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7月3日，国家环保总局把“区域限批”这项被称作“连坐”的处罚制度用在了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水污染严重、环境违法问题突出的6市、2县和5个工业园区。这也是环保总局第二次动用手中最大限度的行政处罚手段。总局副局长潘岳称：“流域限批”已是我最后一招。 怎么看，“最后一招”都透着无穷的悲壮和凄凉、无奈和辛酸。堂堂的环保总局副局长说出这样的话，表明他对环境困局已经无能为力。“连坐”处罚这最后一招，能破解环保难题吗？相信连潘局长自己也不乐观。记得当年，一些计生部门就对超生户搞过“连坐”处罚，事实上无济于事，该超生依旧超生。
生孩子和升官，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实际是一回事。国人对香火延续的关注和对升官发财的热衷，就热情程度的流露来看，两者并无二致。所以，为了生男孩不惜连累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不惜颠沛流离、四处躲藏；为了升官不惜污染我们的母亲河，不惜丧失天良给大污染企业门口挂“重点保护”的红牌子，不惜违法乱纪通风报信、阻挠环保部门执法，不惜阳奉阴违、大玩猫鼠游戏。 严厉的处罚不能杜绝超生现象，同样，“流域限批”这一严厉的处罚也解除不了环保困境。与人口激增同步的是，我们的江河湖泊相继沦为五类和劣五类水质，失去了水的功能，使广大民众面临着无水可喝、无水可用的危险。既然处罚行不通，穷则思变，自然要想别的办法。潘岳副局长开出的药方是，当务之急应该建立有效的环境问责制，将环境指标真正纳入官员考核机制。 应该说，这是一个解决办法。如果一地的环境指标可以左右官员的升迁罢黜，而不仅仅由GDP数字决定，他自然要权衡利弊——哪种选择对自己最有利。事实上，官员并非就不喜欢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只不过，眼下的官员考核机制不是激励他们去保护环境，而是鼓励他们纵容污染企业去破坏环境。把环境指标纳入官员考核机制，确实可以引导地方官员的执政方向。 但——就算环境指标真正纳入官员考核机制，那么谁来考核？如果还是上级领导来行使考核权，则其价值不免要大打折扣。为什么呢？按照目前的行政体制，上级政府负有对下级政府的用人权以及部分事务决定权，如果下级政府因环保问题被批评，那上级政府就是用人失察，也要负责任。如此一来，上级政府自然就会息事宁人。 因此，环境指标纳入官员考核机制是破解眼下环境困局的一个好办法，但需要完善一点，那就是把考核权赋予民众。公众是环境的最大利益相关者——环境污染时是最大受害者，环境得到保护时是最大受益者，他们自然最有动力去监督相关部门和企业是否履行了责任。此外，公众是最高效、最公正的环境督察员，应该让公众参与到环保部门对企业的后督察队伍中，应该赋予民间环保组织公益诉讼权，鼓励它们通过司法渠道保护自身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