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现在看来，易纲兼任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的“一段时间”其实相当短暂。 8月16日，易纲升任央行行长助理。之前，易纲曾向本报记者表示，他还将兼任货币政策司司长一段时间。而这一职位，日前已由原金融市场司司长张晓慧接任。 此前后，央行办公厅、金融稳定局、金融市场司、研究局等四个重要部门的负责人也进行了调整。只有金融稳定局局长一职空缺。9月21日，谢平现身建行股份的成立大会上，但身份不再是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而是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 对于央行最重要部门之一——金融稳定局局长“出缺”，有分析人士建言，“在分行和中心支行其实也有不少优秀人才，总行应该对他们多加以关注。” 在进行内部人事调整同时，央行拟再次将五个中心支行“升格”。此举则意味着，1998年年底以来确立的“大区行制”基本上消解。 五部门换将 央行此番人事调整在8月16日就埋下了伏笔。 当日，央行办公厅主任刘士余、货币政策司司长易纲以及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兼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胡晓炼被正式任命为行长助理。他们的升任，实际上预示着央行新一轮人事调整即将开始。 在央行的14项职责中，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以及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稳定最为重要。与此相对应，承担这两项职能的货币政策司和金融稳定局在央行举足轻重。 一年前，易纲和谢平分别执掌货币政策司和金融稳定局。这两位学者型官员，无论在央行内部还是在中国金融界都获得了足够的评价和认可。过去一年中，央行在通过货币政策操作抑制通货膨胀和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金融稳定方面采取的一系列动作，获得了政府和金融界广泛的肯定，其中，易纲和谢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仅仅一年时间，这两个最重要的两个司局就要换将，因此，谁能接任他们令人关注。 “这五个部门的负责人已基本到位。”央行内部人士透露说。目前，央行办公厅主任一职已由副主任李超接任。原金融市场司司长张晓慧出任货币政策司司长。、张晓慧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并曾进修于香港科技大学。她先后担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央行驻美洲代表处首席代表等职。去年，在金融市场司组建时出任司长，这次调任则是她重归货币政策司。 金融市场司司长一职则由研究局局长穆怀朋调任。穆毕业于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曾与易纲一道担任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去年9月底，穆怀朋接替谢平任研究局局长。而穆的研究局局长一职则由央行直属单位——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主任唐旭接任。唐先后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和央行研究生部，长期担任央行研究生部主任一职。位于北京市五道口的央行研究生部，被誉为中国的“金融家摇篮”，长期以来为金融系统培养了大批干部和人才。 谢平留下的空缺目前还没有合适的继任者。一位央行官员透露，这主要与“央行领导对于金融稳定局局长的人选慎之又慎”有关。这位官员认为，由于金融稳定局在整个央行工作中的重要性，因此，对金融稳定局局长的要求很高，既要熟悉银行、保险、证券的各项业务和监管，还要能够及时提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措施，同时又要熟悉财政工具和货币工具在金融风险处置中如何应用。他坦言，“这样的人才并不多”。 中心支行再升格 就在央行总部进行机构人事调整的同时，央行分支机构的“升格”行动再次展开。 今年5月底，央行刚刚完成了一次分支机构的“升格”。 当时，央行将四个省会城市中心支行——郑州中心支行、石家庄中心支行、杭州中心支行、福州中心支行和一个计划单列市中心支行——深圳中心支行的行政级别由副局级升格为正局级，与央行九大区行的级别相同。尽管名称并无变化，但却由总行而非大区行直接管辖；并且中心支行的管辖区域，除深圳中心支行（仍为深圳市）不变外，郑州、石家庄、杭州和福州等则由原来的一个城市分别扩大到所在省，具有与大区行相同的职责。 这一次央行升格的对象却是五个偏远地区的省会（首府）中心支行——海口、西宁、呼和浩特、银川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据了解，央行对这五家中心支行的干部考察工作已经结束，并且很快就会正式宣布。相应的，它们所管辖的业务区域将由五个中心城市扩大到海南、青海、内蒙古、宁夏和新疆五个省区。
上次调整，上海分行、济南分行管辖区域分别只剩下上海和山东两地，这两大区行实质上已不存在。而这次，又使三家大区行的管辖范围大大缩减：广州分行管辖广东（深圳除外）和广西；西安分行下辖陕西和甘肃；天津分行只剩下天津和山西。 1998年底，大区行制度正式确立。央行的分支机构有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武汉、广州、西安、成都、沈阳等9个大区行和北京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重庆营业管理部。 经过这两次中心支行的升格，央行的分支机构则有2家营业管理部、9家分行和10家中心支行共21家，其行政级别均为正局级。 这样的格局，使实施不到6年的大区行制度距正式解体仅一步之遥。 稳定局局长“出缺”背后 2003年9月底，央行成立了金融稳定局、金融市场司、征信管理局和反洗钱局四个司局；并对18个内设机构部门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易纲、张晓慧和穆怀朋都在这次调整中走上正司局岗位。在周小川“央行应尽快建立一支学习型、研究型、专家型、务实型和开拓型的干部人才队伍”的人才新政理念下，一大批年轻处长得到破格提升，走上了副局级岗位。 几个月前，央行还引进了张新、李波和张涛这三位“海归”分别担任金融稳定局副局长、条法司副司长和研究局副局长，但是人才短缺状况并未完全缓解。 “目前，司局长选拔主要在总行内部进行。”央行某大区行的一位人士认为与此有关。去年以来的人事调整，除内审司司长由沈阳分行一位副行长、反洗钱局局长由上海分行副行长凌涛调任以外，其余的司局长均由总行内部产生。 过去几年，各界对于央行大区行制度的批评甚多。因此，不乏地方分支机构缺少真正人才的看法。 一些分支机构的官员告诉记者，在央行各大区行有不少出色的金融人才。以信贷规模最大的两个大区行——上海分行和广州分行为例，上海分行一位副行长为上海财经大学货币银行学博导，在中国金融学界很有影响，而有几位处长原来都是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教授；在广州分行，其博士数量之多甚至直逼总行。其中“不少人的水平并不差”，某大区行的一位负责人评价说。 随着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性愈加显现，央行面临着重大挑战，而应对的关键在于人才。 “作为金融市场的调控者，央行在市场中与被调控者的博弈是史无前例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曾这样告诉记者。他认为，这对央行工作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比以前更高的要求。 某大区行一位人士则认为，作为央行官员，不仅要具备研究能力和学习能力，更需真正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了解市场主体如何操作，才能够通过采取有效的调控措施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如果主要从总行内部产生，他们将难以详尽地了解具体的市场操作，政策的效用难免有折扣。”目前这样的选拔和任用机制，让这位人士有些担忧。 正因为央行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众多中层干部从哪里产生？这对亲自负责人事工作的央行行长来说，无疑是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