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的教育，包括高考在内，早已经是疾病丛生，因此要求教育改革成为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一致呼声。可是，偏偏就有人对这种僵化的制度爱得一往情深，爱得如痴如醉，还总能找出几条似是而非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这不，文卿先生写的《我赞同这样的看法》（《杂文报》2006年12月19日）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 文卿先生在文章中说：“前一段不知怎么了，有人对我们现行的高考制度提出了种种疑问，而且总和外国的比。拿人家的长处比我们的短处。”那么请问文卿先生，是不是用我们教育的长处比外国教育的短处您就高兴了？那样一比较，确实能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让我们又能扬眉吐气一回，可这样的比较有用吗？只会使我们陷于井底之蛙的一孔之见，盲目乐观不思进取，最终必被世界滚滚向前的大潮所抛弃。这样的悲剧在历史上还少吗？要想使我们的教育能跟上时代的潮流，就需要不断地与先进国家的教育进行比较，自己的优点是应该骄傲，但更要明白自己的短处，并能毅然向别人的长处学习，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比较观。说到这点，我们应该向韩国学习。 最近，许多国内媒体纷纷转载9月10日韩国《教育新闻》上的一篇名为《中国大学超出韩国20年》的文章。此文的作者是位韩国人，基于日前在英国出版的《泰晤士报高教增刊》公布的全球200所最佳大学中，中国有9所大学入选，而韩国只有3所，他有感而发，并对中国大学教育诸多方面表示赞赏。（2006年9月16日《环球时报》）如果不明白事实真相，还以为韩国的教育真的有多落后呢。还是让我们看看所谓“落后中国20年”的韩国大学教育吧。1945年，韩国的文盲率为78％，与中国相当。然而到了1996年，韩国人口中的大学生比例达37％，上升为世界第一，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不到5％，位居世界排名下游。就拿作者提到的教育改革而言，韩国教育改革的频率之高，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这也是韩国教育质量飞跃发展的主要原因，而我国在这一方面多少显得有些苍白乏力。再来看中韩基础教育的对比。我国免费义务教育要先从北京、上海、苏州等大中城市入手。韩国也存在教育不公现象，而他们遵循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思路———免费范围明确规定由偏僻的农村、岛屿开始，逐渐向小城市再向大城市分步推进———韩国的这种教育策略值得我们好好反思。（《报刊文摘》2005年9月25日）其实，在韩国人头脑子中有一种很浓厚的“教育自谦意识”，老是拿自己的短处和中国的长处相比。无论是韩国副总理官金振杓今年5月访华时对中国大学教育的甚为赞赏，还是如今韩国民间作者的自我揭短，都可明白无误地说明这一点。韩国在战后短短几十年，就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谁能说与这种积极的教育比较观没有关系呢？而我们却常常是一叶障目，就不见了泰山，这是多么的可怜可笑啊！文卿先生很是不满有些大学“不看分数看能力”的尝试做法，一再呼吁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先生的心情我您理解。不过请先生放心，主张改革考试制度并不是就要取消高考，并不是就不要分数了，也不是要实行“文革”中的“推荐上大学”，更不是要摧垮“平民们最后一点用知识筑起的利益防线”，而是使考试制度更加合理科学，在录取人才时尽量做到没有遗珠之憾，让一些奇才怪才都能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这儿我想举1957年与杨振宁因“发现宇称不守恒定律”而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大科学家李政道为例。李政道除了有酷爱读书，整天手不释卷的好习惯外，却没有获得过中学和大学毕业文凭，1946年，20岁的李政道竟然到美国留学，连个证明自己学历的文凭都没有，要在美国进研究院是很难的。如果换了中国那些死命维护“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大学，李政道这辈子就算完了，一代天才从此将被扼杀殆尽。可美国偏偏就有“不看分数看能力”且不重学位文凭的大学，芝加哥大学就是一个。只要念熟了哈金斯(Hutchins)校长指定的西方著名经典著作，没有学位也可以进芝加哥大学的研究院。李政道没读过这些西方著名经典著作，却“大言不惭”地告诉招生处负责人,他念过等价于这些经典著作的东方作品，如孔子、孟子、老子等，而招生处的主考官更傻，居然信以为真，接收了他。3年后，让我们不可思议的是，李政道竟然以“有特殊见解和成就”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被誉为“神童博士”，其时年仅23岁。31岁就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文卿先生满怀豪情地说，他因为不断回农村老家种地，“亲眼目睹了众多的农家子女，通过苦学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从而把‘全民重教’的风气落到了实处，这与文革期间上大学实行推荐、因此而催生出的‘读书无用论’，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种说法在文卿先生这些恢复高考第一批考上大学的人来说，还是有道理的。可是如果放在现在的时代大背景下，事实就有点让人泄气了。众多的农家子女们通过苦学考上了大学，以平均6000元学费(不含住宿费与杂费等)计一个大学生的教育投入，是人均GDPl3600元的40％多。城镇居民要拿出人均年收入的近60％(2005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农村居民则要拿出人均年收入的200％(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这样的教育投入，会得到什么回报呢？不少地方大学毕业生平均起薪已跌破千元。这就是说，接受高等教育之后的收入可能与接受12年教育以下劳动者收入相差无几，有时还不如人家。（《报刊文摘》2006年12月1日）试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农家子女通过苦学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吗？非但自己的命运没有什么改观，而且还拖垮了自己的家庭，使教育成了人们致贫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新的“读书无用论”又产生了。 文卿先生希望“那些对高考持有异议的同仁们提个建议；您们最好能到基层、主要是农村，在平民中间搞个调研，看看广大群众对我们现行的高考招生的方式满意度如何，是赞成的居多还是反对的居多？”他的这个论据倒是挺有说服力的。广大群众对我们现行的高考招生方式的满意度是高，但这就能作为高考制度不作任何改革的理由了吗？想当年，群众对科举考试制度的满意度一直挺高，群众对“文革”的满意度更高，难道科举考试制度就应该一直继续下去吗？“文革”就有理由一直肆虐下去吗？有时候，群众的满意度只是一个浅层现象，由于被重重迷雾遮掩着，一般群众无法看清事物的本质所在。这时候就需要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拨开迷雾，启蒙群众，对已经落后于时代的事物进行批判，历史的车轮才可能滚滚向前。如果对目前落后的教育以及僵化的高考制度还不加以彻底的批判和反思，中国想要建设什么创新型社会，恐怕就是镜中月水中花了。 鉴于此，就有必要给高考爱好者泼点凉水，以期他们能够从噩梦中恍然醒悟，使中国的教育改革在乘风破浪向前时能少些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