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欲续22年前缘反遭滑铁卢，骂声一片中，《新编辑部的故事》首播结束： 5月9日，36集电视剧《新编辑部的故事》在北京、东方、深圳三大卫视的播映画上了句号。这部脱胎于1991年经典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的“后续之作”，由原作总策划、《甄嬛传》导演郑晓龙执导，“戈玲”吕丽萍留守演出。 开播之前，《新编辑部的故事》曾被认为是2013年最值得期待的剧目之一。毕竟，22年前，前传《编辑部的故事》曾引发过历时一年、以北京为中心又涵盖全国、涉及意识形态极广的大讨论。然而，播出后的反响让现有主创们无言以对。 前传的前传：从《渴望》说起 1991年9月，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的艾知生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论述电视剧现状：“一方面，电视剧产量已达到千余部（集），而其中优秀作品太少，存在着为数不少的平庸乃至低劣的作品；另一方面，由于近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其他错误思潮的影响，电视剧创作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性问题，再加上引进的大量外国的和我国港台地区的电视剧，其中也确实带进了值得警惕的某些资本主义文化糟粕和精神垃圾。” 此前一年，由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录制的“我国第一部大型室内剧”《渴望》，是这个大环境中既得到官方认可，又深受观众由衷喜爱的佼佼者。 先后担任北京青年报副总编辑、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局长的张永经曾写道：“在诸种复杂的社会心态中，电视剧《渴望》播出了。它写的是‘大环境，小家庭；身边事，儿女情；真善美，双灵魂’。它的时代背景是人人都经历过的‘文革’和改革开放两个十年的重要时期。” 有《渴望》引路，1991年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不仅沿用了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为《渴望》因陋就简租用的室内剧摄影基地（香山脚下原八一体工队篮球馆），也延续了《渴望》在电视剧中反映现实的方式方法。电视剧播出后，跟着出版的《编辑部的故事?精彩对白欣赏》一书，披露了编剧们在动笔之前的对话：“不触及社会生活中的热门话题吧，观众不爱看，说深了吧，不定哪句话捅了娄子”；“没有人物命运勾着观众，全靠对话上有彩儿”，“我们把住一大原则，只触及社会问题”；“对，咱们是善意的，把住这一点，就不会被枪毙。” 根据片头署名，《编辑部故事》的总策划是郑晓龙，“策划”是朱晓平、王朔、苏雷、魏人、葛小刚、冯小刚、李晓明七人。其中，王朔、郑晓龙、李晓明是《渴望》的“策划”，李晓明是《渴望》的署名编剧。 张永经说：“这几个人，都亲自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时期，有着较丰富的人生体验”、“在创作初期，他们没有什么固定的框架模式，他们没有想写重大题材、具有深刻哲理的艺术精品；也不想玩大、玩洋、玩深沉。他们只是想到要写当代，写北京当代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和普通感情，写人物的命运和经历。” 《编辑部的故事》：是窗口还是大毒草？
据郑晓龙回忆，当年众策划侃出的40多个“编辑部的故事”，最终选出30个写成了剧本。但在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搬家时，这些“良莠不齐”的剧本不慎全部遗失，只得由王朔、冯小刚凭回忆从头写过。 1991年12月，《编辑部的故事》在北京台首播。除了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和台词，观众们也能在剧中找到反思历史、反映当下的切口。譬如《谁主沉浮》一集中，陈主编笑着回忆：“说起被挽救的对象，我们这儿的都有一段痛苦的经历啊。那个时候牛大姐经常写个诗，有一次写了个‘心花怒放’，好，让‘造反派’给逮住了，审问：心花为什么要怒放，替谁怒放？你是不是对社会主义不满？那个批判会，我到今日是记忆犹新啊。” 刘书友接茬说：“当时啊，牛大姐让人剃了一个阴阳头，站在台上，您就站在她旁边。” “四人帮”倒台、三年自然灾害、上山下乡等历史情节，都被编剧先生们融入了《编辑部的故事》。 