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湖南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廖进中
“教授”，是当今社会人们最为激情追逐的专业职称，但它的基本涵义是什么，它因什么而名声响亮？我看很有值得商榷之必要，即使这种讨论可能是十分“小儿科”的。对“教授”一词，思来想去，我通过我的经历发现存在有以下三种意义的理解：
其一，教授是大学教师的泛称。“教授”二字，早在我的孩提时代就听说过。当时，对于我这个生在农村的土娃娃，那确实是“如雷贯耳”：能进大学成为大学生，尚且“难于上青天”，何况还是大学生的老师——“教授”？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作为“代课教师”曾被选送到邵阳师专进修一年，结业前去邵阳县二中实习。由于有66届重点高中毕业的功底和“文革”辩论中练就的口才，教学效果不错。有一天，县委书记、武装部柴德林政委下乡检查工作，路过我实习学校所在地――五峰铺，就特意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转正”？而我却来个“牛头不对马嘴”，委婉地回答说：“我想去读大学”。他马上追问：“那你是想当大学教授”？我琢磨他话的本意是“给你中学教师你不要而妄想当什么大学教师”，在他的语境里，“大学教授”不过是“大学教师”的别称而已。以后，我大学毕业留校当教师，我的家人和父老乡亲也说我是“大学教授”了，并宣称我们那个连井水也喝不上的穷山村终于出“大学教授”了。其实，当时我离“教授”还差“十万八千里”呢！不过，从此以后，“教授就是大学教师”的概念也更深地在我的脑海里扎下了根。
其二，教授是大学中资深教师的专称。进入湖南大学后，我才慢慢知道，“教授就是大学教师”的说法其实是不确切的，教授只是大学教师中的一级学衔，一个层次。大学毕业后，为了能有资格站稳大学的讲台，我又去攻读了研究生学位，“不惑之年”才拿到学位证书，以后才从“助教”到“讲师”到“副教授”，整整十年，最后到了“教授”。我是几十年默默耕耘在湖南大学这个“桃李园”里，为了把“工业外贸”办成全国数一数二的特色专业，我从没离开过湖南大学一天，也没有离开过三尺讲台一步。1999年我还曾因“脑梗塞”倒在了讲台上，后坚持上完课，差点丢了性命，至今，还留下了腿脚不便的后遗症。但那以后的几年里，因为得病而少跑了点“项目”，考核就为“不合格”，好在“法不责众”，不然早就把“教授”下了岗。这时，我就迷惘了：教授到底是干什么的？怎样的教授才是合理的教授？我就又象我当年写《小议“个人特色”》[1]和《小议“本科”》[2]时那样地去翻字典。字典上说：所谓教授，乃是一种职业，是指在大学中执教的资深教师。教授，不还是教师吗？教师再“资深”，总还是上课的教师嘛！总还得教书育人嘛！为什么不教学，或教学效果并不好的教授能合格，而仅仅一次少了点“项目”的教授就“考核”不合格、就要被张榜羞辱呢？
其三，教授是大学中学官的官称。字典中还说，“教授”是中国古代就已使用的学官名称，在汉代、唐代的大学中就都设有此职。“学官”就应该一心一意管教学、搞教学，这是“天理”。哪朝哪代的学官不是在专心致志地管教学、搞教学？当年，我在学校教务处工作时，管教学的教务处是学校名声最显赫的处室，教务长是大家热恋的官位，但近年来，教务处往往放在最冷僻的地方办公，教务处长的人选总是很难找。我们现在的很多“学官”不是在“管教学”、“搞教学”，而是也热衷于去“跑项目”、“弄科研”了，并形成了许多从未上过课、教过学的“假教授”，且不时地向下发布一些莫名其妙的“瞎指令”。究其原因，我看就是现在大学偏重科研的评价理念、偏重量化的评价制度有问题。当了学官，就掌握了资源配置的权和利，就能够以易于量化、名声响亮的科研去代替难以量化、默默无闻的教学。当然，最令我担忧的是，权利一旦污染了学官，官场的腐败和作弊就会蔓延，学校对于学生素养的培养就会变得十分有限和扭曲。
以上三种对“教授”涵义的理解，形式虽相远，本质却相近，都是指向“教学”。大学因为学生而存在，大学的基本功能是对学生上课，上课是教授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教授不教书又怎么能称教授呢？“教授”，那怕是外聘的“名誉教授”，因为是“教”――教书育人、培养后代，所以，才成为最受欢迎、最受人尊敬的专业职称。在大学，“教授”职称为什么比“研究员”职称更被人追逐？还不是因为它是培养人的！是直接面对学生的！我们的大学到底是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还是“以物为本”――以项目、论著为本？
