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批判中国教育 中国大学教育之批判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身败兼名裂。

  ——黄仁宇[1]

  作为一名仍然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大学生,我以自己在大学里面的亲身经历来评价饱受批评的中国大学教育,力求能够真实客观反映中国大学教育的弊病。当然,我的内心是充满着否定对立的复杂心理因素,一方面经过艰辛的“高考”过程能够接受“高等教育”,我对于大学是充满着深厚的感情的,另一方面,经过几年的大学教育,我对于大学又满怀失望,正是基于对大学深沉的爱,面对着大学的制度性弊病,我决定以冷峻的笔锋“解剖”中国的大学教育,以期望能够引起“疗救”的注意。这里,批判的目的是为重建中国之大学教育,而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解构的方法是为了建构的需要。而且这种需要之沉重,它命令我们冷静审视“焦虑”的中国大学教育,准确把握今之大学教育与将来中华民族命运的攸关联系,既为处于困惑之中的青年学子,也为重建思想文化发达之中国,提供一个合理化的建议。

  一、批判和质疑

  当今之中国大学最为严重的地方体现为官僚化、衙门化,大学里许多重要的资源被少数人所垄断。学生病态化发展、功利性较强、学习主动性有限,近些年媒体广泛报道的关于大学生的事件,诸如杀人、自杀、卖淫关键词与大学生“短路相接”,八十后一代的大学生体现为极端之残忍、狭隘与脆弱。大学老师离大师相距太远,学术腐败抄袭之风日盛,金钱与利益的相互作用,已经将大学老师的神圣形象彻底瓦解,导师被形象地称之为黑社会性质的“大老板”。课程设置教条化,所教内容空洞无物,完全是异于学生之外的“彼岸存在”,没有办法吸引学生,就文科而言,大学的教育既无法给予学生思想上的洗礼,也无法让学生掌握一门专业的“生存”技能。应试教育的考试,无疑成为扼杀人才、扼杀思想、扼杀创造性的工具,甚至演化成为一种“逆淘汰机制”,那些整天记诵老师讲义的学生终被推上研究生教育而无需考试,而他们没有多少创新能力、研究能力、思考问题的能力,另外那些不屑于死记硬背的“准大师”无缘继续接受教育而被淹没于日常的生活之中。日益严重的大学生就业问题与日益严重的大学教育问题互相影响引起“共振”,表现为十分严重的悲剧效应,“我们的路在何方”这种呼喊声越来越响亮。在高校扩招、教育产业化的背景中,对大学教育的批评声与质疑声越来越震耳,整体而言,中国大学教育质量不高、泥沙俱下,社会的认同感较低。

 以上简要之评述不是没有根据的判断,这里以一段透着些悲哀气息的文字展开我的根据,这段文字来源于网络(转引自苏力:《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21页):

  “我敬重我的老师,他为人谦和,兢兢业业做学问,他是学历史的,古代史。他每年都有文章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他看我没心思做学问,便说:学文科其实是一个饭碗,人人都要吃饭,但吃饭的途径不同。研究宋徽宗是否嫖过李师师,有何意义,意义就在于你能够体面的吃饭,而不必像民工一样。把这篇文章发表在刊物上,有何意义呢?意义就在于你可以评上教授,因为学校把这作为评审的标准,如果学校把模仿狗叫是否逼真作为评审的依据,我明天就买条狗放家里,天天练习狗叫。……我懂了,因此我还在继承他,我也要吃饭,于是我在研究杨玉环在进宫之前是否是处女。”

  这段文字无任何惊人之语,平淡之中透着些悲凉,它让我们自觉去追问其中的原因,反思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这里不多作评论。下面以我个人化的体验来透视中国大学教育的林林总总奇怪的现象,当然这种个人化的表述必然不能全面表现中国大学的总体性危机,只能部分地展现其中的问题。

