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柴福洪
因为研究高职教育，有少许心得，许多问题很难解决,集中起来提个建设性意见。我觉得，我国在培养生产一线人才上，国家还应有四个措施，以促进我国的国力进一步增强。
一、国家立一个《国民教育法》。其理由如下：
1、困难也有个轻重缓急。我国长期在财政困难情况下，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方面需要资金支持，各方面都显不足，财政部长是最难当的。近几年，中央和发达地区财政收入状况大大好转，已经有能力解决一些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了。但财政支出是无限的，我们要有一个规矩，全部财政资金，如何分配，要有一个大的框架，分清那重那轻。一方面要按社会发展规律办事，有些事是政府必须办，永远也变不了的，必须按法律办事；另一方面，要针对当时社会发展需要来定，随情况变化而变化。
国民教育，是任何政府都必须做的事，且要做好的事。所以，要有一个法律，这个法，不仅管财政部，还要管总理，管教育部长，依此类推至省、市、县。
2、国民教育的含义。因为我国有党校、团校、行政学院系统，还有军事院校，部门、企业培训机构。这些都不是国民教育，按我国目前的教育类别分，国民教育指三大块。
一是基础教育，它与义务教育的交集是小学到初中的九年义务教育，珠海实行12年义务教育，那么，在珠海基础教育就是义务教育了。基础教育是普及性的，关系到全民的文化水平，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必须重视的，国家应按法律规定免费实行义务教育。这个法已经有了，近几年也受到重视了，问题基本解决了。
二是职业教育，它与高等教育的交集是高职教育，因为职业教育按层次分有初等、中等、高等，高等职业教育又视为高等教育中的组成部分，所以，它既是职教，又是高教。
职业教育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人才培养教育，是普通老百姓就业需要的教育。它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本应同等于义务教育，在某种意义上讲，比基础教育更重工。国家应保证其办学经费，负担大部分培养经费，困难家庭免费。但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歧视底层劳动者的思想意识残余仍在，重视第一线的劳动者的教育程度仍然很低，使职业教育长期受到潜意识和事实上的歧视待遇，本科高校看不起职教、看不起高职。高职因“类”与“层”的双重属性，已被边缘化了。总体上，职业教育比起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处于全社会认识上的“斜视”范围与财力上的弱势地位。
三是高等教育，包括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两大类。它是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机构，决定一个国家的国力。但普通高等教育（不含高职）不是所有学科都重要，所以，重点学科国家应实行免费或减费教育，如师范等，非重点学科只能低于或等于职业教育的待遇。尤其是那些既不是“985”、又不是“211”工程类的大学，除重点学科外，应实行高收费。
所谓重点大学，国家不应比别的大学多给一分钱，但要给重点大学办学自主权，那才有可能办成一流大学。因为对好的大学来说，在基本经费来源有保障的条件下，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软件、是科研、是学术自由。
只有这三类教育才是为专为中国国民设立的教育，所以叫国民教育。
3、立法，是为了解决三大不公的现实问题。一是我国财政对教育的拨款，要有一个总比例，比如：教育总拨款数要大于和等于上年GDP总额的4%。二是这个GDP4%的总额，在三大教育类别中如何分配？这只有专家论证与测算出个大致的分配方案或比例出来，供全国人大决定立法。三是在三类教育分配比例确定后，因为现有财政体制是“分税制”，中央和省、市、县是“各收各的税，各吃各的饭”，学校有的是中央财政拨款，有的是省级拨款，有的是市级拨款，有的是县级拨款，各有各的困难，大家都把眼睛望着中央，总想中央多给地方一点，这叫转移支付。这是党和政府的事，老百姓可管不了，中央政府要是说了不算，地方政府以各种理由不执行，国务院还是找全国人大立个法为宜，立法上就把它说清楚。
要想各级政府把各自的教育办好，还是法制化最合适。免得政府内部的分配（分税）问题影响整个民族的教育问题。过去好多教育拨款不足，就是各级政府之间财权、财力分配不均造成的。也就是财政体制问题带来的。
因此，只有立了法，大家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各级政府的责任也明确了。财政部要解决认识问题，最好不要用分配国家财力的权力去谋什么权利，习惯财政紧张情况下的“自由”分配。现代国家日常管理早就应该法制化，这些事再也不能按长官意志办事了。权力要在法律的范围内合理使用才是正当的。否则，非法合理，合理非法的行为在所难免。
4、政府作为投资者，要做一个合格的投资人。公办学校就是各级政府办的学校，其实就是一个投资者，投资者不给其投资的项目拨款，保持其正常运转，就是失职，就是个不合格的投资者。学校就可以去找别的投资者，不认你这个老板，这是合情合理的行为。
