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国家在战后到上个世纪末的50余年中,经历了从国有化到私有化的变革,其中涉及的股权改革改变了西欧国有企业的面貌,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笔者认为,支持欧洲战后大规模私有化的主要理论动力来自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学派”,虽然各个学派对于经济增长有分歧,但是制度为先的思想在整个私有化过程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制度确立的前提下,明晰的产权有利于经济持续的增长,效率的提高也是必然的,这是各国私有化的基本思路。产权理论虽然在战后私有化的国家很有市场,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不能解决:为什么同样私有化,有的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有的仍然停滞不前。产权理论受到了新兴的“超产权学派”的挑战,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来自经济体内外的竞争,与产权的明晰与否没有必然的联系。同时,他们认为竞争具有重要的作用:他它可以促进信息的公开,提高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实现优胜劣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很多案例都可以用这种“超越产权”的理论来解释。
西欧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从总体来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种私有化成果可能只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才能实现。私有化的动力来自于社会经济体内部:战后自由化的浪潮使得人们的思想逐渐脱离了以国家集体中心的传统;经济思想领域中,新兴的制度经济学的产权观点对私有化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国有化以后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是其核心。私有化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正如“超产权理论”所谈及的那样。总体而言,欧洲的国有化和私有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这种过程产生的重要效应就是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正如西欧国有企业设立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战后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一样,私有化也是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解决复杂的诸如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政府开支,提高就业率,促进欧洲的融合等等问题。通过分析产权理论的一些局限之处,我们不难得出竞争超越产权和所有制这样的结论。我国当前应以促进竞争为主要的改革方向,多种所有制并存只是实现竞争,促进发展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标,更不能成为少数人利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