  1、如何理解“两个包宿”现象。“两个包宿”是我个人归纳起来的一个奇特的现象,或许是“高考”的后遗症吧,所谓“两个包宿”是指考试之前“包宿”,通宵背书而不睡觉,可谓十分辛苦,考试之后“包宿”是指去玩网吧打游戏、上网玩乐等等,也是通宵不睡觉。“两个包宿”现象十分普遍,存在于大学一、二年级文科专业,并且那些拿奖学金的同学有许多是这样的。如此疯狂之学生,并非天生就是这样的,他们的异化有着十分复杂的因素,不仅仅面临生存的压力,也有教育理念的偏差,更主要的原因无非是体制的弊病。如此之考试,不仅无益于学生的培养,也不利于未来中国之繁荣昌盛,“无须思考、只需记诵”的考试,无法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思想力,而且在背负巨大考试压力的情况之下,在学生的心理必定留下无法抹平的伤痕。今天之大学教育决定着未来几十年中国之命运,当今之大学生培养如是之做法,不仅仅戕害的是这些未来创造中国之前途的年轻学子,也以短视之眼光毁了中华之未来。这种做法的后果十分严重,而且“两个包宿”与“免试推荐研究生制度”构成了一种“逆淘汰机制”,这样中国大学教育培养出的大学生的创造力无法保障,反而具有某种悲剧性的效果。

 2、300人一起上课是否符合教育规律。老师与学生形同陌路,死板教条之内容毫无吸引力,学生成为“记诵知识”的主体、主动学习的客体。随着大学扩招,特别是文科专业300余人一起上课的场景十分之壮观,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其中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是让人痛心疾首的。这种教育的质量无法保障,学生是否上课无关紧要,特别是老师所授课内容僵化、教条、毫无吸引力,学生成为异于课堂之外的“彼岸存在”。没有吸引力的理论,无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也无法让学生去吸引,学生用脚来投票决定是否选择这种课程。

  3、学生利用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学习英语,是否是高等教育的必然要求,是否意味着一定程度上资源的浪费和成本收益的不均衡。中国之大学,需要学生有基本的外语水平,但使用大部分时间来学习外语是否有必要,特别是大多数学生在毕业之后很少或者根本不需要与之打交道,这样做而无视专业课程的学习,必定得不偿失,而其中的原因无非就是社会对于大学生外语水平的功利性要求,比如说“英语四级425分以上”。在这个忽视母语学习而片面要求英语水平的时代,大学教育硬性要求英语不利于大学生的健康发展,除非必要而必须有英语要求,一定要开放出绝对多自由支配的时间用来专业课学习,用来阅读和思考。

  4、“创新保研”抑或“腐败空间”。“创新人才保送研究生制度”是指对于那些在国际竞赛上获奖、国内科技作品比赛如“挑战杯”中获得大奖或者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具有较高研究潜力的学生免试推荐攻读研究生的一种制度。可以说这套制度从最初设计的初衷来看是十分不错的,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表现,但是实践中的做法是令人担忧的。某法学院一年“创新人才”8个,8个学生无一让人信服,发表的文章都是在一些大家都认同的花钱就能刊登的刊物上,这其中无疑就有了腐败的空间。另外,对于一般的在读本科生来说,即便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也未必能够顺利地发表,因为中国有太多地硕士、博士和教授了。另一方面,家庭有背景的学生即便文章水平一般也可以发表到权威刊物上去,所谓的“创新人才”又都是些什么“人才”,腐败流毒害人不浅,中国大学之教育希望在哪里?一些教条化的做法,要求任何东西不容更改,所谓的一些“创新”又沦落为腐败之空间,一切又都转化为相对流变的东西,这或许可以称为“双重悲剧效应”。

