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大学在激励什么样的科研？
施蒂格勒认为，大学的科研激励制度普遍存在错位：年轻人创造力旺盛，却被各种繁琐的事务纠缠，没有时间也缺乏资源开展科研活动；功成名就的教授们日常工作减少一半，工资增加一倍，却失去了进取心，将精力投入到提高桥牌水平和园艺技术上。①
南美一所大学的年轻校长塞吉拉试图改变教授们缺乏科研积极性的现状，决定将竞争机制引入教职选聘上。上任伊始，塞吉拉就实施了“择优录用”制度：任何人（包括教师和研究生）都可以向自己的直接上司提出挑战，竞争职位。比如，研究生可以竞争导师的教职，副系主任可以竞争系主任的的岗位。竞争考试委托一群美国教授来组织和评分。第一年的激励效果比较理想。几位滥竽充数的不称职教授知难而退，主动提前退休。更多的教师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科研，学校里一时兴起教师读书的热潮，学术期刊被从布满灰尘的书架上取下，图书馆的借阅窗口排起了长队。但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同时产生了，那就是研究生教学受到严重冲击。由于研究生可以竞争导师的职位，教授们于是对研究生教学采取敷衍态度。有的教授将教学内容转移到与自己的竞争考试有关的领域，有的则故意将教学引向空洞而缺乏时代感的环节，以降低学生的竞争力。为了鼓励教师积极教学，塞吉拉不得不制定新的规则：学生在竞争考试中获胜，可以给老师加5分。这一规则的实施，带来了一个戏剧性的结果：一位教授受到他7个研究生的挑战，而且他们都在竞争考试中超过老师，可老师反而因为加35分而保住了职位。教师们科研积极性的提高其实只是表面现象。看起来，大家都在学习新知识，积极地买书籍，看材料，实际上只是在应付考试。很多教师放弃了自己擅长的专业研究，将精力投入到美国教授的研究领域，或者投入到应付考试的各种技巧的训练上。而那些坚持自己研究兴趣的真正具有进取心的教授，由于不适应美国教授的考试方式，却被淘汰。过了几年，塞吉拉不得不制定新的规则：教师发表一篇文章加2分，出版一本书加7分。不曾料想，这一措施大大助长了教师的投机取巧。一位教师本身缺乏研究兴趣和研究能力，但因为他父亲开了一家出版社，他在一年之内就拼凑出版两本书，晋升了职称；一个教师本来准备出版一本包括19章内容的专著，最后将其分解为19篇文章发表；更多的教师放弃那些需要耗时很长的研究项目，转而进入短时间可以见效的领域。几年下来，塞吉拉发现，教师科研的积极性并没有被有效激发，被激发的只是投机的积极性。从事长期基础研究的教师越来越少，重要的有价值的科研成果也越来越少；教师们的“科研成果”有一大推，但真正创新的东西微乎其微。显然，教师的科研能力严重退化了。最后，改革不得不终止。
施蒂格勒说的是南美一所大学发生的事，我们自己的情况与此相似。在很多方面，如科研政策的错位及在此错位政策下科研活动的急功近利和投机取巧，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通常来说，大学教师的工作，不仅是传授知识，还应该训练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和研究能力，科研于是成为与教学相辅相成的重要环节。学校管理部门当然深谙其中的道理，由此，学科建设和科研管理一直是学校工作的重要环节。同时，在管理者的心目中，似乎人人——包括为人师表的教师——都有机会主义倾向，似乎如果没有外在的强制和压力，人们将会不同程度地浑浑噩噩，得过且过，于是，为了激发教师的科研积极性，制定了周详的职称考核和评定章程。在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上，对于以教学为主的教师而言，应该是科研服务和服从于教学。但是，在有关的科研制度中，作为教师本职工作的教学通常不被强调，一个方面教学任务落实在日常工作中，另一方面，教学工作有学生的日常监督。于是考核和评定的核心只是科研——而且，是科研成果而不是科研工作。职称三年一评聘，三年之中，需要发表论文若干，专著或教材若干，需要完成课题经费若干。
研究工作实际上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其中充满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或者来自客观或者来自主观。客观方面的不确定性，比如资料的来源，任务的变更，新的研究成果的出现；主观方面的不确定性，比如研究过程中兴趣的转移或者研究层次的深入等等。其实，正是研究过程的不确定性，才使研究成为一件充满挑战的有趣的事情。姑且不论在某些基础性研究工作中，成果的取得所需要的不是一个三年而是几个十几个或者更多的三年，为研究工作设定一个时限本身就是对科学研究规律的肆意违抗。但是，在管理者的思维习惯中，“数目字”管理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因此，重要的只是结果而不是过程，重要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
目前这样一种科研激励制度，强调结果而忽视过程，重视数量而无视质量，其结果只能是将人们引导向一条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的道路，其结果不是推动科研而是毁灭科研。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在时间压力之下，在数量指标之下，人们不再深入实践搜集资料，获得灵感；不再坐穿冷板凳以广泛阅读深入参透文献材料；人们也不再有信心和耐心进行严密的论证和深入的分析。既然只是为了交差，过得去就行，做得再好又有什么意义。于是，为了赶时间赶进度，人们放弃了基础研究；为了迎合时尚，人们放弃了自己的兴趣，进入那些时髦的热门的领域；为了文章的发表，人们不得不节省研究时间和精力，而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拉关系走后门当中。某大学一位教师，在评教授之前，一年之内就在一家“核心期刊”发表8篇论文。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一些财力雄厚的院系，长期与核心期刊保持紧密联系，每年交给期刊若干版面费，期刊则每年为其留下若干版面。这样的研究，其实与科学无关。有的研究者，发表大量文章，成为相关领域的“权威”，实际上，对该领域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缺乏切实的感悟。
