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主流安卓市场 换掉你的标签—进入主流市场前，像主流一样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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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是企业寻求增长的重要方式,跨国公司通过并购进行扩张的行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在韦尔奇任CEO的20年中,他领导GE完成了993次并购,把GE从一家爱迪生创办的纯粹技术型的公司发展成多元化集团。今天当全球化成为中国企业唯一的机会时,并购成为中国企业入主主流商业世界,跻身主流行业、主流产品的通行证。但全球化没有捷径,在取得这张通行证前,我们需要有所准备。

尽管当初中海油的收购报价高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第二大石油公司雪佛龙20亿美元；尽管中海油在收购尤尼科的过程中表现出足够的诚意与谦逊，但在2005年的收购战中，中海油CEO傅成玉最后还是颇为无奈地退出。

傅成玉的无奈源于那些经常游走在美国华盛顿的政客、专家和游说者，这些人对一家中国公司以高出美国公司的出价收购美国资产的后果争执不下。而当雪佛龙向中海油发起一场咄咄逼人的攻势后，美国首都到处都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保住尤尼科的能源储备事关美国的国家安全。

让傅成玉不可理解的是，中海油的收购行为真这样骇人听闻吗？当年英国BP——同样也是一家外国公司——买下Amoco和Arco两家石油公司时，几乎没人抱怨过。傅成玉承认，尽管他料到美国政界对中国公司有史以来最大一次海外收购会有一些反对意见，但没想到会如此激烈。

现在，更多人似乎已得出结论，商业行为政治化是中海油退出竞购的根本原因。美国《财富》杂志一篇题为《中国为何令石油巨头害怕？》的文章中甚至反问：“在争夺尤尼科的战斗中，国有的中海油依仗的是政府财政支持，这公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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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这公平吗？对于这一问题，任何人都无法给出一个客观答案。但是，当全球化的商业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更多的中国企业必须到全球范围内寻找发展资源及商业机遇时，这一问题又是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是我们必须改变自身的国有企业标签，满足发达国家要求，还原商业本色，还是坚决捍卫我们的主张，抵抗全球化的诱惑？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企业又该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全球竞争、规避商业活动政治化风险呢？

忘记本土概念

其实，中国企业最应该扭转的思维是站在怎样的角度看待自己。全球化时代，企业的国籍随着业务范围的扩大应该渐渐淡去。对于任何一个跨国公司而言，宣扬自我的国籍意识只能阻碍其纯粹的商业行为的开展，一个彻彻底底的全球性跨国公司的姿态才是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意欲有所作为的企业的统一标签，这也是全球化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烈生命力的根源。

对于处于落后发展阶段的中国企业而言，更应该彻底忘却本土企业的概念，以超越式发展的速度快速融入到全球商业社会之中。对此，中国企业需要从三个方面努力:第一，学习全球化时代的商业规则，按规则出牌；第二，加快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使企业更加透明；第三，注重人文精神的建设，超越纯粹的“经济动物”的狭隘思维，使企业更具包容性。我们应该看到，中石油此次并购活动做了有益的尝试，迈出了许多中国企业的第一步，给了世界一个全新的面貌，但还远远不够，中海油至少还存在两大方面不足：

第一，公司透明性不够。在此次中海油并购案中，很多美国投资者就直截了当地指出，他们不承认中海油是一个企业，至少不是按照市场化运作的企业。对于中海油来讲，指责美国方面的政治干扰固然不错，但也应分析自身的问题。从长远看来，中海油的确应该更开放些，以一个跨国公司的姿态来合情合理地展现自我商业诉求。至少，要将自己变成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企业，并以此开展全球化商业活动。

第二，价值取向单一。对于尤尼科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背景的公司，在美国这样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下，单单以利润、石油、天然气产品作为价值取向是很难被市场接受的。因此，中海油收购尤尼科，仅仅谈如何处理资产和给股东回报是不够的。中海油必须表达出自己将有能力在收购尤尼科之后，能够成为一个具有全球价值理念、全球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适应市场调整的优秀公司。中国的公司整体价值观都需要升华，做公司不单单是为了做生意，不单单是为了挣钱，有很多公司治理的问题、社会责任的问题，诸如就业、员工的问题、价值取向、环境保护、妇女与劳工的权益，这些已经变成了现代社会中公司发展的基本问题。

