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王小石事件”,我们应该让这一“石”激起多重“浪”,因为监管审批权力寻租的问题已经一直在中国存在,例如另一种的权力寻租——中央部委资金划拨权及审批权的寻租。
最近,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任要职的发审委工作处副处长王小石因涉嫌受贿罪而被逮捕,再又有两名前发审委委员被拘捕的消息成为各大媒体的焦点话题。一份发审委委员名单竟然可以高价“出售”,直指发审疏漏。有关股票发行上市过程中存在灰色交易的传闻从未间断,但也从未获得证实,这次是否可以昭白于大众并成为打破潜规则的起点?
众所周知的是,上市公司“指标”在中国是昂贵的稀缺资源,申请上市公司本身有“圈钱”冲动,地方政府有创造“政绩”的欲望驱使放任甚至帮助所在地申请上市公司作假,经过中介机构的粉饰包装,再通过“公关”获得监管审批机构批准,一大批经过“包装”的企业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在沪深交易所鸣锣上市。
但是,发审委权力的过度集中和惩罚机制的缺失一直未能解决,中国证券市场的股票发行从一开始,昂贵的稀缺资源就被“行政之手”所掌控,使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和有关官员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寻租目标就直指几千万的中国股民身上。这难道就是有中国特色的股市?
对于“王小石事件”,我们应该让这一“石”激起多重“浪”,因为监管审批权力寻租的问题已经一直在中国存在,例如另一种的权力寻租——中央部委资金划拨权及审批权的寻租。
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从财政包干体制变为分税制,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为了解决地区收支均衡的问题,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向下级财政无偿划拨资金,教育、卫生防疫以及环保等公共服务。
转移支付分为一般转移支付(无条件拨款)和专项转移支付(有条件拨款)两类。“一般转移支付”主要体现为中央对地方的财力补助,地方政府可以自主安排支出,增加地方财政实力,解决中央与地方财力分配纵向不平衡问题。这包括税收返还、原体制补助以及1995年开始实施的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等。“专项转移支付”则主要服务于中央的特定政策目标,地方政府应当按照中央政府规定的用途使用资金,包括中央对地方实行的工资、社会保障、环保、抗灾救灾、扶贫帮困等方面的转移支付。由于“僧多粥少”,因此,这些无偿划拨和专项划拨资金当然也是“稀缺资源”,成为各地垂涎的蛋糕,争先恐后“创造条件”来“跑部钱进”。
连秘密的发审委委员名单也可以用钱购买到,更不用说那些公开的有审批权的部门了。一些地方装穷去“跑部”,目的是使自己更有条件争取扶贫资金和优惠政策;一些地方冒富去“跑部”,目的是令人相信自己有财力有条件可以上某些项目。总之是“会哭的孩子多吃奶”,“会哭”就代表“会跑”。但是“跑部”如何“跑”才能“钱进”?这个“跑”字里面究竟有多少“猫腻”呢?要支出多少的“成本”呢?哪些个人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跑回来的钱是否真正用于实处呢?
每次人大会议期间,每到年终岁未,各大管钱、管投资、管项目的部委门前,就聚满了前来“跑部”的地方官员,车水马龙,甚是热闹。据有关媒体报道,此间有些部委中的某些官员下班后比上班时还忙,有时甚至出现同时接见不同省市进京“跑部”人员的场面,一些地方跑部的官员甚至能如数家珍地说出一些掌管项目审批权的官员的爱人癖好什么化妆品,孩子喜欢什么玩具。这真是一种怪现状!有学者直指“这是在冠冕堂皇的搞腐败,最起码也是一种无序竞争” [王仕军:《“跑部钱进”与转移支付制度缺陷》《经济学消息报》]。
早在2000年,审计署的一项审计报告称,1997年至1999年上半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向全国592个国定贫困县投入扶贫资金488亿元,经审计,查出扶贫资金被挤占挪用、虚列支出、转移资金和私设“小金库”达43.43亿元,占被审计扶贫资金总额的20.43%[来源:人民网http://202.99.23.223/GB/paper447/1018/146095.html]。
据对17个省的调查,2002年,中央政府对这些省实际补助资金4149亿元,但编报纳入省级预算的只有936亿元,仅占补助总额的22.5%。审计署财政审计司长侯凯说,预算外资金实际上已经脱离了人大的监控,并且很容易被随意支配和使用。一些地方用来大盖楼堂馆所,购买高级轿车,滥发奖金以及大吃大喝的钱很大一部分来自这部分资金。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多要钱,千方百计讨好拉拢有关部委官员,导致灰色收入、“权力寻租”现象时有发生。全国人大不知道数千亿元资金都分给谁、分到哪些项目上了。地方不知道自己能得到多少中央转移支付。2003年,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的8000多亿元资金中,有2300多亿元没有开列具体项目[孙爱东 薛凯:《审计暴露六大体制“软肋”》《半月谈》2004年第14期]。今年四川15个部门被审计无一清白——源自“跑部钱进”[《中国青年报》2004-08-20]。
“跑部”过程中有“猫腻”,“跑”回来的资金使用过程中有问题,人民的血汗钱就被这样的“权力”浪费。权力不能从根本上受到限制、监督和制衡,将会有更多的公众利益被寻租。
在年底回顾今年的几件事,如“国有资产流失”之争、“足球革命”、“王小石事件”,表面上是经济和体育事件,但表面的背后实质上是反复暴露了我们的体制问题。国有资产成了“殉葬品”、足球成了“殉葬品”、王小石成了“殉葬品”,实质上是社会大众的利益成了体制的“殉葬品”,但成本巨大的“殉葬品”却一直不能与有缺陷的体制一同埋葬。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而在市场经济中,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之手”是否应该介入?要求政府必须介入的,是否应该要有具体的“法”来规范?没有这些,则依然不能“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甚至会有相当部分未能捉或捉不了,将会有更多的“权力寻租”现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