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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最基本的两个权利是：1，分红权；2，投票权。股东根据拥有股权的多少行使投票权，参与股份公司的决策，决策正确，公司收益，股东就可享受经营成果取得红利。决策失误，公司损失，股东则由于弥补损失而使股权价值缩水。理性的股东在这种逻辑的必然安排之下自然会趋利避害，对公司的重大经营事项，人事任免审慎地、自利地进行投票表决，以实现自身资本收益的最大化。这样以来，在每个股东实现自身资本收益的最大化的自利过程中，股份公司也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其他股东也实现了自身资本收益的最大化。由此可见股份制是有关企业的最美好的，最高效的制度安排，它汇集资金，集中资源完成小资金不能单独完成的经济活动；它集思广益，避免了单个决策者决策过程中的信息不完备情况的出现，纠正了单个决策者的有限理性造成的决策失误。这种企业形式不但帮助西方发达国家完成了资本的形成，快速地发展了生产力，而且成为这些国家最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上世纪90年代，我国也开始大力发展股份制企业，成立了深沪交易所，一批批股份公司纷纷上市交易，十年过去了，这种企业形式不但没有帮助我国完成了资本的形成，快速地发展了生产力，反而制造了大量的金融黑洞，上万亿的股东财富灰飞湮灭，许多上市公司和其高管人间蒸发，“远离股市、远离毒品”的说法成了千真万确的真理。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改变这种情况？这是一个问题。 新中国的建立彻底否定了私有制，实行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一大批国有企业就此诞生，这些国有企业在快速实现国家经济工业化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粗放经营的模式下，国有企业在产权上的，管理上的，作为经营体的独立性上的弊端被掩盖了。后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国有企业所有的制度潜力被消耗殆尽，国有企业开始出现亏损,但由于国有企业的名义所有者----全体人民在高昂的交易成本下无法行使其产权,企业无法做出停止生产或减少冗员等降低成本的决定,企业的亏损不但没有减少,还在不停地增加,作为国有企业的实际掌控者---国资部门及其委派者在缺乏内生的激励机制(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情况下,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分利集团: 通过内部人控制进行寻租,牺牲国有企业利益,捞取个人财富,并且这种掠夺所受到的惩罚几乎是没有的,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破产了,但损失全体人民财富的责任人却鲜有受到惩罚的,原因很简单:没人知道到底那一家国有企业中有自己的股权,就算知道,也由于“搭便车”的心理,以及投入和获取的巨大差异以至于没有人去追究“肇事者”的责任,更别说追回损失了,如此以来,冤无头债无主,只管杀人和借钱了,国有企业被这个分利集团掏光挖净只是迟早的事了。90年代，我国政府开始了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工作，开设了证券市场，试图通过落实国有企业的产权进而改善企业的经营绩效，十几年过去了，实践证明这次改革是失败的，大量国有企业通过股改上市募集到了宝贵的资金，但可惜的是这些宝贵的资金又成了分利集团的饕餮大餐，2005年上市公司扣除无息的股本金的利息支出和银行贷款的实际负利率，它还有什么盈利呢？再加上由于股市下跌给股东带来的财富上的缩水和精神上的痛苦，这个改革的怪胎对社会总福利带来的又是什么呢？现在反思这段改革，以下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上市公司在形式上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但实质上依然没有改变其在产权上的，管理上的，作为经营体的独立性上的弊端，分利集团依然借助国有股的压倒多数控制着上市公司，继续通过内部人控制进行寻租,牺牲国有企业利益,捞取个人财富,并且愈演愈烈，不但掠夺不知名的全体人民的财富，而且还掠夺知名的小股东（流通股股东）的财富，来得及出逃的小股东将证券市场边缘化，来不及出逃的小股东以泪洗面，他们想行使其股权的产权，但在大股东面前，他们又是那么无力，分利集团继续演绎着这出人间悲剧。 原因基本上搞清了，怎么应对呢？其实很简单：打破分利集团的利益联盟，取下分利集团牟利的工具----国有股。全体人民在高昂的交易成本下无法行使其投票权的情况下，让渡其投票权，只保留其分红权。以面值（1元）向其他流通股东配售国有股，流通股东或配后按股份行使投票权，因为流通股东以其投入的资金与上司公司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与上市公司有着切身的利益上的正相关关系。上市公司分红时依然按原国有股所占股份比例向国有股进行红利分配，红利由财政部以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回报于全体人民。配售国有股的所得或充实社保资金或安置上市公司下岗人员。当然这些制度安排要通过人大进行立法和表决，而不是由证监会和国资委来决定，毕竟它们代表不了全体人民，毕竟国有股股权是属于全体人民的，而只有人民代表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