按规则出牌

在国内石油“三巨头”的上市公司中，虽然中海油的营业规模和资产水平远低于其他两家中石化和中石油，但被认为是目前为止国内石油公司海外并购战略实施最成功的企业。

中海油大规模并购活动发生于2002年，当时正值国际金融市场利率连续调低、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低时期，中海油在该年初对印尼Repsol油气田的收购几乎抄到“世纪大底”。不过，虽然中海油在低油价时期收购了很多资产，但收购背后的风险不容忽视。

中海油历次所收购的资产集中于印尼、澳大利亚等亚太地区，这种集中收购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降低成本的作用，与目前国际通行的重点区域连片开发、减少重复资产的做法有相同之处。但是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几次收购对中海油实现规模效应、降低成本的作用并不明显。

首先，从资产负债率角度看，中海油自2002年以来资产负债率一直保持在35%左右。反观国外石油上市公司，一般资产负债率保持在25%左右，英国BP将上限设定为30%，壳牌公司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保持在10%左右。而较高的负债率意味着，当新的投资机会出现之时，作为上市公司的中海油将很难通过债务性融资获取资金实施收购，而高于行业标准的负债率也会影响中海油在资本市场再融资。如果在我们将这一分析与收购尤尼科过程中美国各界质疑中海油并购资金来源于政府的帮助相结合考虑，也确实无法完全指责美国人的处心积虑。对于中海油来讲，如果能够做到如BP、壳牌一样出色的财务指标，并购尤尼科的过程也许会被更加尊重。

其次，在实施大规模并购后，中海油各项管理费用呈上升趋势。这说明中海油的管理能力、海外并购整合能力还有待提升。众所周知，国际石油巨头进行并购无不以降低成本、扩大原油储备为目标。对于一家纯正的石油公司而言，需要通过并购后的财务数据向外界证明，海外并购与扩张不仅仅是政治战略意义上的原油争夺，更是企业经营发展的需要。因此，国有性质的中国石油公司更需要以良好的市场表现向外界证明这一点。

此外，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国际石油巨头，都会在海外并购公告中发布成本节省情况的预测数据。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海油的历次收购公告都没有提及成本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海油在几次海外并购过程中，还没有养成用开放的姿态应对外界质疑的习惯，而这些都会成为将中国石油企业海外并购活动政治化的把柄。而化解商业问题政治化风险的第一步，是要通过市场表现证明自身的商业价值以及潜在的商业发展前景。

脱掉政治外衣

绝对的商业利益是全球化的通行证，而相对的国家利益则可能成为全球化的拦路虎。企业如果想真正融入到全球化的商业社会之中，就必须找到一条可以遨游四方的全球化通行证，同时淡化商业政治化的痕迹。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当商业行为遇到敏感的政治话题、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之路遭遇政治拦截之时，化解之道尤为重要。这是很多中国企业必须逾越的一道关卡，也是中国企业真正全球化的重要标志。在中海油的案例中，有关政治话语方面的问题反映得很充分。在美国国内，部分人认为中海油的并购暗含强烈的政治目的，必须加以限定；而有些人认为，中海油的并购行为是纯粹意义上的商业行为，政府不应该干预。这一分歧恰恰反映出了全球化时代人们对企业的绝对商业利益与国家的相对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认知的不同。

事实上，一直以来，很多跨国公司为了顺利进入中国市场，选择与一些国内知名的国有企业合作以换取政府特殊待遇的情况屡见不鲜，这种政企不分的局面在中国市场如鱼得水地开展，但一旦在全球市场中触及跨国公司利益之时，阻挡的力量便应接不暇。

因此，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在全球化时代如何脱掉国有企业的政治外衣、如何以一个市场化企业的形象合情合理地表达自我的商业欲望，是成功进入全球市场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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