用文章或者著作数量衡量教师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成果不过是一种粗陋而偏狭的方法。科斯一生也只发表了两篇有影响的文章。仅这两篇文章，就奠定了产权经济学、法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基础，掀起了一场新制度经济学的革命。相反，我们无数的期刊每年发表的无数高论，有多少有哪怕一点点理论或实践价值？很多东西，说是研究成果，不过是东拼西凑复制粘贴出来的废物，作者交了版面费在期刊上刊出，连自己都不愿意看，还有谁看，更不用说会产生什么影响。那些用数量堆积的东西，不过是被重复无数遍，被咀嚼反刍过无数次的垃圾。张五常说，99%的经济学文章不发表并不影响经济发展，其实不然。这99%的文章不发表意味着社会资源可能更有效的利用，意味着研究者可以将精力应用于更有价值的领域，从而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推动力量。
再说一下课题研究。理论上说，课题研究是将知识应用于实践，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课题研究由于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有益贡献，而成为一个创造价值的过程，研究者自然应该而且可以分享其创造价值的一部分。这可以理解为知识的价值实现过程。大多数的课题研究，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的课题研究，由于其选择过程和鉴定过程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可以实现以上目的。但现实中不少的课题研究，实质上不过是一种再分配，一种赤裸裸的寻租行为。
前些日子与某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一起喝茶，说起课题申请的事情。该院长说，在他所研究的领域，国家级课题长期以来就是在几个学校的几位专家之间分配，课题评审的时候，长期交往相互熟悉的专家之间相互投票，轮流坐庄，利益均沾。偶尔为了显示公正，才会有漏网之鱼。他每年课题多得做不完，大多数课题自己根本没有时间做，就多招博士生，交给博士生做。可就相当部分的课题研究而言，姑且不论课题质量或研究成果的理论和应用价值，仅课题评审环节，就算是最严肃的国家级课题的评审，也充斥着浓郁的商业气息。请托送礼，拉关系走后门，课题评审俨然成为交易大会，公开公平公正成为天方夜谭。
那些有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的大牌专家，可以拿到数十万上百万的国家级重大课题，那些有一定学术实力，或者与评审专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一般专家，偶尔可以捞到漏网之鱼。对于大多数教师来说，要完成课题经费任务，就只能寄希望于 “横向课题”。纵向课题总的来说还有一些科学研究的成分，而相当一部分横向课题则是纯粹的寻租行为，纯粹的拉关系走后门，纯粹的“挖社会主义墙角”。做横向课题，无外乎是利用各种私人关系，借给国有单位或国有企业做研究的名义，将国有单位或国有企业的经费转移到学校，再转移到个人手里。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学校和对方单位负责人都可以得到利益，唯一的损失者就是企业和国家。对方单位负责人得到的好处不是“课题研究”帮助解决了单位或企业面临的紧迫问题——那种为了应付学校要求拼命找到的课题，往往超出研究者的知识领域和研究能力，于是，研究不过是装模作样，瞒天过海——而是可以从单位划出的研究经费中分享到一部分提成；“研究者”得到的好处是直接的，一是可以完成课题经费任务，二是可以使用课题经费——经费其实很少用于课题研究，而是用于消费；学校得到的好处是，增加了学校科研经费总量，而且，还可以收取一部分管理费。这样的横向研究，研究成果大多是垃圾。最多在虚张声势的鉴定会上有人瞄两眼，随后只能进入文件柜，最后进入垃圾箱。这样的研究，是对科学的亵渎，也是对研究者人格的亵渎。为了课题，“研究者”放弃了学习和研究，成为热衷于钻营的商人，甚至成为摇尾乞怜的可怜虫，作为学者的尊严荡然无存。课题研究经费任务规定之下，还衍生出一种奇怪的现象：迫于规定，那些既拿不到纵向课题也拿不到横向课题的教师，只能以自己的储蓄为自己设立课题，再慢慢通过消费票据报销出来。
人类历史上很少有这样荒谬绝伦的事情：教师不教书，而是忙于捞钱；作为教师，不是以教学评定优良与否，而是以挣钱多少来评定合格与否；自己的钱不是直接花出去，而是先存在学校的特定账户上，再通过繁琐复杂的手续慢慢报销出来；……
这种荒谬的现象产生自荒谬的现行科研制度。这样的科研制度不是在促进科研，而是在败坏科研。这样的科研制度，腐蚀了人们的科学精神，腐蚀了作为科学工作者的教师的灵魂，也腐蚀了整个大学制度的灵魂。
人的行为是对激励的一种反应。制度提供了一种激励结构，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向，行为动力。好的制度应该促进人们行为的生产性，将人们的行为导向促进社会福利增进的方向和领域；相反，那些鼓励投机，推动寻租的制度，只能是坏的，必须被废除的制度。在大学尚未彻底堕落之前，废除败坏科学精神，腐蚀大学灵魂的现行科研制度，已是当务之急。
① 乔治.施蒂格勒：《知识分子与市场》，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