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7年农历的的新年是猪年，民间历来有“猪肥有人杀”的说法，只不过对于那些在廉洁自律方面食言而肥的官员们来说不知是否适用，年关是否能够成为“廉关”便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只有当“廉关”不再是软约束，领导干部才会在年关产生和恢复“赶考”的感觉。过年是一个喜庆的节日，为什么把它叫做一个“关”呢?据说古时候“年”是一种凶猛怪兽，每到腊月三十，便窜村挨户，觅食人肉，残害生灵。不过“年”怕火焰、爆竹和红色，当人们知道这一点后，就明白怎样赶跑“年”了，于是便在春节穿上红衣服，大年三十晚上放鞭炮。到了大年初一，亲朋好友就互相拜访，祝贺没有受到“年”的伤害，逃过“年”的这一难关，所以“过年”又称“年关”。这种传说其实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封建时代，农民辛苦一年，给地主交完租子后所剩不多，有的连地主的租子也交不完，农民过年就如同过关一样，过了一年，也就过了一关。旧日的工商业者视端午、中秋、除夕为一年中之三大节关，每个节关都要结算帐目，而以除夕为最重要，要理清一年的来往帐目。对于欠帐者来说，过年这一关最不好过。年前清帐的习俗沿袭到今天，我们不难在媒体上看到年关讨债的报道，供应商的材料款要付，分包商的工程款要付，民工回乡过年的工资奖金更要付，所以这欠帐者的年还是不好过。不过，“廉关”的说法到目前为止的意义恰好相反，对于腐败者来说，它不是一个“关”，而是一个机会。且不说欠帐的成了黄世仁，春节期间的“人情往来”总是少不了的，借“人情往来”之名而行“贿赂腐败”之实正逢其时。如果说以“人情往来”之名向领导干部行贿送礼是出于无奈，那么如果领导干部忘记了党对自己的多年教育，抛弃了廉洁自律的纪律，就可以把春节当作敛财的最好时机，即把年关当作“敛关”。执意把年关当作“敛关”的毕竟是少数，而对于相当一部分意志薄弱者，面对年关的请客送礼、糖衣炮弹，充其量也只是一个“软”考验；这对于“权力赎买”者来说倒是一个机会，而且他们可以将其包装的不像腐败，帮助权力寻租者们规避“廉关”。正因为如此，每当逢年过节，党中央都会按例下文告诫全党尤其是党员干部和领导干部，务必要廉洁自律和禁止用公款大吃大喝，过好“廉关”。这对于预防腐败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应当警钟常鸣。但是，惯于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官员们并不一定能够领会这种好意，因为他们早已失去了“赶考”的心理防线，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潜规则总是让他们心存侥幸。而且，尽管提醒他们注意过好“廉关”含有“猪肥有人杀”的警诫，但是既得利益的守护者们深深知道如今“秋后算帐”的成功率是极低的，所以他们并不会太在意这种“成本”。如果只是劝告一下，希望他们在廉洁自律方面好自为之，那不是隔靴挠痒，就是与虎谋皮。由此可见，把年关当作“廉关”仅有舆论的软约束不行，必须动真格的，即在年前就兑现“猪肥有人杀”。
所谓“猪肥有人杀”并不是要大开杀戒，而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应验，而且要在年关应验一次。这是说要把过年时的“廉关”作为一种制度，采取几项硬性的规定，对领导干部进行一次“廉考”：一是在年前对廉政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一次全面的验收。比如该审计的审计了没有，应当公布的收入公布了没有等等，“欠帐”一定要还。二是进行廉政述职。像企业管理那样来一个360度考评，看看有没有领导干部收入与支出不相符的情况。三是对明显“肥”起来的腐败分子在年前集中惩处一批。这正如古人的秋冬行刑一样，起到示警的作用。对于其被罚没的财产在上交财政的基础上返还一部分补贴生活困难的职工，让其分享反腐败的成果。四是规定党员领导干部在基层或者一线过年。在这方面中央领导已经带了好头，作为下面的各级负责同志不能对此不予响应，照旧忙着跑“部”“攻”关或者在家收礼。类似的规定或许严厉了一些，但不严厉不足以显示其为“关”， 领导干部也不会有“赶考”的压力。过去有“富人过年，穷人过关”之说；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只有腐败分子难以过关，人民群众才能拍手称快地过年。让年关真的成为一道“廉关”，这固然是腐败分子的“灾难日”，而对于没有被“退回去”的领导干部，大家还是要彼此拜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