在外国的反动势力和教会，早就看上在中国办学，用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教育我们下一代，政府只要放开，马上就有大量外资进入。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所以，立法就是要强化老板的责任，权利与义务对等。
二、教育部应取消高等教育专业目录，发布《高等教育专业设置规范》。
其理由是：专业目录不可能与社会发展需要同步，它的作用我找不出来，大不了就是好统计，但坏处可以说一大堆，其实是计划经济思维方式下的产物。
因为，专业设置要一个一个地审批，由教育部说了算，但人才培养出来了，教育部却不负责安排工作，人才是市场就业机制，专业是计划机制，肯定有大学生就不了业，就业难，是必然的。往深里说，在一定意义上，有目录，高校就没有特色，没有目录，特色就能显现。
教育部的确要管，要管专业设置的道理何在；要管专业设置的条件；要管紧那些专业设置已经饱和了的专业；要管住那些必须由国家计划安排的专业；要管专业设置的规范等。现在是形式上在管，却什么也没管住，该管的没有管好，不该管的管得特紧，给社会造成直接人才的经济的损失。
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取消指令性专业目录，定期颁布实施指导性目录（包括禁止的、限制的、饱和的、放开的、鼓励的类别目录），设置专业权力交给学校，教育部只管政策性、规范性、技术性审批。且要做到随报随批，不批说理由。
三、国家设立“职业技术研究院”，让“许振超们”也能当一回院士。
党和国家不是要建设创新型社会吗？创新不仅仅是科学家们的事，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专为那些顶尖级高级人才设立的。创新也应承包括老百姓的创新，若为平民百姓设一个“职业技术研究院院士”，专为那些为国家作出创新等重大、经济贡献的，生产劳动第一线的技术工人、农民、服务工作者一个荣誉称号——“中国职业技术研究院院士”头衔，我看比批准几个“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称号的国际影响更大，说不定世界上仅此一家，纷纷仿效的可能性很大。
创新型社会，要激发一线普通劳动工作者的积极性，许多问题都在基层，研究却在高层。我们要紧跟或超越世界科技潮流，更要把小事和具体事做在世界最先进的前延，才是科学发展。我国的发展战略要由重点发展转变为全面发展，就要发动广大老百姓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积极性，对节约资源、能源、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提高国民素质、规范国民职业行为等方面，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这件事，最好要上行下效，从乡到县，从县到市，从市到省，再从省到全国，层层选拔，从县级起，设各级“技术能手”或“大工匠”，到了国家级，才是院士，省以下的称号另定具体名称。
全国形成争当岗位能手、职业标兵、文武双全的能工巧匠，进而推进民间行业协会的发展，建设职业技术文化。工业社会的到来，必然有工业社会的文化建设，让其自生，不如正确引导。如能同时把农业技术纳入其中，与新农村建设结合在一起，更是意义重大。我们党要引领时代潮流，必须有一个抓手，这就是抓手，何乐而不为呢？
创立国家“职业技术研究院院士制度”，是给生产、劳动一线的创新工作者一个信号，让“行行出状员”在中国成为真实的事实。这是工业社会的必然。
四、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国家税收也要出力。
职业教育要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教育模式，现在是生产企业没有积极性，把实习的学生当苦力。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税收政策要有所表现才行，目前的政策不痛不痒，可能是国家税务总局的领导和专家们，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平民性等，还没有深刻认识。最好要研究并拿出：接收职业教育学生“教学实习”和“顶岗实习”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为培养技能型人才出力。
不要让教育部的同志到处求人、看你们的眼色（这是我的估计，求没、给脸色没，都没证据，请谅）。发改委、财政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国家机关，对公民的小孩子就业教育，都有责任，你们要是主动一点也没小了谁，别摆那些官阶、官架子了，都不是为了孩子吗？人人都有可能为人父母的。
这些天方夜谭，幼稚无知（“眼望脚前者”对“眼望星空者”都是这样认为的），发自内心的建议，不知能否让国家高层领导看到、知道（我还没想好怎样发出这一建议的渠道，好在现在有个网，中国就是基层意见不能上达，大大影响了党的执政能力），反正我是“望着星空走路”，不管这些，说出来就完了。
2007年11月22日
建议者简介：柴福洪, 男, （1957年5月-- ）, 湖北蕲春人,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研究员、所长、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高职教育、公共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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