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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动物学家研究表明，人与人之间发生战争的概率比蚂蚁与蚂蚁之间发生战争的概率要高，这种战争当然也包括动口不动手的政治斗争。古人云：“杀敌一万，自死三千”，这已经算是打了大胜仗了。所以，远离战争、维护和平是人类走向文明的重要一步；告别革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最根本的利益。 大明王朝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就有着良好的阶级斗争的传统。一个要饭的朱重八阴错阳差，花了十七年，在那个还没有“枪”的历史条件下，硬是用“杆子”打出了一片江山，居然还当上了皇帝。他的第四个儿子朱棣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花了四年时间，率兵南下，活生生地从侄子手里夺得了皇位，接着还开创了一代永乐盛世（想永乐的人多半不乐，因为侄儿烧了皇宫之后死不见尸，活不见人）。朱元璋父子二人在阶级斗争和宫廷斗争方面的卓越才华，为朱家后代的确是树立了光辉榜样，也为后代的后代以及后来某些政治人物留下了丰富的斗争文化遗产。到了嘉靖年间，统治阶级高层的内部斗争，不论从战略上到战术上，应该说已经达到了职业九段的国际水平。而朱家能繁衍出嘉靖这样的皇帝，成功地操纵着整个斗争的基本走势，这其中的政治智慧的确非同小可。当然，嘉靖有这等高超的统治术，后天因素固然重要，但从朱元璋得来的先天基因也是不可忽略的。 公元1566年前后，由嘉靖宏观调控下的以裕王为首的太子党和以严嵩为首的严党之间的斗争，的确为今天的电视编导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想象空间。仅从这一点上说，你真的不能说中国人不够牛啊！只需从五千年历史的裤兜里随便摸出一根发黄的烟丝出来，就是一部电视连续剧—气死他们好莱坞的编导们。 当然，前人用生命和鲜血创造出来的斗争历史，后人要用笔（或键盘）写出那份儿精彩，并拍成电视连续剧，相对来说还算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接着看《大明王朝1566》是如何展示那份儿精彩的吧— “改稻为桑”国策推行了几个月，竟出了毁堤淹田的事，胡宗宪为了稳定东南大局和避免宫廷斗争激化，先斩后奏开了杀戒，这是嘉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这场斗争以嘉靖调胡宗宪、杨金水、谭纶回京问话为一个段落，结束了两派第一个回合的斗争。太子党与严党打了一个平手。 在武打影视作品中，我们总是看到，敌对双方不断过招，不论好人坏人，要一下子把对方打死，却都不大容易。表现宫廷斗争的戏，要想让人觉得好看，也大致如此，双方反复较量，像拉锯一样，虽然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总是在那里你不死我不活的。当然，这不完全是因为编导们为了片子好看设下的套路，而是因为在现实的斗争中，理性的双方基本上都能坚持对敌斗争的三项基本原则。 第一，在没有绝对胜算的情况下，别逼着对方狗急跳墙，让人跟你鱼死网破。与其把对方逼急了，反被咬一口，还不如将对方慢慢熟死。因为，消灭敌人是为了保存自己，保存自己是为了更好地消灭敌人，自己的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第二，有进有退，有得有失。不争一时之高低，不计一日之长短。如孔子所言：“小不忍，则乱大谋。”就像乒乓球竞技场上，你推我挡，你削我旋，在没有发现对方明显破绽之前，出手留有余地，因为狠招固然有效，但如果被人家接住了，来一个反攻，可能陷入被动。 第三，关键是要看皇上的眼色行事。通常情况下，皇帝要实现绝对的统治，每天能够安心地睡觉，必须看到下面的人有矛盾。有矛盾才有斗争，有斗争才需要皇帝来制衡，皇帝出来制衡，就凸显了皇权的作用。 在以上三条原则中，第三条是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让书生们忘记和忽略的。（所以书生气太重的人是不适合从政的，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如果你一上来就一味地穷追猛打，置对方于死地，可能就把皇上所要的均衡打破了，这时皇上看不下去了，站在你的对手一边，你可能转眼之间会成为失败的一方。