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需要“橄榄型”结构的社会 7月2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是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继2001年推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后的又一部力作。该报告预测，中国社会结构将从现在的“洋葱头型”演变为“橄榄型”，正常而又合理的社会流动和社会结构将会成“型”。 所谓“橄榄型”社会结构，顾名思义如同橄榄——“两头小，中间大”的似球状体，它所表明的是社会阶层结构中极富极穷的“两极”很小而中间阶层相当庞大。从全球视域来看，世界上许多的现代化发达国家都是这种结构，当然也正是这种结构铸就了许多国家今日的发达和辉煌。因为，庞大的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具有对社会贫富分化较强调节功能和对社会利益冲突较强的缓冲功能。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理想类型是衣食有余、人人富足、共同富裕，但我们必须默认人的禀赋能力差异和社会对效率的“选择性激励”，所以所谓人间的富穷都必然相对地存在，而正是人际效用比较所体现出的正常差异才会推动社会的进步。同时，这种“差异”并非无限度地拉大，也并非一定要制造出两个对立的阶级才会推动历史的进步，那种过分的贫富分化所造成的事实和教训在历史上已经不无领教。假如仍然处在“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状态之中，那么贫富分化所导致的阶级对立肯定会加剧“为富不仁”和“杀富济贫”并存促推式的永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于国于民于生产力都极为不利，这是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愿意重蹈的覆辙。 “哑铃型”结构无疑是一种病态的社会结构模式，它对于社会发展和社会安全经过证明并不牢靠；而历史所展示的“金字塔型”结构通过封建社会为我们演绎的那种“底层庞大，中间次之，高层孤傲”的畸形发展格式同样更不可取，社会风险和社会成本无疑是所有社会结构模式当中所最大的。可当下中国持有的“洋葱头型”所描述的“底层仍然很大、中间阶层成长不良”的形状，该小的没有小下去、该大的没有大起来，它仍然是一种不合理的甚至混沌的社会结构类型，它反映的是社会阶层生长和发育与社会发展的非对称状况。因此，“橄榄型”才是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虽不为“最优”但却“次优”的社会结构模型。实际上，2002年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关于分配制度的政策原则以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政策策略已经为建构“橄榄型”社会模式作出了纲领性战略指南，我们坚信中产阶级的壮大和稳定有序的社会结构形成将为期不远！ 2004－07－30 “橄榄型”社会的政策型构 作为理想而又良性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橄榄型”是一种可流动的动态结构模式，也是一种“强国家强社会”的平衡结构模式。在走向“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型构过程中，无疑国家的政策和制度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我们目前所处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还只是一个雏形，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农业劳动者还占44％；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社会中间阶层只占约15％。要使“该大的大起来、该小的小下去”，公共政策的型构作用十分突出，因为国家通过公共政策能够分配和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指出，中国逐渐诞生了一个“中间阶层”，占15％，2000年比1992年中层职业的比重增加了7.2个百分点。衡量是否为中间阶层的指标主要有知识资本、职业声望、就业能力等，在收入及财富水平上，以个人年均收入及财富拥有量折合2.5～3.5万元，家庭年均收入在5万～7万元为基准。这个中间阶层在一个发育健康的社会模式中，笔者认为其家庭数量应该达到总家庭数的70～85％，即处于“全面小康”状态。至于“两头小”的部分只能“分享”10～20％的数目才算正常。那么，国家政策的力度主要在于化解最富有者和最贫困者与中间阶层的两个不同向的差距。 针对富有者，国家通过税收和利率杠杆，实行和完善各项税率政策，比如征收个人调节税、奢侈品消费税，甚至可以借鉴国际通行办法开征遗产税；针对贫困者，国家要进一步强化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能力，实行和完善社会救助政策，比如低保政策、免费医疗政策等。一个社会的财富只有由多数人控制或向多数人转移才是理性的，而向少数人转移或由少数人控制则是危险的。 要建构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从宏观方面来说，首先，继续深化体制改革，消除诸如户籍、就业、人事方面的制度性障碍显得很有必要；其次，社会政策的设置和创新，诸如社会调节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完善将至关重要；再次，建构合理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实现公共资源理性配置和公平供给将意义重大；最后，制定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城市化战略，对于拓宽社会流动渠道、加速社会流动具有深远的影响。 2004－07－31 “橄榄型”社会下的个税政策改革 个人所得税是建构“橄榄型”社会必要的政策工具，它既是筹集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又是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它可以抑制财富向少数人倾斜和积聚的倾向，也可以通过公共财政转移支付给那些需要扶助的少数人，它对于协调和平衡各阶层的收入结构和社会公平建设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据统计，2003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为1418亿元，占国家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从1994年的1.4％增长到6.5％，已成为国家公共财政的一项重要来源。在没有开征遗产税之前，个人所得税将会扮演社会调节者的重要角色。 1980年开始个人所得税的开征和1994年进行的个税体制局部调整对于公共财政和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那时绝大多数居民个人收入还处于较低水平，并且收入分配比较平均。然而，随着客观情况变化，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如按所得项目分项、按次征税，与综合各项所得按年征税相比，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力度有一定局限，不能充分体现公平税负、合理负担的原则；对不同的所得项目采取不同税率和扣除办法，容易造成纳税人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存在较多的逃税避税漏洞等。同时，通过几十年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老百姓愈来愈觉得个税起征点太低——20年一贯制的800元起征线是否时滞化确实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假如一个人的收入为810元，意味着他要交个税；而他的三口之家小孩上学、爱人下岗，却又要接受政府的低保照顾；既交个人所得税又要吃低保，这不有点滑稽吗？此外，税收工作中还依然存在着依法征税观念不够强、机构设置不够规范、业务流程需要优化、税源管理比较薄弱、纳税服务需改进、信息化作用发挥不够、队伍建设有待加强等问题。
因此，对个人所得税进行改革和完善，进一步加大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已经显得十分必要。7月底所召开的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已经确定了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方向和要求，那就是明确分类改革和综合改革相结合的思路，努力改进税收征管手段，积极推进税务部门对个人各项所得信息收集系统以及银行对个人收支结算系统建设，实现收入监控和数据处理的电子化，提高对收入的监控能力和征管水平。但具体的政策设计和操作不知何时能够出台，恐怕倾听公众的意见和建议不失为完善改革的一种办法。 2004－08－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