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高职院校的新风险
柴福洪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2)
[内容摘要]中国的高职院校改革，目前，只在办学与教学等模式上探索出了一系列方案与方法，但国家管理体制与学校管理改革没有跟上，新的模式下风险系数加大。风险主要表现在实践教学中、就业过程中、学生管理中、办学过程中四个方面。有待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尤其是国家高职教育管体制改革与宏观政策调控，以及学校管理的改革，以避风险。
[关键词]高职变化 四大风险 改革避险
以“高职示范院校”建设为龙头的高职教育发展改革，正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展开。首推“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再推“行动导向”的教学模式；“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模式。由于高职院校管理体制没有与在校生规模、办学模式、教学模式改革配套，加大了办学过程中的风险系数。
一、实践教学中的风险
高职院校在“校企合作”办学模式下，有三种合作形式，一是“合同制”下的学生实践、实习；二是“合作制”下的学生实验、实习教学；三是“联合制”下的工作过程实践教学。 这种由浅到深的合作办学模式，在全国高职院校里，逐步成为教学工作中的常态，尤其是高职院校所有者、投资者拨款不足的院校，自有实践、实习设备、设施不足，对合作企业依赖度更高，学生在企业学习的时间更长。
高职院校对校园内的学生管理，有一套可控的管理体制和方法，但对学生在企业实习期间的管理，目前，没有一套好的管理方法。
从教学角度讲，一个中小企业派几个、最多十来个学生实习，比较合适，学生有师傅带、有较多的实践工作可做，能够取得好的实践学习较果。从学生管理角度看，学生越集中越好，学校可以派驻实践教学的带队教师，教学与管理一肩挑。如一个专业、同一班级学生分散在多个企业实习，学校不可能每一个企业都派驻教师。如何解决学生实践、实习教学过程中的管理问题，还没有好的体制与方法可供借鉴。
目前的解决办法是：同一地区有几个相邻的合作企业，尽可能派驻教师现场管理。但这种情况极少，分散实习还是大量的。大批校外实习学生，在无监护人管理状态下，存在许多不确定性风险。学校是学生的监护人之一，最大的风险是学生人身安全风险。
实习期间人身安全风险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来自生产过程中的安全风险，尤其是一些易燃、易爆、易伤的工作岗位。二是来自学生外出的风险，学生实习期间，一般都生活在一个生疏的地区和人群中，初涉世事的学生，进入灯红酒绿的繁华世界，一般没有自我保护、抵抗诱惑的能力。三是来自学生自身幼稚的风险，学生从小在家长和学校管理中长大，灌输的都是正面教育，一旦离开学校，放松约束、自我解放、青春冲动心理强烈，试着独立处事的欲求油然而生，对社会的复杂性，他们没有经验准备，许多不可预知、不可控的风险随时可能发生。
从近几年的实践看，这三种风险同时存在，这里不是危言耸听。不仅有学生身体伤残、财产损失的事实，还有失去生命的现象存在。高职院校的领导为学生实习期间的安全问题，如履薄冰，逢会必讲。因安全因素的担忧，直接影响到学生实践学习质量的提高。
二、就业过程中的风险
高职教育是就业教育，学校必须为毕业生谋得一份相对满意的职业。因此，国家不承担高职毕业生就业的任何义务，全部由人才市场调节，学生档案和户籍都没法转移，与农民工没什么两样，教育部组织的大型招聘会，指明不包括高职院校的学生。这一点，对高职院校来说，既是压力，更是动力。问题出在高职培养的社会紧俏人才提前就业的毕业生身上。
近几年，高职院校的改革，在艰难中推进，一方面学生动手能力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主要是得益于普通本科高校改革滞后。高职毕业生大多就业状况比较好，有一些专业毕业生在最后半年，有的甚至提前一年，在企业实习期间就被企业录用。一旦被企业录用后，学生在企业的时间多，在学校的时间少。这期间，学生自认为已经就业，不在学校，学校就管不了；企业认为是试用（在学生没有拿到毕业证之前，一般不给正式聘用待遇）；学校认为学生已经上岗位，管理责任在企业。但是，因为学生没有拿到毕业证，在教育管理体制上仍然是学生身份，学校的监护人身份仍然存在。这部分学生若出了人身安全等重大问题，学校仍然要负相当程度的责任。已有的事例说明，提前就业的学生在拿到毕业证之前，这期间，学校的学生管理风险仍然存在。
一所学校，学生出了安全方面的问题，学生家长和学校都痛心不已，相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更是人生之大不幸，社会舆论和负面报导，是小事。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找到避免高职学生就业过程中安全风险的办法。
三、学生管理中的风险
现在就读于高职的学生，已经是“90后”的小孩子了，独生子女比例高。这一代人是在物质条件相对较好和家长百般呵护下长大的，他们一般都以自我为中心，承受挫折能力弱，吃苦精神差。但公平意识与个人观念强、封建意识弱、思想禁锢少、知识面宽、接受新事物快。