古人把这个道理用两组成语说得既形象又生动，一个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另一个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古往今来，很多人高举伟大的口号、肩扛崇高的理念，自认为是在效忠皇上，却不知道自己不过是一枚棋子，或者就是“螳螂”和“鹬蚌”，而皇上正是那个黄雀和渔翁。 其实，再看透一点儿：人生似棋局，有赢有输，不时再来几把平局，这才有意思。因为，自古以来，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的战争中，有的仗打着打着，之所以打不下去了，不是不想消灭敌人，而是想保存自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士兵们都明白了一个道理，给对方活路就是给自己生路，耗呗！结果政府耗不起了，士兵就可以平安回家了。这件事到了经济学家的眼里，则是另一个说法：当你认为自己的命比敌人的命更值钱的时候，你就不会去拼个鱼死网破，反之亦然。除非好歹都是死的时候，人们才会选择“拼一个够本，拼两个赚一个”。经济学说的理性人，在做出任何选择的时候，都会算账，尤其是在生死攸关的时候。 太子党与严党在“改稻为桑”的第一个回合中，为什么只打了一个平手？因为身为“黄雀”和“渔翁”的嘉靖，还没有动手，或还不敢动手，或还不愿意动手。争斗双方其实还在把握进攻的节奏。 此时，不妨做一个战争态势的简单分析— 从太子党这一方来说，明知严党会借“改稻为桑”做坏事，但又没有力量在中央决策的层面来改变这个态势，但也不甘心看着严党得逞，只好把工作重点往下移，派自己的人到基层去，现场干预浙江的“改稻为桑”，避免局势恶化。当然，这样的干预，是基于对胡宗宪人品的基本把握，他虽然是严嵩的弟子，但还是有良知的，也知道裕王终究是今后的皇上。然而，裕王派谭纶到浙江协助胡宗宪工作，实在不是什么好招。谭纶的介入，打乱了胡宗宪的部署，使胡宗宪原本想用自己的一套办法来消极抵制“改稻为桑”的策略，深深地烙上了太子党的痕迹。这在客观上，固然起到了离间胡宗宪与严党关系的作用，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但毕竟把胡宗宪逼到了一个无法再运作下去的境地。从旁观者来说，这是典型的弄巧成拙。 从严党这一方面来说，“改稻为桑”既是一个填补国库亏空显示政绩的好机会，又是一个可以让其个人和手下死党发财的好机遇。开弓没有回头箭，所以，势在必得。然而，胡宗宪的思路并没有统一到严世蕃的高度上来，这就给“改稻为桑”的政治和经济目的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这样，在你失去某种东西的时候，可能你会意外地得到另一个你很想要的东西；而当你以为你得到了某个好处时，另一个风险正在等着你。得失之间有时就是犬牙交错。胡宗宪的延误，以及他与谭纶的默契配合，激怒了严世蕃，逼着严世蕃下狠招，下密令毁堤淹田。结果慌乱之中，纸又没包住火，被嘉靖的第三只眼（太监吕公公）看到了。这对太子党来说，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严党丢大分了，忧的是严党干出这样的事，嘉靖还能容忍，不知嘉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真是天机难测啊！ 一个领导者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看到属下已经严重违规，却还得装着不知道。因为他一旦动手可能会酿成更大的事端。嘉靖的犹豫，使得严党意外地躲过了一劫。这个结果反过来对太子党来说的确有些不利：严党把持朝政二十多年，早已引起朝廷清流的不满，这次严党又干出毁堤淹田伤天害理的事，张居正在裕王府议事时更是义愤填膺，气急之下打算干脆让浙江乱了，一举推翻严党。李妃出面劝解，直陈大明朝不是严家的大明朝，更不是严党底下那些贪官豪强的大明朝。严党鱼肉百姓，裕王是皇储，却不能意气用事，还有世子都是将来的皇帝，是大明朝所有的百姓的君父，没有君父看着子民受难，却袖手旁观的！胡宗宪尚且知道爱护自己任地的百姓，裕王和忠臣们更不应该视若无睹。好人没有坏人狠，所以好人往往斗不过坏人。结果胡宗宪还是被撤掉了浙江巡抚的职务，接任他的是彻底腐败而且心狠手辣的严嵩的死党郑泌昌。下一步的局面将变得更加难以把控。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