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西胜 国学 国学与管理

 王西胜 国学 国学与管理


从1906年章太炎创建第一个挂牌的国学研究团体“章氏国学讲习会”算起,至近两年的“国学热”差不多刚好一百年时间。从国家宣布开展“汉语桥”工程,复旦、清华开办国学班,上海建立全日制私塾“孟母堂”,武汉开办“吐纳入定”的“童学馆”,“祭孔”由民祭改为官祭,政府官员“龙场讲道”,到于丹的“论语今读”,还有“国学辣妹”语出惊人,直到网络评选国学大师,《甲申文化宣言》发表,联合国设立“孔子教育奖”,通信运营商推出“国学短信”服务,经过疯狂的热炒,这个阳春白雪的字眼,一跃成为具有流行意味的大众消遣,“国学”成了一块人人能吃的“唐僧肉”。单纯的国学热,只是个文化问题;国学穿上管理的外衣而热,就是个社会问题了。    国学与国学热 “国学”一词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从“中学”到“国粹”,再到“国故”,再到“国学”这一过程。“国学”又有古义、今义与广义、狭义之分。“国学”的最早意义是“由国家设立的学校”,目前比较公认的意义是“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广义的国学涵盖了恢弘的经、史、子、集四大类内容,其中,“经”是我们的精神,“史”是我们的生存方式,“子”是我们的思想与智慧,“集”是我们的情怀。狭义的国学则指占据中国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学。不过迄今为止,“国学”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广泛接受的定义,这导致“国学”简直成了随处可贴的膏药。不合时宜地滥用,恐怕不是国学之福。 在搜集众多专家学者对国学的观点的基础上,我们将它们大概分成四大类:认为国学并不存在的“国学虚无论”;认为国学确实存在的“国学存在论”;认为国学具有很多益处的“国学有用论”;认为国学存在很多害处的“国学有害论”(详见附文《21人纵论国学》)。国学热的起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 我国经济发展后恢复文化自觉(费孝通提出的概念)和自信、提升话语权(法国大哲学家福柯说过,话语和权力是关联着的)、增强民族认同感(博兰尼称之为“支援意识”)的需要;对文化冲突中的文化霸权(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提出的概念)进行抗争、提升民族文化素质的需要;汉语学界和儒学圈的形成也促进了国学的兴起。 ◎ 培养国家“软实力”的需要。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大棋局》一书中,提出大国或强国有四条标准: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科技雄厚、文化富有吸引力。战略与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学者吉尔(Bates Gill)在《中国“软实力”的源泉和局限》一文中也提出:文化是“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源泉。 ◎ 社会浮躁期人们对精神家园的追求和归属感的向往。当今社会存在着物质化倾向、粗俗化倾向、冷漠化倾向、躁动化倾向、无责任化倾向、浮夸化与虚假化倾向等六大病态心理。据统计,中国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100万人自杀未遂,寻求精神安顿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需求,不少人想从传统文化中获得对人生终极问题和人性本身看法的启示。 ◎ 开掘传统、古为今用,提升onmouseover=displayAd(3);onmouseout=hideAd(); onclick=linkClick(3);>企业文化竞争力,避免恶性竞争的需要。成中英教授认为,经济发展到最后,就成为一套需要文化支撑的理念经济。经济只是手段,文化、道德才是目标;经济发展要用文化来软化,柔化它的发展势头,让经济为文化服务,而不是用经济来削减或者消除人类的文化。 ◎ 西方管理理论的“水土不服”,使得中国的管理者转而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管理思想。基于广泛的社会需求以及巨额利益的驱动,大量机构提供国学方面的培训或教育,声称要培养不仅拥有财富,而且具有一定文化修养和道德情操的“新儒商”,这也大大促进了国学的热潮。    国学对管理的借鉴 我国五千年文明史,主要是宏观的治国之学与微观的治生之学,针对企业管理的经验、思想并不多。虽说隔行如隔山,但是隔山不隔理。治国、用兵、民生之中的众多思想,对于现代企业经营仍然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在我国的古代典籍里,论管理哲学的简约、朴素和举重若轻,莫过于《道德经》;论管理谋略的周详、具体和可操作性,莫过于《孙子兵法》;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自我修养,莫过于《论语》;涵盖当今政治学、管理学主要观点与论证方法,统一“势、法、术”,论管理的严格、制度治理的杀伐之气,莫过于《韩非子》。