬西方的话，都要十倍地予以反驳，总归是看啥都不顺眼。几经请示国内，恭亲王终于同意斌椿在巴黎结束行程，放弃了计划中的美国之行。 与中国“使才难觅”相比，日本的岩仓使节团似乎没有这个麻烦：出任特命全权大使的岩仓具视，当时的身份是外务卿，而担任副使的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也都是政府高级官员。这个由100多人组成的大型代表团，实际上囊括了当时日本政府的精英，成为政府高官的集体游学。 日本使团的主要人物，都是清一色的“改革派”，其中如伊藤博文等，还是“海归”，对西方有着相对丰富的应对经验。而且，与中国不同的是，此时日本的改革开放（“明治维新”），是在“打倒幕府”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实际上就是经历过了一场革命，实现了政权的更替，大大减少了老旧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干扰，而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尚未成型，比起中国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少了不少包袱，因此，对出使的使命也有更为全盘的考虑。 日本使团的主要人物，都是清一色的“改革派”，其中如伊藤博文等，还是“海归”，对西方有着相对丰富的应对经验。 绝处奋进 由一个外国人代表中国出使，这样的模式既是创举，也是无奈。 当斌椿痛苦地经历着西方那些“蒸汽和电气带来的惊心动魄”及“失礼与恶劣带来的烦恼”（当时的美国史家马士评价）时，中国对于出使人选的选择，似乎也只能选择一位思想上没有任何包袱的洋人。
赫德当然是首选，但赫德忙于海关这大清国最为重要的税收渠道，无法分身。几经斟酌，大清中央最后选中了“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并且即将卸任美国公职的蒲安臣。 由一个外国人代表中国出使，这样的模式既是创举，也是无奈。当然，要指望这个使团发挥考察政治的作用，也就成为痴心妄想——更何况，惯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大清国，还远远不到对政改也进行“顶层设计”的地步。 中日分野，其实在此时开始了…… 与中国的蒲安臣使团不同，岩仓使节团还承担了一个重大的使命：考察西方政治。 按照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向岩仓具视面授的《派遣特命全权大使事由书》，日本政府要求岩仓使节团“实地考察欧亚各洲最开化昌盛之国家体制、各种法律规章等是否适于处理实际事务，探寻公法中适宜之良法，以求行之于我国国民之方略”。同样的使命，中国要迟至1905~1906年的宪政考察团才承担起来，蒲安臣使团之后的中国代表团，基本都是为了“道歉”而派出的，根本不可能考察政治。即便是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美，虽然对欧美政治做了大量的观察和记录，但李鸿章那时已经失势，派他出访，一是俄国点名要求他代表中国出席沙皇加冕典礼，二是慈禧太后希望他能避开国内的指责浪潮。 岩仓使节团带着多重使命的“游学”，原定出访6个月，结果却足足考察了22个月，深入美、英、法、比、荷、德、俄、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等12国。为此，日本政府的一切改革都暂停，专待使节团考察归来后统一部署，以免摸着石头过河、容易做成夹生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