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在改革的初期，在没有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情况下，甚至是和原有理论相抵触的情况下，遇到重重的阻力，在改革的历程中存在被动性。为了突破各种障碍，民间和政府不断大胆尝试，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改革过程中已经暴露出严重的问题，而且如何改革已经成为全民共识的时候，就不能“只摸石头不过河”了。
[关键词]：改革 政府 执政能力在今年再度出台实施新一轮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在一年里发生的“国有资产流失”之争、“足球革命”、“王小石事件”等等问题，都足以说明我们在体制问题上存在严重的缺陷。改革必须向更深的层次推进，明年将是一个改革之年，这也是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个调子。
一、改革的历程
回顾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可以知道，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并由此影响到以后的城市经济改革。
1979年9月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 农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农村的改革在全国铺开；
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深刻阐明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行动纲领；
1992年1月18日至２月21日，邓小平南巡讲话廓清了当时困扰国人的种种认识问题，为改革开放注入新的活力，中国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高潮；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002年11月的十六大报告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也显现出改革要从经济向民主政治和社会发展这个方向推进。
二、改革的被动性
然而整个改革历程，基本上是源于民间的动力，来自于经济发展所引发的政治要求。
原来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在社会一体化基础上将国家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高度统一的基层政权形式，导致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一直没得到改善，而当时的政治环境又鲜有改革突破的思想和声音。是中国农民要挣脱原来“一大二公”的体制束缚开始农村的改革，现存在国家博物馆里的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签订的契约就是见证。最后形成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普及，并由此影响到以后的城市经济改革。
城市的改革的开始首先是商品经济论由于体制属性的争论而未得到认可，但从农村“大包干”的改革获得成功后才从体制外进行，却未触动计划经济的主体，而导致“双轨制”下形成的一系列严重问题。随着主体经济外的非国有经济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对比国有改革却停滞不前，问题日趋严重（如效益低下和官倒），也导致政治事件的发生，实行政治改革和打破计划经济的经济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却存在很大争论，也有计划经济的思想回潮，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改革一直不能得到进一步深化。直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才打破“姓资与姓社”、“计划与市场”之争，真正开始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后来也一直是沿着这方向进行改革。
以上这些过程，并非都是政府主动的、由上到下进行的改革，改革的动力和改革的探索基本上是从下面“不合法”而行，取得经验教训后进而再由上层确认为合法而再进行下一步的改革，政府基本上是处于被动，或说是被动与主动交替。这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
三、改革遇到的问题
1、经济改革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突现的社会问题。随着对改革的不断摸索和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的经济也在不断快速增长，但也暴露了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如城市化和三农问题、贫富悬殊导致阶层分化对立问题、财政金融问题、环境资源问题、人口与就业问题以及政府官员腐败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可以说是以往的改革过程只是“摸着石头过河”，基本上没有触及改革的根本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不断积累下来的。更有的说这是所谓改革的“成本”，是改革需要付出的“代价”。但既然是“成本”和“代价”，则“成本”必须回收，“代价”也必须要偿还。
改革直接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既得利益集团占据强势地位，也极力维护自己的这种地位，他们已经成为了进一步改革的阻力，这个问题不解决，进一步改革的难度将越来越大。有学者甚至认为现在两个集团都是改革的阻力，在另一方面看也是对的，因为改革本身就是对各阶层进行利益调整，弱势集团感觉到改革相对于强势集团来说没有得到什么更大的好处，产生严重的挫折感。目前，社会出现了众多的不稳定因素，出现了众多的反对声音，这实质是说明我们的改革方向偏离了原来的目标。
为什么我国连续二十多年的GDP增长速度接近两位数，而社会保障仍然未能覆盖到农村？为什么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而贫困人口反而增加80万？为什么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而《教育法》和《义务教育法》仍未得到全面落实？总的来说，就是为什么各地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一直高于GDP增幅，但于民生项目的投入增长幅度是否有同步增长呢？