5、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中的混乱景象。某学院连续好几年漏题,漏题也就意味着有人在卖题,试卷评阅过程中更是混乱,随意更改分数,乌烟瘴气,而且这也不是什么秘密,被人称之为“天下第一黑”。天理何在,为什么在大学里竟会如此之猖狂,大概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范围,其中究竟还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也就不得而知了。将教育机会与金钱、利益勾结在一起,这是悲哀的,这的确是权贵资本主义,大学已经堕落到如此之地步,我想大概不是一种愤怒而是一种悲凉、失望与无奈。

  6、学术腐败侵蚀着大学的机体与命脉。学术演化为谋取金钱、利益的手段,论文的指标将论文的抄袭之风扩大化,今天的学者勿说是大师的风骨,即便是平常人的气度都没有,可谓一群无所事事的蛀虫,是他们将责任摒弃追逐利益与地位,他们不仅没能起到积极甚至是相反的作用。我在写一篇论文时,就发现了两篇十分相似的论文,分别为姜茹娇、王娇莺:《论国际私法中法律选择方法的价值追求——兼论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勃兴与修正》,载于《比较法研究》2002年第3期,杜新丽:《国际私法中法律选择方法的价值探究》,载于《政法论坛》2005年第6期。在没有调查之前无法认定是谁是抄袭,一般而言从时间先后比对原文可知是后者抄袭前者的论文,或者说他们都是抄袭的。

  7、毕业即失业,我们的未来在哪里,中国之未来又在哪里。大学生就业困难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知识失业”的确是中国特色的景象。但是问题还不仅仅止于此,那些家庭关系强硬的学生不愁找不到工作,而他们在大学中一般也只是吃喝玩乐一族,并没有多少心思思考问题、学习知识,另一方面那些农民子弟无论有多么用功学习,大多情况下找工作是处境不佳,或是工作不是很好,或者根本无法找不到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明社会资源被少数人所垄断。当然,就业困难与大学教育问题是紧密勾连在一起的,再加上大学对于毕业生是极为不负责任的,将大学生的就业问题直接推向了社会。

  8、权贵垄断之大学资源。以上所提及的几点都可以印证这个判断,无论是“创新人才保研”,还是“研究生入学考试”中的混乱景象,都说明了在缺乏有效的制度监督和约束情况下一切均演化为实在的力量的对比,结局无疑是权贵垄断的大学教育。大学一年级时,我就听说有10名左右的学生未经“高考”程序直接“空投”到了大学,他们与正常考生的分数相距100-200分,甚至达到300余分,不得不令人惊叹,权力运用的逻辑竟是如此之干脆。另外就是教职工家属的子女也以低于正常分数100余分的成绩进入了大学,虽然他们的父母对学校的发展有贡献,但是难道中国的农民对于中国的发展就没有贡献,而他们的子弟为什么就没有得到相应的这种“照顾”和“差别对待”?另一方面,大学中的班干部、社团干部又有多少是权贵子弟所把持的?

 韩寒批判中国教育 中国大学教育之批判
  9、大学生为什么残忍、狭隘、脆弱,他们的独立、自主、活力何在。80年代出生的大学生没有经历过大的波澜、大的考验,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娇惯任性,他们还只是依附于父母的孩子。我的一位同学因为有人往宿舍里打骚扰电话,竟将宿舍公用电话拿到楼道里砸了个粉碎,实在不很让人理解。在大学期间,我也见过有一女生从宿舍楼上跳下来“自杀”,曾经也为此苦恼过,她陷入了没有标准的生命之中不能承受之轻存在主义的焦虑,却选择了以如此之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我也有一位同学,由于心理上的问题,几次休学回家,极大地影响了其正常的学习。

