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何以医疗界的缺失和自欺如此普遍
医学向来大言不惭地以冠冕堂皇的说明将其行为合理化。远古时代，使人生病的事物被认为是魔鬼，巫师的职责，就是施行法术驱赶身体里的魔鬼。后来欧洲所盛行的观念，就是人体体液在各个脏器中的分布会影响疾病的发作。于是一般人就必须忍受像放血、排汗、通便等医疗措施。影响深远的古希腊名医伽林（Claudius Galen，129~199年）认为，放血适用于所有病症。对于腰痛，他并不进行矫治，而主张那是因为黏稠胆汁集中到了髋部；就算尾椎骨出毛病，也得放血：在某疼痛的身体侧边的膝盖后方腘窝扎针。这时鲜血汩汩，患者的腰痛就会消失——而命也没了。直到若干世纪之前，放血还是外科学的标志呢。大夫用绷带缠紧病患的上臂，直到前臂的静脉凸显，再用刺血针扎进浮现的血管。巴黎医生亚历山大8226;路易（Pierre Charles Alexandre Louis,1787~1872年）在首批临床研究报告中指出了这种施治不当：就治疗肺炎而论，不管早点或晚点放血，也不管放血量如何，这种疗法都不会产生任何作用。等到这项新知终于在数十年后被接受时，大夫们却又落入了另一个极端，将血液由外部输入体内（或许输血就是这么演变而来的）。自此之后，他们就习惯于认为，急诊病患应输入他人的血液——直到若干年后，某研究报告指出这也是无效的行为为止。这种所谓的偏方也像放血一样主导了医学界好长一段时间。在古罗马时代，据说使用狗屎以及吸允修女涨奶的乳房，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及其死亡。古代西班牙大夫认为，要抵抗疟疾，最好喝下一小杯加胡椒和三滴猫耳朵血的白兰地。在1602年的一次围城战中，奥斯坦德（现属比利时）的大夫们摸黑溜到尸横遍野的战场，收集了许多肥肉带回城内。就当时的药理来说，死者肥肉可是伤兵的特效药。1696年德国大夫波林尼（Christian Franz Paullini）出版了名叫《奏效偏方》的著作；1764年的伦敦《药典》还推荐蜘蛛网、等足目动物、蝰蛇及毛粪石（由反刍动物胃中得来的坚硬毛发小石）作为处方呢。当年接受这种医疗的人实在很辛苦。要是用现代人的观点就很难判断，哪种选择对于英王查理二世是比较不当的：是他罹患的中风呢？还是他身边的一打御医？御医们“要求立刻在国王肩膀上拔罐，并施行划痕法，放出八盎司血液”——克劳夫爵士（Raymond Crawfurd，1865~1938年）后来如此描述这种煞有介事的医疗。“他们还给他喂下高浓度的锑催吐剂，可是国王只能喝下少部分，为了保险起见，他们还喂下足量的硫酸锌，以及强泻剂，再佐以一系列的灌肠。头发都理掉，好涂抹起疱剂。这还不够，大家还要来一块烧红的铁块进行烧灼术。”国王还在做死前忏悔，“尽可能拖延临终时间”，但最后还是归天了。20世纪初有个说法很盛行，就是疾病乃人自身中毒的结果。于是，病患们开始一窝蜂地清理大肠，保持净空。随后则流行病灶理论，该理论认为，病人是以过敏的方式对看不见的治病源起反应，而只有从若干身体部位施治才能得到解脱：结果就是一阵手术风潮。医生作家路易斯8226;托马斯（Lewis Thomas）写道：“无人能够算出该理论到底导致了多少拔牙、扁桃腺摘除、胆囊切除和盲肠等的大流血。”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的组织和器官摘除，如今都已经是家常便饭；只不过，目前医学界对于摘除手术已有截然不同的理论基础。爱尔兰文豪萧伯纳的言词至今听来还是犀利。在他1906年问世的喜剧《医生的窘境》（The Doctor‘s Dilemma）中的情节为：外科医生“发现人的身体充斥无用的老旧器官。多亏氯仿麻醉剂，才得以在保全身体的条件下摘除半打的烂器官，撇来疾病和金币不谈，光是手术本身就够有趣了”。要到19世纪，有识之士才察觉到：截至当时为止，大部分医疗都是胡搞瞎闹。这就好像药品都具有安慰效应一样（稍后将详加叙述）。不过还是有若干例外：对抗疟疾的奎宁、预防天花的牛痘及止痛的吗啡等，都有确实的药效。尽管如此，美国医生温德尔8226;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在1860年的断言还是甚是恰当：他认为若能将所有药品“沉入海底的话，对人类来说就是一大福音——不过对鱼儿们却是诅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