经济在快速增长，国家不断在富强，但国富是为了民乐，是为了“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十六大报告结束语），“乐民之者，民亦乐其乐”。如果我们的发展只能满足小数人的私利，不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如果我们的发展要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以严重透支生命健康为代价；如果我们的发展只是向大自然索取而不做补救，甚至牺牲后代利益，我们的经济增长将有相当多是无效的增长，甚至是有害的增长，则众民何乐之有？[1]
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了突出经济改革、单纯强调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严重问题，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要让人民更多地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成果，要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2]。“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这是中国共产党55年执政实践中始终面临、不断探索并努力回答的一个重大战略课题”[3]。
2、改革难以进一步突破的障碍。面对要解决上面所说问题，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一要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关系问题。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速度慢下来，财政与金融、就业与保障所突显的问题就会进一步加深，并可能会出现危机，必须保持经济的增长速度来避免。二是体制性障碍问题。因为目前中国经济表面的高速发展，其主要动力是来源于政府和资本两方面。一方面政府为了社会的稳定，千方百计要稳定和提高经济的增长，以提高经济增长、创造政绩来解决或掩盖社会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改革过程中通过正当和不正当积累的资本，同样有着天然的追逐利润的本能，也需要经济的发展来达到其目的。现在的状况是权利需要资本的帮助来发展地方经济，资本通过权利使资本更加集中。这样一来，权利和资本很容易就结合在一起。而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们的结合，再加上目前财政税收体制和政府官员政绩考核制度存在的缺陷，就更只突出经济的增长而忽视社会问题的解决，也就是忽视社会的全面发展，使社会的阶层分化速度加快。这些其实都是属于体制性的问题，并形成对改革的阻力。
经济改革的成功，要有赖于其它改革的配套；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有整体的改革加以适应，不能成为改革的约束和阻力。养鱼的农民都知道要抽干鱼塘的水来抓鱼，水泵必须要放在最深水位才能将水抽干。而现在我们的水泵就要空转抽不到水了，那是因为水泵没放到最深水位，也实际上已经是是否要将水泵再放深的简单争论了。
具体在今年发生的“国有资产流失”之争、“足球革命”、“王小石事件”，都足以说明我们在体制问题上暴露出严重的缺陷。回顾今年的几件事，如“国有资产流失”之争、“足球革命”、“王小石事件”，表面上是经济和体育事件，但表面的背后实质上是反复暴露了我们的体制问题。国有资产成了“殉葬品”、足球成了“殉葬品”、王小石成了“殉葬品”，实质上是社会大众的利益成了体制的“殉葬品”，但成本巨大的“殉葬品”却一直不能与有缺陷的体制一同埋葬。
3、面对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我们整个改革历程基本是在国内，虽然也一直坚持对外开放，但还是存在计划经济的成分，特别是加入WTO后，国内经济和全球经济要融为一体，计划经济的成分和相当多的规则是必须以改革来加以适应。也要面对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和主动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规则的经济问题，更有新形势下的政治、军事外交问题，这些都需要政府通过改革来加以适应。
四、进一步改革的共识
改革初期，生产力的约束刚被释放后，改革的效果很容易体现，经济的高增长也带来了社会的全面发展，也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而到了九十年代末，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放慢，社会的全面发展方面也暴露出越来越多众所周知的问题，体制性问题已经在阻碍进一步的改革，这时候再用“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生产关系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来指导进一步的改革，已经再难以起到实质性的效果，现在的改革已经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范畴，上层建筑方面必须主动地加快调整而加以适应。而且，摆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能再被动进行改革，而是到了必须主动改革的时候了，因为要更进一步进行改革、如何进行改革？改革为了谁？这些问题影响已经是影响到执政能力和执政基础的大问题。
首先不能回避的是，市场经济实质是法治经济，必须明确执政党与政府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个人与社会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这必须用严肃的法律来确定下来，并有独立的司法加以保证。虽然以往有过制订法律的“跃进”时期，但法律的严肃性和可操作性及效果并不理想。另外，市场经济的社会，必须要对权力和资本加以约束，更加是使其不能背离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解决权利和资本这些改革障碍，无论是对资本的制衡还是对权力的制衡，都离不开法治。而现在说的法治，不仅是用来维持个体之间的秩序，更主要的是用来约束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要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4]。
第二是要实行法治经济，也就需要政府的转型。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在经济改革的基础上已经并继续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但经济体制上的改革，也更加越来越渴求政治体制能与之相配合和相适应，也就是需要政府的转型，使其真正转到“裁判”和服务的职能上面来。政府的重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也就是用公众提供的公共财政去满足大部分人的公共物品或服务的需要；按社会公众的集体意愿提供市场机制无法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或分配活动。