我们深深地感到，高职教育仍然延用过去那一套管理方法，已经不适用了。我们的教师和学生管理工作者，如没有与他们相近似的意识，一般很能沟通。没有沟通，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引导与教育就成了一句空话。
在高职院校里，“思政课”的效果极差，尤其是一些政治色彩较浓的“说教类”语言，对他们基本没有作用，他们讲实际、看事实、顾眼前，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
用我们习惯了的教育理念，管理方法，试图培养出适应社会能力强、素质高、技能过硬、能吃苦耐劳的生产、管理、服务一线的高级人才，的确有不大适应的方面。首要的问题是，找到与他们进行心灵沟通的方式、方法，不仅要研究培养他们的技能模式，更要研究培养他们的做人、做事的态度，即职业道德、做人品质的培养模式。
高职院校的育人模式改革，有潜在风险。第一是政治风险，任何院校不可能承担对中共政治局定下来的课程项目与内容进行改革的责任，冒政治风险。第二是效果风险，育人改革必然伴随着教学内容的改革，选取任何内容和方式的教学，不可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第三是内容选择风险，新中国的国民教育近60年来，都是以政治品质教育取代职业道德和人品教育，到底职业道德和人品教育应该以什么内容为核心，它涉及到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等到多方面的关系处理，具有较大的链锁性风险。四是技术风险，民主体制、市场机制崇尚的一些观念，以及孔孟的儒家思想，都在中国社会蔓延，哪些是中国社会需要的，哪些需要抵制，目前没有明确的界限，难以把握。
现在的信息传播多元化，个别学生对社会、对政府、对学校、对老师等的一些行为和作法都有学生自己的看法，校内的大多是可控的，而大多数不是以学校意志转移的，学生提出的问题，有些从理论上，老师也很难说清楚，给学生一个满意的答复，传统的做人教育处于两难境地。有时，为一个学生的思想认识问题，占用了负责学管工作的教师大部分工作和休息时间，而更多的担心的是学生身体生病、思想出毛病，最大的恶性风险是学生寻短见——跳楼自杀。
在高职院校里，现在的学生“性”问题和因贫辍学，已经不是矛盾的焦点，而是因性、因贫、因不公、因交往矛盾引发的衍生风险，是“能否成人”、“人要活着”两个基本问题。
四、办学过程中的风险
中国的高职院校，是中国高等教育院校中，办学时间最短、财力最弱、教师队伍水平正在提高的一类。但又是中国高校中最活跃、最积极、最有发展前途的大众化高等教育群体。高教规模虽然事实上转向了大众化教育，但国家的高教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和整体高教观念，还没有从根本上转向大众化教育上来。
最突出的是社会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具体表现有：
1、2006年，财政部、教育部联合向全世界公布的重点支持的100所高职示范院校建设计划，这样的大动作，一年中央财政拨付的资金总额，不足一所重点大学一年的拨款度大。高职教育争取国家项目支持过程中的风险，不在资金上，体现在教职工的信心上。
2、中西部地方公办高职院校，在地方财政困难现状与意识（财政改善了的也没有增加高职教育拨款）下，政府没有高职院校“最低生活保障”机制，国家没有政府拨款标准。财务风险始终伴随着高职院校的管理者。
3、按“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高职教育的办学成本，比普通本科高校要高，但办学经费来源比普通高本科高校要少，投资风险较大。
4、学校运用市场机制引进经营性企业进驻校园，与企业合作培养人才，虽然是解决“工学结合”的较好方法，但高职教育从招生、教学、就业三个环节都与市场高度接轨了，不仅人才市场风险与高职院校紧密联接在一起，商品市场的风险也开始进入校园了。
5、城乡差别，在高职院校的表现更为突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月工资2000多元就能聘请到硕士当教师，博士生也快要超过400人了，国家级精品课程达41门，超过了西北多个省份高职精品课程的总和。而地处中小城市、甚至乡村的高职院校，学校公费培养的博士却留不住。这样大的差别，政府如不对高职院校采取差别政策予以调节，势必使高职的“马太效应”愈演愈烈。竞争中被淘汰的风险明显。
6、欠发达地区公办高职院校，目前，是在“保教学运转”的财务状况下运作，一旦招生和就业市场出现变故，将直接影响其生存。大众化教育需求与培养人才的能力不配套。
经济落后地区极少数高职院校，因财务拮据，许多事情想做做不了、想干干不成，其基本状态是：“示范”无望、“校企合作”无基，“工学结合”无实，“行动导向”无能，“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开发”无力，“科学管理”无法，“深化改革”无方。
综上所述，我国高职院校的国家管理体制改革与国家宏观政策调控，以及学校内部管理改革的推进，已经势在必行。
2008年11月9日
作者简介：柴福洪, 男, （1957年5月--）, 湖北蕲春人,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研究方向：高职教育、公共经济。
E-mail：[email protected]电话：0713-8348688 传真：0713-834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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