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国是货物贸易出口大国，却是文化输出小国，文化产品贸易收支一直是赤字。根据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划分，“文化和体育服务”是服务贸易的12个部门之一，包括文娱、新闻社、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和其他文化服务、体育和其他娱乐服务；在《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电影、音像”项目属于完全的文化服务贸易。尽管我们早已是全世界名列前茅的货物贸易大国，国内文化产业也已经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出版业2002年就已经创造了我国3%的GDP，仅印刷业就提供了300多万个就业机会；但在国际服务贸易领域，我们还远远谈不上大国，在文化服务贸易领域更是十足的小国、弱国。直到2005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额不过744亿美元，大致相当于货物贸易出口额的9.8%；服务贸易进口额838亿美元，逆差94亿美元，是1995年以来连续第11年出现服务贸易逆差，与货物贸易自1994年以来连续12年巨额顺差大相径庭。文化服务贸易国际收支状况更是可怜。1997—2005年我国电影音像出口收入仅仅从1004万美元增长至1.34亿美元；而2005年全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额高达7619.53亿美元，平均每天20.88亿美元，平均每小时8698万美元，我国2005年全年电影音像出口收入仅相当于货物贸易92分钟的出口收入。落后现状并非不能改变，但指导思想倘若陷入误区，人们就不会意识到改变落后现状的必要性。令人担忧的是，在一片“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呼声中，我们似乎忘记了我们应该而且完全有能力去影响别人的思想、去带动他人接受我们的游戏规则，只是一味追求取悦别人；我们似乎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大国，不同于只能被动接受国际市场条件左右的小国，大国的规模本身就赋予其影响市场条件的有力手段。正是在这种思路下，且不说外省城市，即使在作为首善之区、全国文化中心的北京，我们也看到，北京奥运会本来可以成为向世界推广中华文化的良机，却成了地方政府某些部门发动全民学英语运动的由头，而这种运动除了造就几位政府官员的“政绩”和扩大某些英语培训机构的财源之外，给普通市民带来的只有烦恼和额外开支，即使外国游客本人也未必领情。我不相信一个兴致勃勃周游世界的旅游者花费重金仅仅是为了在异国领略荒腔走调的“盗版”本国文化，更不相信一个普通北京市民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使用多少英语。“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本来是中华民族智慧的伟大创造，著名艺术家韩美林先生设计北京奥运吉祥物“福娃”时，原型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童子，但组委会担心外国友人不懂五行而将其修改为“贝贝、京京、欢欢”等所谓“国际化”形象，令人扼腕。至于某些国际性活动上由知名导演主持的开幕式、闭幕式表演，其标榜的所谓“中国特色”就是大面积暴露的超短旗袍、肚兜之类，固然符合某些西方人对中国充满色情意味的想象，却无疑不可能得到中国社会的认可。从民国到最近的“废除中医”闹剧，都不过是这种思路登峰造极的演出而已。这种思路流风余韵所至，一些中央部委也未能幸免。北京木樨地长安街南那座玻璃大厦正面有着醒目的英文标识“CPC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却找不到汉字原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我相信，如果加上用庄重肃穆的魏碑、隶书字体书写的汉字原文标识，这幢大厦的外表将更加优美，更能让到访的国际友人领略到中华文化的博大和优美，更能从内心深处体会到自己与之打交道的对象拥有深厚的文明传统，因而增加敬重感。无论是为了发展文化输出和服务贸易本身，还是为了借此制定国际贸易游戏规则的主动权、化解“中国威胁论”，扭转这种思路，都已经迫在眉睫。
指导思想确定之后，关键就在于具体策略。首先，我国应积极运用多种形式扩大对外汉语教育服务出口，其目标是保持、发扬海外华人民族特性，并为其他国家培养对华经贸、文化人才。这项工作的重点之一应当放在华人众多的东南亚、新移民数目多且收入水平较高的欧美国家，组织海外华人子弟到中国进修旅游，兼顾学习汉语与熟悉中国情况、培养民族凝聚力双重目的。重点之二是与我国经贸交往和学习汉语人数都比较多的韩国、日本。为了有效推进对外汉语教学，建议有关部门吸取国内新东方等外语培训机构商业的成功经验，帮助国内外有志者组建商业化对外汉语教育机构。其次，我国应大力推动文化、媒体出口与海外经营。我国应允许文化单位将经营范围扩大到海外，鼓励更多的出版发行单位在获得出版物出口权之后到海外开办出版发行机构，大力开拓海外印刷市场，力争使我国成为名列前茅的国际印刷基地；鼓励有条件的传媒以独资、合资、合作方式在海外开办报刊、电视台、广播电台、出版发行机构，与海外传媒合办新闻频道、栏目、节目等，争夺国际舆论界话语权。此外，在CEPA框架下，内地向香港公司开放视听服务市场，为充分利用香港影视界的商业运作优势扩大视听服务出口创造良好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