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任何当皇帝的都偏爱做决策的快感，而任何决策都依赖于及时准确的信息。估计当年在嘉靖嘴里是吐不出“信息”这颗象牙的，因为四百多年前的古汉语中，尽管已经有“信”和“息”这两个字，但还没有“信息”这个词（台湾人就不用“信息”，而用“资讯”，似乎更贴切一些）。当然，这并不影响嘉靖通过掌握信息来控制他的朱家王朝。 别看嘉靖二十多年不上朝，但内阁经济工作会议上，一句“家事国事天下事，朕不敢不知啊”就足以说明他还是比较勤政的，虽然坐在精舍里修禅，却仍然掌握着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大量信息。当然，私底下他也不无感慨地对严嵩、严世蕃说：“家事国事天下事，朕也不是全知呀！” 脑神经科学的基础理论告诉我们：一个人想知道所有人知道的事情，大脑的硬盘空间恐怕不够，就算够，人类经过三百万年进化而来的生物CPU在速度上再怎么奔腾也处理不了。如果非要让人脑去处理如此海量的信息，大脑内存也太小，肯定会出现死机，而人脑一旦出现死机，目前最先进的精神病院也无法修复。 从脑神经学理论到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实践都证明，疑心病是所有皇帝的头号职业病。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疆域那么大，权力那么集中，全国都得实行委托管理，而人心又隔着肚皮，皇帝也难当。所以，皇帝都有两个梦想：一个是长生不老（至高无上的权力是个好东东），第二个是当个全知全能的“十全老人”。但是，愿望归愿望，他们也知道自己不可能全知。于是，人的欲望与可能之间的矛盾，就构成了这种职业病的病根：对于不知的那一部分，他有权力怀疑。而任何事，越是去怀疑，就越觉得值得怀疑；越是值得怀疑，就越是会去怀疑。于是“怀疑一切”就成为皇帝统治王朝的座右铭。这个座右铭，后来也成为了该“职业病”在西方政治学中的“学名”。因此，如果有人要选择皇帝这个职业，或者有个别优秀企业家，梦寐以求想尝试古代帝王的那种酷呆了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事先就应该对皇帝的头号职业病有所了解，并事先做一次全面的体检（当然包括心理素质测试）。 由于皇帝的职业病是通过龙椅传染的，所以，从上岗的那一天起，皇帝最怕的就是自己成了瞎子和聋子。因此他需要众多的“耳目”，也就是投资“信息产业”。在这一项投资上，历代皇帝都是不惜血本的。因为监督成本中，首要的是信息成本。嘉靖应该很羡慕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通讯发达（天上卫星，海底光缆）、媒体自由（新闻出版言论自由）、信息渠道广泛（电视、广播、报纸、网络），而且价格便宜。想想看，一封浙江的八百里加急文件，跑死多少匹马，也得两天才能到达京城，而现在一分钱不要，免费电子信箱一秒钟就搞定。但是，嘉靖哪里知道现代人的麻烦。他肯定无法理解现代人为什么对信息产生恐惧，因为他不知道“信息爆炸”已经困扰着现代人。“信息无穷大”约等于“两眼一抹黑”，所谓“过量的不同信息等于零”。当无数个医生说出关于苹果在什么时候吃是金苹果，什么时候吃是银苹果，什么时候吃是毒苹果时，我们就不再敢吃苹果了。 嘉靖是幸运的，由于受到科学技术发展和信息成本的约束，嘉靖把信息渠道压缩为三个：第一个渠道是内阁的严党，第二个渠道是裕王府的太子党，第三个渠道是司礼监的太监党。多党合作，三党分立，古已有之。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羡慕人家老外，老祖宗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积淀都是现成的，但看我们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了。当然，这是学者们的事，政治家只需等待即可。 嘉靖为什么要设三个信息渠道呢？如果三个渠道的信息一致，岂不浪费资源？如果不同渠道提供的信息不同，那相信谁呢？现代信息传播理论认为，信息的价值在于时效性和准确性。在嘉靖的年代，时效性只能是靠马跑了，所以汉语中的“马上”表示“快速行动”，这让学汉语的许多外国人和今后的中国孩子们难以理解，其实你只要说清楚什么叫“八百里加急”，学生立马（跑到了，马立住了）就明白。而如何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则是一个有难度的问题。嘉靖需要不同渠道的信息来互相印证，从而判断事情的真相。只有知道真相之后，他才能做出“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对于政治家来说，真相是一杯烈酒，敢不敢喝，这要看皇帝的酒量。嘉靖的酒量还行，至少在《大明王朝1566》中表现得还行。关于这一点，编导们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剧情— 在胡宗宪的逼迫之下，杨金水、郑泌昌、何茂才终于同意联名奏报皇上：因新安江决堤系经办人贪墨修堤工程款，因此一名知府、两名县令和宫里的河道总监已经就地正法，而水灾的直接后果导致改稻为桑必须缓行。这份联名上疏让嘉靖感到震惊：刚刚花了两百五十万两银子修的好河堤为什么会出现九处决口？为什么完全可以斩候决的案子，胡宗宪要斩立决，莫非杀人灭口？为什么改稻为桑的国策在胡宗宪那里也推行不下去？嘉靖想了解真相，于是决定下旨召见吕芳、严嵩、裕王三方的人员杨金水、胡宗宪、谭纶详问实情。 嘉靖首先从杨金水口中得知浙江“毁堤淹田”确为严世蕃指使，而胡宗宪之所以不透露真相，说明他的确是个识大体、顾大局、忠心耿耿、肯实心做事的难得人才。至于在这个问题上，胡宗宪有意替严嵩瞒着一点，扛着一点，是不忍心去点响严嵩屁股上的炸药，引起政局动荡，这也是无可非议的，因为连恩师都不认的人，也很难判定是个忠臣。其实，在这个时候嘉靖也不想让人捅出一个大案子，毕竟浙江是朝廷的赋税重地，外有入侵倭寇未灭，灾后百姓还得安抚，东南只有胡宗宪能镇得住，倒了严，就动了胡宗宪的靠山，而且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填补国库空虚，嘉靖明知严党层层盘剥，但还得靠严党去敛财，因为严嵩已经在全国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组织体系，动一个人好办，清理一个体系，非同小可。所以“毁堤淹田”的事，如果能够一笔带过，这对嘉靖来说，眼下的确也是上策。 在浙江的问题上，尽管嘉靖和严嵩各有各的想法，但在必须尽快执行改稻为桑这一点上，他们是有共识的。于是，嘉靖接受了严嵩的建议，让胡宗宪辞去浙江巡抚的兼职，只任浙直总督。令其专心剿倭，打通海上的商路，保证对外贸易正常进行。同时，嘉靖为了牵制严党，以免严党肆无忌惮，激起民变，肯定了裕王派往浙江的谭纶，并鼓励裕王继续派人。 谁也没想到，嘉靖让裕王继续派人的举措，竟引出了一位历史名人的出山，嘉靖的一个念头就这样成就了一代直臣海瑞的丰功伟业。一个举人能够走进中国政治权力的核心，在重科举出身的明朝，这简直是个奇迹！而这个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直臣，居然能够影响四百年后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彭德怀的命运，这也是嘉靖当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从表面上看，历史上的奇迹往往是某人的一念所致，但实际上是各种矛盾交错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