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谁是德8226;加里斯？一位提出大胆构想的人—— 在21世纪末，人工智能机器将会比人类聪明万亿个万亿倍，而且关于物种支配这个问题会引发一场重大的战争，并导致几十亿人的死亡。他是疯子吗？还是一个科幻小说家？他的话值得我们去听吗？人类能够承担忽视他的后果吗？为了使作者及其观点更为可信，本章将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简单地介绍作者生平，第二部分简要介绍他现在的工作，然后在第三部分陈述他未来的工作目标和理想。自传我于1947年出生于澳大利亚悉尼，在开始写这本书时，我已经是个中年人了。我离过婚，和我的第一任妻子有两个孩子。由于我第二任妻子的离世使我寡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性格热情而理性。我有一个私人图书馆，有6 000多本藏书。我是一个科学家、研究型教授、社会活动分子、作家和社会评论家，也有人说我是思想家。我的少年时期是在澳大利亚度过的。 我觉得我热情而理性的价值观和澳大利亚的冷漠、非理性、粗犷的社会文化格格不入。在悉尼奥运会期间，一位BBC的记者曾经说过，澳大利亚人对赢得一枚金牌的渴望胜过赢得诺贝尔奖。当我23岁完成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的本科学位后，我决定离开这个国家。aihuau.com
当我踏上伦敦的第一天，就被一种感觉所笼罩—— 被一种更加包容更加博大精深的文化所包围。那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到BBC的一个辩论节目，我被它的理性所吸引。我如释重负，找到了自己的家—— 这里有一种可以衡量我个人价值的文化。在伦敦居住了一年，由于20世纪70年代，伦敦空气污染严重，我患了黏膜炎，决定搬到充满学术氛围而又美丽的剑桥。我成了一个辅导数学的自由职业者，辅导对象是六七个剑桥大学本科学生。学生们三三两两来到我的公寓里，让我帮助他们解决教师布置的数学难题。在剑桥呆了一些年后，我看了曾经给第一任妻子买的世界地图册。我的第一任妻子是澳大利亚人，我们邂逅在从澳大利亚到英格兰的“5周”邮轮上。我想我应该到国际化的都市，例如布鲁塞尔去居住，可以从其深邃的文化中汲取营养。我所需要做的就是学几种语言然后搬到那里。尽管国际大城市的生活很诱人，但我还是很喜欢在剑桥的四年生活。喜欢它的绿色、它的美丽、它的学术传统，特别是它的智慧。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但最终我还是不得不离开，因为我在那里找不到长期的工作机会。我搬到了布鲁塞尔，学会说流利的法语、德语和荷兰语，正如计划的一样，我开始汲取这些文化，并将其融入我的个性。我变成一个更加丰富的人，一个“多元化”(多种语言、多种文化的人)的人而不是“单元化”。作为一个“多元化”的人，我发现和其他“多元化”的人一起，比和“单元化”的人在一起更让人有灵感。我很喜欢在布鲁塞尔的新生活。很不幸，我的澳大利亚妻子不是这样。她很想回到她的故乡澳大利亚，因为那里有她熟悉的澳大利亚本国文化和语言根源。她极度想念那里。兴趣上的不同最终让我们分手了。她带着孩子回到了澳大利亚。离婚以后，我和一个说法语的比利时人生活在一起，后来结婚了。无须惊讶，我的法语水平进步飞快。我在一家很大的荷兰电子/计算机公司得到了一份工作，但很快就感到非常厌烦和沮丧。我很怀念剑桥的理性生活和学术氛围。在计算机界工作了几年后，我在布鲁塞尔大学开始攻读人工智能和人工生命的博士学位，成为一名研究员。早在1992年，我的第二任妻子和我就离开了欧洲来到日本生活。我获得在筑波“科学城”从事人工智能的博士后奖学金。我那时相信，2000年之前，日本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这个没有成为事实。我在日本住了8年，致力于制造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大脑。我在布鲁塞尔的一个研究实验室获得了一个从事同样工作的机会。我一个人回去了，因为我的第二任妻子已经死于肺癌。她在认识我之前烟瘾一直很重，虽然在我的坚持下戒了烟，但是危害早已形成。布鲁塞尔的私立实验室购买了我的一个人工大脑制造机器(世界上仅有的4个机器中的一个，售价50万美元)。这个实验室创建于信息泡沫时代(dotcom boom)，当时我决定把我在日本攒的10万美元投资于此，希望成为一个百万富翁。我的人工大脑制造工作和我的机器吸引了世界媒体的关注—— 一个星期内有两家国际媒体联系我。法国的主流报纸Le Monde写了大约10余篇关于人工智能的文章，由于媒体的大量关注以至于引起了一次国会听证会。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在政治上讨论宇宙主义的国家(巴黎，2001年7月)。看起来我的生活似乎非常顺利，直到灾难的到来。信息泡沫变成了信息灾难。投资者不再向高科技有风险的研究室投资。实验室破产后，我损失了10万美元，也丢掉了工作。我的下一份工作是在美国当计算机科学教授。难以置信的巧合是，我到美国工作的第一天正好是2001年9月11号。我的系主任那天早上在大学旅馆里碰见我，说：“嗨！德8226;加里斯。你看到这个了吗？”他指向电视机。“奇怪的行为”，我想。但是顺着他的指向看去，我看到了一幢着火的大楼，并且认出它是纽约世贸中心，我呆若木鸡。过一会儿，当我在大学餐厅用早餐时，听到一个学生尖叫，“他们撞了另一幢大楼！” “美国一直是这样吗？”我心里琢磨着。作为一名教授，现在我必须去适应美国的个人主义和放任主义的态度，去适应教书的需要。我忙得发疯，去争取研究资金并努力适应我到的第6个国家。这些都需要很多精力，所以我没有在媒体上宣传我的宇宙主义观念。几年前，我给一些退休人员作关于人工智能辩论的讲座。结束后，一个出版商找到了我并问：“你考虑过写一本关于人工智能的书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您现在手中的这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