“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从现实的矛盾问题看，从可操作的方面去分析，我看现实的、重要的是解决政府转型问题，并且应当把它作为下一步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的中心和重点。”政府转型和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是政府一般职能的转变，更实质的涉及到政党的转型问题。在现代社会，政党就是能够争取多数的党，其社会党的转型对我们有着相当重要的启示。政府转型能够解决经济改革当中的一些问题，但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的本质是政党的转型问题。在一党执政的制度框架内，政府转型也就是执政党的转型。”[5]
温总理在今年3月份“两会”后记者招待会上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目标：第一，要建立科学民主决策的机制；第二，政府要依法行政，建设法制政府；第三，政府要接受各方面的监督，包括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和舆论监督[6]。中共十六大也已经明确了改革的突破应当从清除体制性障碍入手。这些都意味着执政党及政府已认识到政府有必要主动进行体制上的改革。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说，投资盲目扩张和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的问题，根本原因是体制不健全，法制不完善，增长方式粗放。这些问题的解决单靠经济调控是不够的，必须从改革入手，从根本上消除体制性、机制性弊端，建立长效机制[7]。经济学家吴敬琏、法学家江平——两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在岁末展开了一场经济对话。他们发出了有力的声音：目前国内宏观调控最需要填补的就是立法。
既然我们要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那么，在市场经济中，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之手”是否应该介入？要求政府必须介入的，是否应该要有具体的“法”来规范？
第三是调整改革的方向。自从改革开放开始，我国就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甚至可以说是国策，“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不能离开这个中心，更不能干扰这个中心。”[8]。然而，单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强调经济发展，已经暴露了社会发展的一系列的如城市化和三农问题、贫富悬殊导致阶层分化对立问题、财政金融问题、环境资源问题、人口与就业问题以及政府官员腐败问题等等严重社会问题。如果只强调经济发展，这些问题将会不断加深，最终会影响改革的成果。目前与过热行业翻番的投资和生产相比，农业、社会、卫生、教育、科技等投入严重不足，这些问题如长期得不到解决，老百姓就无法真正从经济增长中受益。而且，“以社会发展为中心”，并不是不追求经济的发展，因为社会的整体发展既包含着经济的发展，有包含社会整体的协调、和谐、持续的发展。从世界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发展到一定的基础，必然要注重社会的整体发展，这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趋势，改革的方向有必要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为“以社会全面发展为中心”。
十六大报告也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题，明确提出要在21世纪的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这一目标中包括：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必须抓住一切机遇加快发展。发展要有新思路。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9]。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改革实质上是融合和平衡各方利益的过程，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目的只能是能令大多数人得益，通过改革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后，不能重新形成更不平衡的、更不稳定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利益格局。
五、结束语
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2004年11月10日《解放军报》的评论罕有地指出：“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权，一旦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必然垮台，古今中外，概莫能外。”[10]。在改革的初期，在没有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情况下，甚至是和原有理论相抵触的情况下，遇到重重的阻力。为了突破各种障碍，民间和政府不断大胆尝试，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现在都已经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根本后，面对众多的改革已经成为全民共识的时候，就不能“只摸石头不过河”了。
(如要转载，须经本人同意）
--------------------------------注释：[1]、秦朔：《从国内生产总值到国民幸福总值》（《南风窗》2004年5月下）[2]、摘自《十六大报告》[3]、《江南时报》 2004年09月28日 第十二版[4]、《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5]、迟福林：《政府转型和改革全局的五大关系》[6]、新华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见中外记者招待会(实录)》[7]、新华网：《2004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评述：改革如影随形》2004年12月03日
[8]、199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9]、摘自《十六大报告》[10]、何志海：《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也不是一劳永逸的》，2004年11月10日《解放军报》第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