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回到家里，我就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我把儿子紧紧搂在怀里，半天没说话。老婆问我怎么又回来了？我愣了一下，回过神，说孔老板要在江苏开展业务，让我先回来筹备。她说：那你不回深圳了？我说再说吧，反正工资照付。说着，我把那个信封交给老婆，她接过去，认真地数起来，数得很认真。而我则想，这几乎是我的一条命呀！我照例回情报室“上班”，尽管我现在属于借出人员，市政府对外经济协作办公室主任已经为我办好了借用手续，我上班也没工资，但不去情报所我去哪里？好在有我一大堆来信，正好可以看看。我发现国人对印刷品是很信赖的，当初我为了混稿费胡乱写了一些东西，如今真被人当作某某专家了，收到了很多求教信，这些求教信中居然还有一封来自国防科技大学，并且是两位教授一起写来的，向我请教有关舰艇用轻质绝热材料方面的问题，我真想给他们回封信，问他们可不可以收我做博士，如果可以，我就可以天天当面指导他们了。看着这些来信，我似乎又很怀念在情报所工作的日日夜夜。所里面人见我从深圳回来都很热情，那样子不亚于见到归国侨胞，我的虚荣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某种满足。同事们还嚷着要我请客，仿佛认定我已经发了大财了。被他们这样一捧一抬，我的双脚就离开了地面，而且离得很远，想下都下不来。我豁然发现：我已经没法再回设计院了，没法再回情报所了，这里已经不属于我，开弓没有回头箭呀！回情报所“上班”是有好处的。情报所可以看到各种报纸，其中《中国青年报》上一则招聘启事吸引了我。登启事的是海南一家股份有限公司，说招聘从副总裁到企划人员各个岗位的人才。我给他们去了封信，照例是附上各种证书和奖状的复印件，并对近几个月的经历作了夸张性描述。主要是把时间做了适当的延长，没有说只干了几个月，而是说干了两年。其实这种“适当的夸张”也不算过分，的确，通过这几个月跟着香港老板台湾老板后面当职业经理人，我所经历的事情和增长的见识远比在内地干几年都要多。我记得好像就投过这一份个人资料，没想到一下就投中了。他们很快就给我回了信，拟聘我做公司发展部经理，并问我有什么待遇要求。我等不及写信了，马上回了电话过去，说我很乐意去海南服务，并说没什么待遇要求，按公司制度办就行了。我能这样说，就说明我这几个月在深圳没有白过，我在恒基公司搞过招聘，知道提待遇要求没任何好处，除非是老板求你，你自己去应聘还能提什么要求？难道公司还能为你改变他们的工资制度？再说，我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回设计院上班肯定不适应了，就是能适应也丢不起这个人。我发现，像我们这样的人，只要你“下海”了，就别想再回头，也回不了头，各种各样的因素让你没法回头，没脸回头。对方说你可以来面试，我问面试怎么说，对方说面试时要带来各种证件的原件，一般这么远通知你面试大都能通过的，万一通不过，公司承担回去的路费。我说可以。aihuau.com我相信自己的实力，包括应付面试的能力。毕竟，我面试过别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有这样经历的人还是少数中的少数。我对老婆说我要去海南，她说你不跟孔老板干了？我编了个理由，说台湾人好色，老是要找小姐，我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所以要去海南。老婆听了很顺耳，就没说什么，我真担心她问：要是海南的老板也好色怎么办？但她没问，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老婆和儿子一起送我到南京，我将从南京乘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坐汽车去海南。我心情不好，在南京无缘无辜地跟的士司机吵了一架，直到今天都觉得对不起那个的士司机。在南京车站广场，正好有儿童电动三轮车玩，一次两块钱，老婆觉得太贵了，舍不得，我坚决主张给儿子玩。我们再也不是“二百五”了，无论到哪里我都不可能是“二百五”了，我失去那么多，换来的就只有这一个，如果连儿子玩一下电动车都舍不得，我“下海”干什么？我排队买票，老婆带儿子排队等电动车。他们等到了，老婆将电动车抓在手里，叫儿子赶快跑过来取票，我看见儿子惶惶张张跑过来，我一惊：儿子大了！会跑了！我第一次去深圳时他连走都困难，现在居然能跑了！
火车开动时，老婆孩子倒没事，我哭了。不知道是为老婆儿子还是为我自己。等到再想和儿子说再见的时候，火车已经驶离很远，我忽然感觉自己不是在火车上，而是在船上，并且船正驶向大海，离岸越来越远，即使这时候我想回头，也可能找不到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