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前些天，一位在大学当教授的朋友和我谈起了自己的从业感受，觉得由于现在的高校过于强调对教师工作的量化考核，以及应付各类考核评估所不得不进行的形式包装，相当多的大学教师目前都处于一种疲于奔命的应付状态。这些年富力强的教学科研骨干，每天几乎全部陷入各种格式化教学文件的准备、无尽无休的课题和论文任务的压迫之中，许多创新想法无从深化和实施，好多想看的书籍被束之高阁，知识更新、头脑充电的计划更是一再落空。这些肩负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博导、教授们，无奈地如同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年复一年机械地进行着简单的、毫无意义的重复。
坦白地说，听到这些情况，我的心的确有些发凉。我们的大学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貌似科学的量化考核被强调到如此不切实际的高度，这简直就是在摧残和毁灭人才啊。更为严重的是，这些被冠冕堂皇的所谓“科学管理”方式摧残着的人才，又同时肩负着为我们的未来培养人才的重任。这样凄苦的职业状态，又如何能够胜任培养人才的重任呢？我的观点是，这种状况必须立即改变，而且这种改变不能单纯被动地寄希望于大环境的改变，等到那种自上而下的变革发生时，也许多少科教人才的职业生命已经丧失殆尽了。中国的高校积重难返，依靠大环境的改变实在是远水不解近渴，只有自己救自己才会有出路。本着换位思考的原则，我设想假如自己处于高校的职业环境之中，是一个被这种荒唐的定量考核折磨着的教授，我应该做何选择呢？
首先，我肯定不会听之任之，被动地适应，当个听话的“良民”。我必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学校现有环境的大框架之内首先进行一些改良的努力。必须肯定，对高校教师的工作状况进行一定的定量考核，相对于以往的“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大锅饭状况是个历史的进步。但这种办法如何更加科学合理，却是应该具体分析的，比如A课题与Ｂ课题的社会价值可能大相径庭，给予一样的分值评价就有失公允嘛；同样两篇经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其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如果相差极大，给予相同的对待，自然也有“不识货”之嫌吧。学校应该鼓励自己的教师深入社会实践、深入经济现实生活，进行真正理论结合实际的课题研究和论文写作。如果一个老师所带领的课题组一年尽管完成了一个切中本地经济发展要害的研究课题、一篇论文的轰动性发表，尽管按单纯的定量要求，这位老师的任务量尚有８０％没有完成，但他却应该得到学校的隆重表奖和倡导。这其实就是一种重要的行为导向，与其让大家挖空心思地“抄来抄去”完成定量，不如有效引导大家走出书斋和校园，到社会实践中去调研、充电，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对接与融合。
这里讲的其实就是个最简单的量与质的关系问题，我不相信我们的高校领导愣是不认这个理儿！如果我自己倒霉，摊上了一帮不学无术的昏官，学校的领导就是不认这个理儿，那就更简单了，炒他的鱿鱼！到一个有学术自由、注重社会实践价值的地方去，也许会为自己赢得一个柳暗花明的前途呢。因此，我的观点很鲜明：就是要和现存的这些不合理、伪科学抗争。让有价值的东西得以承认，让自己的劳动环境能够体现自由的光彩。我认为，简单地否定一件事情，理由不充分地不按现行规矩办，这种行为当然不能为环境所容。现实的选择应该是，对不合理的现行制度提出否定时，一定要换位思考，从校长的角度想出有更可行的科学方法取而代之，即设计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来。
今年是改革开放３０周年了，也是“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３０周年，在今天的中国高校，相对自由的民主空间还是可以预期的。我特别想强调这样几个关键词：积极、主动、创新、换位思考、解决方案、自由，在现实很不尽如人意的高校环境中，一味地抱怨没有任何意义，而且于事无补。重要的是以积极的心态，主动地从学校管理者的角度进行换位思考，以创新的思维，提出改革现行高校教学科研管理的可行性解决方案，从而真正营造出一片自由的天空。当然这是个可能不短的过程，身在这样的环境中绝不能消极等待，在你尽了自己的一份匹夫之责之后，要勇于在改变自己所处的小环境上动脑筋。以我那位从事实用经济研究的教授朋友为例，我就坚持认为他的当务之急是创立一个研究机构，然后带着他的研究生走出校园，与政府经济主管部门、相关企业联手，针对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选题、开题、调研、论证，让自己的科研价值在区域经济发展中闪光。也许一年下来，学校要求的量化指标没能完成，但政府有关部门以及相关企业的肯定，一定是可以一俊遮百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