在《编辑部的故事》中，六位主人公和客串演出的其他角色，均带有强烈的、略显夸张的代表性。当年有时评说：“通过《人间指南》编辑部六位编辑与社会各层面接触的过程，打开了一个了解当代中国人生活和心态的窗口。”仅仅一年间，《编辑部的故事》在全国各省市电视台的总播出（包括重播）次数累计达140多次。“作为一次媒介热潮和一个文化现象，这情景甚至使若干年前的《渴望》、《新星》相形见绌。” 伴随着热播的，是争论的升温。与《渴望》风格、结构全不相同的《编辑部的故事》，并未获得如《渴望》那般一边倒的赞扬。《北京晚报》时设“编辑部大家谈”栏目，十天收到三千多来稿，连续20天内刊发了四十余篇观点截然不同的文章。“有人认为这戏很假，不合情理，难道我们的生活是如此的吗？”也有人觉得它太真实，“连灵魂的隐私也统统搬上荧幕，我们反而感到不自在和不习惯”。 作为《编辑部的故事》的推手和“艺术顾问”，张永经说，播出后，有老同学给他打电话，称剧中“有些内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拿政策开玩笑，是一棵大毒草”。由于争议过大，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曾奉命向中共北京市委汇报情况，张永经与冯小刚皆是当事人。在获得了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的点名肯定后，《编辑部的故事》播出后长达一年的质疑和争论才算尘埃落定。 1993年，《编辑部的故事》获飞天奖、金鹰奖和“五个一工程”等８项大奖。 《新编辑部的故事》：Out的，太Out的 时隔21年，2012年2月，《新编辑部的故事》在北京开机，依旧由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出品，依旧是六位主人公，依旧从《人间指南》编辑部遭遇危机开始讲起，甚至开机时郑晓龙所穿的皮衣款式，都与他在1996年筹备以“编辑部的故事”为基础的贺岁电影《万事如意》时一模一样。 郑晓龙说，他续拍《编辑部的故事》的念头从未断过。继执导《北京人在纽约》与《金婚》后，2011年他的最新代表作《甄嬛传》大热荧幕，甚至登陆了美国主流电视台。随后，郑晓龙着手让《编辑部的故事》重出江湖。 担任《编辑部的故事》总策划时，郑晓龙38岁。执导《新编辑部的故事》时，他已近花甲。20年间，中国社会变化之大，观众口味更新之快，让郑晓龙倍感压力。他选择的解决之道是，让《人间指南》“变身”为《WWW》时尚杂志，让《新编辑部的故事》既“保留语言的幽默”，又一股脑地“将各种各样的喜剧元素都放到这个戏里面”。除了郑晓龙自己所说的“无厘头、黑色幽默、载歌载舞、相声贯口”之外，观众们还能在《新编辑部的故事》中时刻遭遇双簧、戏曲、话剧式独白，跳入跳出等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抖包袱。 郑晓龙甚至特意设计了很多“新招”，譬如使用多个摄影机位，随时捕捉不同演员的表情，然后用拼接的方式在荧幕中呈现出来。又比如在每一集（章节）的结尾处，都会出现一个“画外音”与角色对话，再由拳击赛中的Show Girl举着下一集（章节）的片名走到摄影机前。在郑晓龙看来，和瞎编的“雷剧”不同，《新编辑部的故事》“情节都是合理的，只不过表现的方式上是有意思的”。一开始并不能适应这种表演方式的演员们，最终选择了相信导演的判断，吕丽萍说：“这一次我觉得确实是，大家都解放了。” 但大多数观众并不买账。4月20日开播后，《新编辑部的故事》主创们随即遭遇第一波压力，主要指责针对“做作的表演”和“落伍的桥段”。 《编辑部的故事》里的“牛大姐”，在《新编辑部的故事》中也有份客串演出，其扮演者童正维的儿子马良，在微博上毫不留情：“《新编辑部的故事》是我最近这些年看过的最差的电视剧。平时家里没有电视看，只看到网上恶评如潮，今天终于得以观赏，简直差得令人发指。前后对照，这部戏恰如其分地展示了20年时间里中国大众文化的堕落。导演一定觉得自己很时髦，觉得自己抓住时代脉搏了，觉得自己把这种毫无价值的泛娱乐化做到极致了。” 针对新旧版中吕丽萍的表演对比，目前网上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是：“戈玲已死，有事烧纸。” 《编辑部的故事》中，李东宝的自嘲让人印象深刻。《新编辑部的故事》中，新一代人物“何澈澈”这样调侃、数落戈玲：“主编是元老，从《人间指南》到《ＷＷＷ》，她是承前启后的人物，她热爱我们的杂志，把所有的精力全放在了工作上—可有什么用呢？主编，您这么大把年纪了，岁月他不饶人，您的很多挂念，稍微一不留神就out了。可您呢，您偏不认头啊，还惦记着什么与时俱进，你往哪儿进啊，还愣把自己当个潮人，你往哪儿潮啊？” 这段台词，恰恰和不少针对《新编辑部的故事》的网络评论基调相同。