儒家所倡导的德治,道家所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思维,法家所主张的“信赏必罚”管理方略,墨家所宣扬的“兼爱交利”精神,兵家所阐发的“避实就虚”行为科学,均已积淀为普遍的民族心理和宝贵的历史财富,为我国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国家的统一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重农抑商的,然而国学中不乏关于商业方面的文化蕴涵,它的精神价值观曾经浸润了一代又一代的商人,以至于形成了所谓“儒商”的传统。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商朝据说就是“以商兴国”,秦始皇也曾经为一位女性富商筑台以示褒赏,秦汉以后形成了“工商士民”的阶层结构,汉武帝时的桑弘羊等大臣都出身商人阶层。近代的徽商、浙商、晋商,无不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引申到企业管理之中而创造出奇迹的。华为任正非年轻时就是“学毛选标兵”,“中庸思想”是联想柳传志最主要的管理利器,道家的“无为思想”是恩威薛永新树立企业精神、指导企业的经营法宝,蒙牛牛根生则采取的是“财散人聚”的处世之道。有学者指出,传统文化有助于企业家人格魅力的形成。这种人格魅力,是一种内在美的表现。人格魅力的形成,基于深厚的教养、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对公益事业的关心,基于真诚,基于爱心。有人格魅力才能让公众产生信任感,这比广告、公关更为重要。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许不能直接教给企业家如何投资、如何盈利的具体方法,但是能够提高企业家的素质,教给企业家如何做人,这是包括企业家在内所有的人都可以受益的。 在西方很长一段时间内,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处理民族之间的关系,处理企业之间的关系,基本的指导思想是强权哲学和斗争哲学,这种指导思想只能引起更大的冲突,结局是很危险的。国学的精髓就在于整体性思维,她强调的是变化和变化的规律,这对于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的管理来说,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国学强调仁者爱人,强调和为贵,强调天人一体,她是一种贵和的哲学,现在越来越显示出她的当代性,甚至是未来性。国学带来的是“治理”,强调的是水的柔性和变通;而西学(相对于国学)带来的是“管理”,代表的是竹子的强硬和严密。国学对于管理有三点启发:以人为先,教化管理者和员工的心智;以柔克刚,柔化具体的经营运作;以异避同,激发决策和预测中的直觉与灵感。    国学即哲学,商道即悟道 成中英教授指出,要从哲学的高度去研究国学,国学没有哲学精神就成为死的东西,就变成了国故。张瑞敏也指出,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个哲学家。有人以“道、学、艺、技”来涵盖国学的要点:“道”是为人处世的智慧;“学”是历史;“艺”是审美;“技”是技巧。国学包含众多的哲理与思辨,具有很强的哲学性、经验性和综合性,对学习者的悟性和灵气要求都很高。要正确理解和运用国学,必须具有极强的独处、反省、领悟能力。例如《孙子兵法》虽然只有短短的六千多字,还不如一篇论文的字数多,却可以在不同的学者眼里出现不同的“哈姆雷特”。如果孙子在这本兵书里把所有的情况都解释清楚了,那它也不会流传到现在。经典的意义,应该是精神的意义,而不是知识的意义,经典的无限价值在于“开后人无限眼界,无限文心”(金圣叹语)。我们保留了许多优秀的典籍,特别是先秦思想典籍的原创性价值和文化深度,并不逊色于世界上任何民族。但是,我们一直不善于通过创造性解读来汲取传统的优秀思想。 西学是应对简单性和必然性的智慧,国学却是应对复杂性和偶然性的智慧,强调的是“以不变应万变”,其中的“不变”就是《易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的“道”。以西餐和中餐为例,麦当劳里的汉堡包,在世界不同国家,即使材料来源可能有所差别,但口味一定是一致的。这种同质化为企业之间的竞争甚至企业内部的竞争埋下了隐患。而中餐的菜谱很少有告诉你每种配料放多少量的,最多加上“少许”两字,这是为了针对不同顾客的口味进行调整。要做出真正适合顾客口味的中餐,需要厨师长期的领悟。同样的材料,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口味可谓天壤之别。这种差异化不仅形成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同时大大避免了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又如,我们有“儒老成医”一说,老中医不仅能够治病,还能治心。