  10、大学的衙门化,资源配置极为不合理。以某学院主持的“本科生每周法律论坛”为例,完全是“拍脑袋”的政策,以班级为单位每周轮流进行,学生对此毫无吸引力,大多只是疲于应付,学生的主动性十分微弱,是完全被主宰的活动,这完全是政绩工程,资源不能够很好地被运用。由官僚作主而实施的活动,大多不能期望好的结果,它虽然能够让人看到表面上的成绩,但是它牺牲的比它获得的要多得多。衙门化的大学可以说是深入其骨髓的东西,表现在方方面面,不仅包括大的活动,更表现在大学运作的整个方式之中,比如说科研成绩量化、指标化,而高质量的研究往往更看重质量,国际上大师级的人物有相当多数成果不多。当大学校长被冠以副部级行政级别时,校长成了“官僚”,很难想象大学的自主性不受到侵蚀,大学教育或许只能被称之为“一种工具”。

  二、原因的分析

  上述以我个人的视角对中国大学教育进行了一番批评,或许也只能算作是中国大学教育的一个侧面,这点个人化的努力应当有其意义,尽管十分微小、十分有限。中国大学教育问题是一个系统问题,它牵涉到众多的问题,这种批判的方式的解读有利于我们撇开纷杂的事务关系而直面其中的关键问题。这些关键的问题也即中国大学的问题之症结,我将其归纳为以下四点,简要表述为:

  第一、大学的官僚化是大学教育问题的核心。大学官僚化也即意味着大学受到权力的控制,大学的一切资源皆遵循权力行使的逻辑,因而也就出现了长官意志、资源垄断等一系列问题,而且这种权力不受监督,成为单方面控制另一方的绝对权力,权力不受制约便引起权力腐化和权力寻租,教育的规律、中华民族之未来也就让位于权力的行使。教育的官僚化最大的问题在于教育资源的配给是“施舍性质的”,而不是按照权利主张的正当化赋予。

  第二、大学教育的市场化是大学教育问题的导因。市场化本身未必就是不好的,但是它在权力行使的环境中必定会带来教育资源的权贵垄断,学术腐败与教育腐败。金钱腐蚀了大学的神圣形象,在没有责任意识而只有利益的情形下,学术成了手段、教育成了玩偶,不择手段获取利益就带来了抄袭、权钱交易等等一系列光怪陆离的现象。

  第三、非人性化的大学教育是问题进一步深化的推动力。如前所述的“两个包宿”现象,很难说是符合人性教育的,这种教育将人异化为考试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扼杀了人的创造力和思想力。非人性化的教育将学生视为被动接受的工具,以教条化的方式扼杀了人的积极性,课程专业成为异于学生之外的“彼岸存在”。

  第四、“大学主权”的沦丧、大学生权力的缺位是大学教育所需迫切解决的问题。“大学主权”是指大学所具有的自治、自主权力,可以对抗权力的侵害与金钱的诱惑。大学主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确保了大学能够培养出世界级别的大师,确保民族的创新能力与自主能力。大学生权利的真空状态在当下表现得十分明显,学生成为被随意支配的玩偶,当然权力真空来源于作为权利主体的大学生不自觉、不觉醒。

  三、希望在哪里?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我爱这土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没有创造力、没有思想力的民族,毕竟无法立足于世界,单纯依赖经济的发达只会沦为“日本第二”,不可能成为世界级别的大国。我对于中国大学教育的批判,目的是为了将问题彻底暴露出来。我们未来大学的希望在哪里,我想在于教育,特别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高等教育。

  大学的问题应当交由大学自己来处理,大学应当是“人治”的,应当给予大学充足的庇护,大学里面应当没有“禁忌”。大学的独立需要大学的自主和大学的自治,而这又需要“大学主权”的确立、大学生权利的充分保障。大学一定要保障学生的创造力和思想力,鼓励学生的思考和创造,这其中既需要相对宽松的大学环境,也需要大学中大师的引导,共同造就有中国贡献的世界级大师和创造性人才。

  今天大学的自主性、创造性决定着今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关乎民族危亡的大计,因而今天我们不能让大学陷入“债务危机”,教育的收益主体是国家,国家理应义不容辞担负起这份责任,从长远的效果而非眼前的利益出发,加大对于大学教育的投入,而不只是由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独占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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