郑晓龙的探索与创新，在这些评论者看来，恰恰是“Out、太Out”的表现。 不可否认，郑晓龙很用心，但《新编辑部的故事》与当下社会的疏离感，是和《编辑部故事》的最大区别所在，虽然也将许多热门话题纳入其中，但《新编辑部的故事》总让人有“隔靴搔痒”之感。 5月7日，人民网发表署名李星文的评论文章，他说 “从‘老编’到‘新编’，是从解构到吐槽，从讽刺到审丑，从扎针到挠痒痒，从动口不动手到动肢体也动舌头的全面转型。1991年的中国，思想界、文化界乃至社会各界，均有‘极左残余思想’和保守僵化意识弥漫，《编辑部的故事》以调侃的方式，将正襟危坐的官场话语加以解构，让观众在语言狂欢中获得了快感，也在讥刺丑陋的过程中解了气。而《新编辑部的故事》所处的是一个解构到无可解构的年代。”李星文坦承，“在一地碎片的时代中，向着更加核心和要害的领域去解构，爬剔历史和现实的真相”，其实“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专访《新编辑部的故事》编剧巩向东：“就是想让大家高兴高兴” 时代周报：你如何看待老版《编辑部的故事》？ 巩向东：我基本不考虑原来的东西，因为已是过去式了。我们所说的经典，是在特定时代下，放在特定坐标系里产生的意义。我不觉得它高不可攀，谁动一动就是大不敬。 我很尊重原来的创作者。我也想请大家知道，老版从剧本路子到摄制都是郑晓龙把控的，成为经典，他功不可没。请大家不要忽略这个事实：经典的缔造者郑晓龙，为什么要再做一个挨骂的东西呢？我觉得他是不想停滞在过去的状态，在新时期搞一些创新，恰恰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才愿意跟他合作。 我替郑晓龙说句公道话。能够抛开过去的东西，自我突破，这种创作勇气是当前所需要的。 时代周报：你曾说，郑导觉得你写剧本的路子对，他有没有跟你沟通：对在哪里？ 巩向东：就最基本的—他看着本子能哈哈大笑。他看过的本子太多了，能让他笑的太少了。这是我们最直接、最朴素的对风格的认同吧。 时代周报：我看了《新编辑部的故事》的出版原稿，和电视剧相比，文字中的气场要更连贯。你怎么看待郑导的二次创作？ 巩向东：我觉得郑晓龙是位很成熟的导演，我们也合作了很多，在这方面，我没有什么怀疑。 时代周报：对网络上的批评，你们有过准备吗？ 巩向东：我们想到了有争议，但没想到这么大。家人给我转达的，主要是网友批评演员表演“夸张”的问题。当初我跟郑晓龙商量时，觉得走老版只是调侃的路子没意思，放到现在，也未必讨好。我们觉得做点新尝试未尝不可，加入一些夸张成分，比如漫画式的元素，给演员一个彻底的解放，让他们有充分的空间去享受喜剧。这是我们的初衷。但这其中有个度的问题，这个度怎么把握，是见仁见智的。作为演员也好，导演也好，他们做出的努力都是有目共睹的。他们这样颠覆自己的勇气我觉得是值得钦佩的。最终效果的话，就见仁见智了。 时代周报：这些尝试，你觉得是超前了呢？还是没赶上观众的拍子？ 巩向东：我倒没觉得没赶上，我感觉跟他们没在一个频道上吧（笑）。片子有争议我们都能理解。但现在一些批评的方式，我觉得有点啼笑皆非。创作是一种艺术，批评也是一种艺术。 时代周报：有人批评说，《www》杂志社窗外的景色是将上海、英国、迪拜等地景色混在一起。 巩向东：批评者说导演就是个大傻帽。这种批评我是不能理解的。我希望他去想想，为什么创作者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实际上，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窗外景色用了很多特技，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财力。我们用心做这个的目的就是想告诉大家，这是个非写实剧，就是要制造些“间离效果”，但总体效果似乎不让大家满意。 时代周报：这种“间离效果”是你和郑导在《新编辑部的故事》中所追求的吗？ 巩向东：有些东西我们都是有意为之的，也是一种尝试吧。但很可惜，有些效果不好。 时代周报：在“度”的把握上出了些问题。 巩向东：对。有人批评说我的桥段follow网络，我其实是个很out的人，对网络很排斥。我的剧本几十万字，靠几个网络用语能撑得起来吗？讨论剧本时，有的演员极力向我推荐网络段子、用语，我是非常不感冒。因为我的剧本有自成一体的叙述语言和风格。 时代周报：关于新版“不够深刻”的批评，你怎么看待？ 巩向东：我们没这能力，也不想给影视剧加那么沉重的担子，我们就是想让大家高兴高兴。最初我们就想，入木三厘、微言小义就OK。入木十分，也不允许啊。这个剧直至播出前，还在因为审查的原因在修改，一些话题我们其实都在绕着走。有人说我们没有针砭时弊，怎么针砭呢？大家理解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