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通常，我们对国家统计局每年印发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总是持极端怀疑态度，仿佛自己才应该是评判这些数据到底客观与否的人。确实在使用年鉴中，我们有主观的理由怀疑它，但在我们没有寻找到确切的证据去证明自己的假设之前，使用它仍然能够解决我们心中积压已久的问题。 一、国企改革的另一群既得利益集团 这个问题困绕了我很久。似乎多年以来，我们认为国有企业改革中只存在产权交易不规范的问题。首先是政府在出售国有资产的时候单方面定价问题，往往存在对外出售制定高价，对内出售制定低价的策略。中小国有企业改革让人指摘的内部人购买企业的做法实际上并没有被高层否认，中国国有企业历经20年左右的时间，中小企业基本通过这种做法销声匿迹了。像2004年朗教授批评的顾雏军所谓的“侵吞国有资产”手段，如果和上面提到的出售国有资产现象比，那简直是太规范了。
多年来，人们只注重这些所谓的老板从国有企业改革中获益的事实。对国企改革也不做他言，仿佛一切都是好的，只有这一点不好。但年鉴的数据告诉我，这里还有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搭了国企改革的便车，而且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我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改革元年（1978年）的情景，那个时候，中国城镇总就业人口有9514万人，其中有7451万人在国有单位中工作（占城镇总就业人口的78.32%）。他们在辛勤地工作，换取了当年468.7亿人民币的薪酬，当然这里不包括他们享受的福利。而当年中国全部社会工资数只有568.9亿元人民币，支付给国有企业职工的比例为82.39%。那个时候谁会认为国有企业有必要改革而且能够改革呢？ 遗憾的是，国有企业员工的工资数目占社会工资总数的比例一直以缓慢的速度下降，这个速度在最初的时候并不容易被人识别。并且在一个疯狂的年代中还有反复（1988-1992，那个严重通货膨胀的时期）。从绝对额度看，1985年的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数就比1978年翻了一番，其中国有企业雇佣的职工数也增加了1500多万，形势可谓大好。但国有经济体雇佣的劳动人数在城镇就业总人口中的比例却下降了8%，当然，这与城镇总就业人口的增长相关，该数值1985年比1978年上涨了2700多万。国有企业雇佣人数的上升势头一直维持到1995年，而同期（从1985年起），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数在1989年翻了接近一番，1994年又比1989年翻了一番多，也就是说，1994年的国有企业工资数已经是改革元年的10多倍，这个速度可以用飞快形容，而同时其雇佣的人数也增加了接近3500万。这个阶段依然可以用大多数人受惠还描述。 真正的问题出现在1995年以后，国有企业以“减员增效”为指导方针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到1998年，裁员接近2200万人，然后到2003年，又裁员2182万人。2003年，中国的国有经济雇佣人数仅占城镇总就业人口的26.82%，这个就业人数比改革元年还要少575万人。最让人想不到的是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数目。即便从1995年开始，工资数也一直上涨，2003年的工资数为9693.8亿元人民币，接近1994年两倍的水平。是改革元年20倍多一点。试想，通过改革，现在只占中国城镇就业人口26.82%的国有企业员工领取了社会总工资额的65.75%，在国企改革中获益的难道只有那些名躁一时的媒体人物？ 大家在感慨那些由于垄断原因，效益“格外好”的大型国企中的员工整天做新套装、每月最少都要发双薪、通讯费、交通费几乎无限额报销的时候，总是无法确认这群人在社会福利这个大蛋糕中切了多少。现在我告诉你，从工资范围内讲，他们切了这个社会工资蛋糕中的65.75%。其他所有的员工，包括曾经让人羡慕的外企员工都在分那不到35%的一小块。这真是制定分蛋糕规则的人第一个拿蛋糕的好处所在。当我们惊诧陈久霖年薪过2000万人民币的时候，不要只为他一个惊讶。 二、传言是否是真的：城市中的狗都比农村的人活的好？ 最近网上频传这样的观点，农民今年的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往年，中央一号文件起了重要作用，同时，有调查显示农民的幸福指数很高。仿佛再过两年，只要有持续的一号文件，三农问题就没那么难缠了。 可是年鉴先生给我讲了另外的故事。我找到了中国最富有的2个城市、两个省、以及三个发展程度中等的农业省。我想年鉴提供的城市设施的若干数据能把我们拉回痛苦的现实，我们可能要发更多的一号文件才行！ 2003年北京有19991辆公交车，同时拥有7949.7公里的道路。上海在公交车方面和北京几乎在一个水平，而道路长度比北京还多接近2000公里。可能你不觉得这些数目有什么不妥，那我告诉你其他省的情况。湖南和吉林只有不到9000辆公交车，在这几个当中，道路最多的河南省也只有不到6000公里的道路，吉林则只有不到4500公里，不到上海的一半。如果我们知道这几个省市的面积，我们应该想象到这几个地区的发达程度比较。不要告诉我，这些地方的居民天生不用坐车或走路！广东、浙江的这两个指标只有道路方面比北京、上海高，公交车数量仍然低于二市。其他指标，北京、上海的路灯数都在230000盏以上，北京超过250000盏，只低于河南，略高于湖南，远高于吉林。试想，全湖南省或吉林省的路灯加起来都没有北京一个市多，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广东和浙江在路灯上超过北京和上海许多，这倒是值得庆幸的事。说起公共厕所，就更让人汗颜了，北京有5662个公厕，居然是全中国公厕最多的地方之一。上海只在公厕数目上远落后与北京和这几个样本省，但考虑它的面积，公厕密度依然远高于其他样本省。如果我再往下讲下去，你还会体会到收入的不均状况，北京2003年的个税额为592.5亿人民币，居然比湖南、河南、吉林三省的个税总和还多120多亿！众所周知，北京只有1423万人，三个省人口综合超过1亿8千万，这种收入分配状况让人啼笑皆非。上海的个税额比北京还高近300亿，当然，这里还有我们怀疑的、不在统计口径内的富人逃税，真不知道北京和上海的居民到底有多少钱？ 这些数据比较只是冰山一角，我也无意统计整个冰山有多大，那是地质学家的事，我对此毫无头绪。我也不知道这个社会的均衡点在哪，我只知道现在我所在的时空不在那个均衡点上。可能我们正在“超边际分析”的某个角点解上，还要我们进行N多的实验才能找到最后的优化解。我能做的只是庆幸轮回的骰子在此世把我转到了大城市，寻找最优角点解的任务只能交给政治领袖去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