按照“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的说法,国学确实是大智慧。 管理理论永远不能也不应该告诉管理者具体的管理细节,只需要告诉管理者管理的原则就可以了。原则的具体运用需要管理者的“释义”能力。如果管理理论告诉管理者某项经营活动应该做到一二三,而所有的管理者也都按照一二三来做的话,最后的结果往好里说,大家打个平手;往坏里说,大家两败俱伤。管理理论只需要告诉管理者“一”这个“经”就可以了,后面的“二”和“三”这些“权”就要靠管理者来努力领悟了。所谓“持经达权”、“随心所欲不逾矩”,就是管理者在符合管理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深入领悟管理的具体情况。主导西学的是分析归纳的还原性理性思维方法,是左脑在起作用;而主导国学的则是综合演绎的系统性感性思维方法,强调开发人的右脑,提高人的直觉判断力。例如,《易经》中的四个关键字“元、亨、利、贞”,用现代的语言来讲,即为“开创”、“互通”、“共赢”、“诚信”。这种“说文解字”式的解释和意义生发,正是“国学”的重要特征。    “参股”还是“控股” 管理是处理复杂问题的,而领导是处理变化问题的。因此,管理的知识,我们可以学习西方;领导的学问,恐怕主要学习国学了。如果说西方管理理论告诉我们的是管理科学的话,国学中的管理思想告诉我们的则是管理艺术。许多学者将管理科学与管理艺术分开来看,这可能是不恰当的。管理科学是前提,管理艺术是升华。没有管理科学作基础,管理艺术就只能是“瞎猫撞死耗子”;没有管理艺术,管理科学也就成了一种束缚,“死读书不如无书”。例如,中西文化中都有诚信的内容,但中国的诚信主要是一种道德规则—侧重“诚”(真诚),而西方的诚信主要是一种商品交易规则—侧重“信”(信任)。只有以制度为前提,以道德为保障,将制度与道德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持久的诚信。 研究发现,在全世界范围内,德国学者的著作被译成其他民族语言的数量列世界第二位,而德国学者将其他民族的著作翻译成德语的数量则列世界第一位。排除掉英语的“语言霸权”影响,德国应该是世界上最善于学习也最善于创新的民族。对于西方的管理理论,我们也应该首先以虚心的态度全盘吸收,在吸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与创新。例如,被称为“商儒”的张瑞敏对中国文化和西方管理都极有心得。在他身上,传统文化是一种内在的修养和气质,而不是表面的功夫。他不仅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同时更是海纳百川。他对日本的管理,对杰克8226;韦尔奇的著作都如饥似渴地学习。 “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涩泽荣一素以“左手论语,右手算盘”治理企业闻名。日本著名管理学者村山孚也说:“日本企业家为了使企业生存和发展,使用了两个轮子。在生产经营景气时期,使用美国现代管理这个轮子;在生产不景气的情况下,就要依靠《孙子兵法》这个轮子。”在文化素养和指导思想方面,国学只能“控股”而不能“参股”;在具体的经营运作上,国学与西学,谁“控股”,谁“参股”,都是不一定的,这要看具体情境。该谁控股,谁就控股,这是“合理主义”,也正是管理的精髓—“权变”的表现。 “我站在屋内,把窗子打开,让所有的风都进来,但我不会被任何一股风吹走。”(圣雄甘地语)对于国学“入股”管理,我们应该做到既不“数典忘祖”,又能“吐故纳新”,真正做到“东西融通”,实现“西方文化中国化”。    国学热中暗潮涌动 我们眼下最为关注的不应是国学该不该热,而是国学应该怎样热的问题。目前的国学热中存在较多问题。例如,“国学”像前些年的MBA一样,成了一些具有猎奇心理的企业家镀金的工具和新的炫耀性消费,“国学班”招收学员“精英化”,收费标准“贵族化”。有人将振兴国学等价于弘扬儒教,或者等价于“读经”。有人将祭孔等国学活动搞得过度庸俗化、商业化和时尚化,实行“文化搭台,利润挂帅”,变了味地复兴,借古人之名发财。有人借助复兴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进行盲目地抵制和排斥。还有人借复兴国学之名,行封建迷信之实,将尘封的东西都当做了佳酿。这都很可能毁了“国学”这块招牌,也会导致大量资源的浪费。国学的普及不能仅靠经院式的教育,从内容到手段都应当多元化,也可以适当地通俗化,但一定要拒绝庸俗化。 国学并不是一个褒义词,而是个中性词,其中既有“国粹”,也有“国渣”。国人似乎非常喜欢厚黑学,比如将“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偷偷改为“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并且被广为接受。将国学加入管理,也不要耍小聪明,不要玩厚黑学,而应将最基本的为人处世之道加入管理之中。国学只应该将管理带入康庄大道,而不是带入歪门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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