当然，大学的教学，特别是高水平、科研型大学的教学不应是一个单纯的传授前人知识的过程，大学教师不应作“教书匠”，而应该“教学科研互动”，这也正是我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名称。但大学教师参加科研，我以为，最重要、最根本的意义就是通过亲身探索科学规律和它的实际应用，以此来提高教学质量，把学生培养成为有创造能力的人才。人们常说，科研成果要转化为生产力，我认为，大学教师有了科研成果,最重要的转化形式首先应该是通过上课向学生进行传播。如果教授们仅仅是“为科研而科研”，或者是为了其它非教学目的去科研，那么，在社会分工深化的时代，“教授”与“研究员”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又有什么差别呢？
我们每年的招生简介中，都赫赫写着我们拥有多少多少院士和名师，看得学子们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可进校后直到毕业，却没有真正听过他们的课。尤其是本科生，对于知名教授只是知其名，却很难闻其声，更遑论耳提面命。那么，知名教授到哪里去了呢？原来他们的精力多专注于科学研究，整天忙于找课题、写申请、做总结、搞鉴定、报奖项，无暇为学生作几次学术讲座、上几次基础课了。课堂教学在他们的眼里已不重要，甚至把它视为是耽误时间，而科研才是教授们的重中之重。他们早把“学校应以学生为本”的宗旨置之脑后了，学校固有“教学”的基本功能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
大学教授带领研究生搞科研，本无可非议。但如果使本科生成了“被遗忘的角落”，那就是一种本末倒置。本科的基础[3]不打好，研究生的质量能保证吗？要知道，建在沙滩上的高楼是不牢靠的。研究生仍然是学生，是在研究中学习的学生，大学教授指导研究生，“指导”也是一种“教学”—— “传道授业解惑”，不同的只是教学方式的改变。以前，学生叫我“廖老师”，当了“教授”指导研究生、特别是指导博士生以后，大家都改叫我“廖导”。我一直在想，“老师”与“导师”到底有什么区别？对应的，那“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到底有什么区别？我去年《在经贸学院研究生新生与导师见面会上的讲话》中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如果说本科教育主要是“教师提问，学生答”，那么研究生教育就主要是“学生提问，导师答”。导师，导师，导什么？导方向！研究生提出了一个他希望研究的“问题”，导师就与他共同探讨：该“问题”的方向对不对？路径是什么？能否走得通？切入点在哪里？创新点在哪里？这还是“教学”的范畴啊！前年，我的一个博士生毕业，我在答辩会上说过这样的话：“博士生导师”，简称是“博导”，那全称呢？“博士生指导教师”。有人说，这是我在故意谦虚，其实，那是真实情况的表达，我们师生之间确实是“师生互动”、“教学相长”。
实事求是地说，出现“教授不教”的怪事，不是教授们的错，归根结底是我们的评价机制在作祟。倘若国家规定学校就是以培养人才为基本，学校的考核就是考核教学,就是考核教学的“质”和“量”， 并规定教学与科研分开考核，甚至在政策上、资金上给予教学以倾斜，教授的评价特别是职称评定注重教学效果和教学成果，恐怕教授们就不会把教学当成自己的“副业”了吧。我认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除了要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有计划地把好扩招关，确保生源质量外，重要的是要随着学生扩招而扩大教师队伍，尤其要研究提高教师的教学激情和热情的政策措施。大学的根本问题是教师问题，当务之急是教授要归“位”，要把时间和精力贡献给学生、贡献给课堂，特别是贡献给本科生和本科生的课堂。
我上面讲这些都只是我从自身体验中得出的“小儿科”的东西，确实没有“教授”的学术水平。但事实告诉我们，越是“小儿科”的东西，越是基础性的东西，越是容易被忽视的东西。我们同仁们要时刻记住：我们都是从“小儿”成长起来的，“教授就是大学教师”那句乡下农民的泛称是最准确的。
[1] 发表在2002年3月26日《湖南大学报》上。
[2] 发表在2004年6月7日《湖南大学报》上。
[3] 参看我2006年1月9日发表在《湖南大学报》的“本科教育的关键是打好基础”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