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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近年来兽首一再被拍到天价，你却指出“称兽首为‘国宝’欠妥”，你的理由是什么？在你心目中“国宝”如何定义？ 陈履生：我心中的“国宝”首先是能够代表国家文化的重器，是能反映国家历史与艺术最高成就的瑰宝，而不是一般意义的文物或佐证，它应该具有普遍性的文化认同，是历史积淀后的文化共识。其中最重要的是能够反映国家文化内涵的核心价值观，代表一个时代文化和艺术发展的最高成就，能够承前启后在历史发展中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 按照这个标准，我认为属于圆明园故物的兽首不能称之为“国宝”，但这不是说它不具有历史价值，只是说社会上将其称为“国宝”欠妥；或者为了经济目的，为了情感意义，将其称为“国宝”欠妥。 时代周报：如果单纯从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来看，兽首价值如何？ 陈履生：如果单纯从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来看，圆明园兽首只是一般性的历史文物，它在超过五千年历史的中国艺术发展史上，尤其是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上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它的血缘缺少中国文化的基因，难以与雄强浑厚的汉唐雕塑相提并论，更与中国艺术的写意精神相去甚远。 它所反映的是西方写实雕塑的传统，而如果将其放到西方雕塑史上来论，又只能说是一般性的雕塑，这些在西方的一些园林雕塑中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圆明园兽首只是圆明园中的园林装饰雕塑，我想法国人是不会把凡尔赛宫内的园林雕塑中的一个部件称为“国宝”的。 时代周报：那它被炒到天价，背后的原因有哪些？ 陈履生：背后原因很多，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毫不讳言，个中的非理性行为在所难免，负面影响极大，最重要的是哄抬物价之后，如何面对未来出现的被西方列强掠夺的无数中国文物，如果继续动用国家力量，哪怕是民间力量，花大价钱去购买，也无异于是遭受第二次掠夺，而且不动枪不动炮。如果置之不理，那么，又如何面对被哄抬的民族情感？ 早在10年前，李学勤先生就强调：目前国际上有些商人蓄意抬高中国文物拍卖的价格，对于我国抢救流失文物和阻止国内的盗墓之风很不利。而从一般性的道理来论，当你缺一个盖的时候，在国际市场上这个盖就可能要一个超过自身价值的高价。反之，当你认为它只是一个盖、却又没有人需要配这个盖的时候，它也就只有一个低于自身价值的低价。 时代周报：中国有大量文物散落海外，对于这些文物，我们应该持何种态度？是要追回，还是承认历史事实，让它们起到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 陈履生：我的态度很明确，要依据国际法不依不饶地追讨。比如20世纪初伯希和、斯坦从敦煌盗走大量的经卷和文物，证据确凿。还有1914年被打碎装箱盗运到美国、现藏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拳毛騧，以及散存在美国的响堂山石窟造像等，也都是罄竹难书的历史罪证。 这些是真正的国宝，也同样记载着被掠夺的历史。对于它们，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当然，我不同意“承认历史事实，让它们起到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我们要对历史、对后人负责，玩命地去追讨。然而，追讨的成功与否，是基于国家的强盛。 时代周报：你曾说政府应系统组织追讨海外流失文物，你是否赞成用购买方式追回？ 陈履生：2003年1月，针对巴黎卢浮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欧美18家博物馆“反对将艺术品，包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依靠掠夺等非正当手段获取的文物艺术品归还给原属国”的共同声明，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发表了《致巴黎卢浮宫等18家博物馆的公开信》，表示“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相抵触，与正义公理相违背，是对曾遭受侵害国家和民族正义权利的践踏”。 我不赞成用购买的方式追回，因为上个世纪被盗的文物数量太多，买不胜买。目前已有的购买方式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能说是一种权宜之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