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山西“忧患”：缺失的增长极
本报记者 勾新雨 特约记者 李利中 见习记者 杨光 大同、太原、灵石、河津 报道 脚下的煤还能挖多久，他们并不关心。 用最新款的三星滑盖手机，开红色本田轿车，一身名牌，落落大方，举止得体，山西省河津市的煤商王女士一直拒绝承认自己是个煤老板。在她的印象里煤老板都是“山上的土包子，说话粗得很”，而且个个身家过亿。 “根本不想以后怎么办，挖完了再说挖完了的事。”王女士说。当地经营煤炭、焦炭的老板们最关心的是怎么把手里的钱留给孩子。不少的老板都生了4个孩子，有的老板给每个孩子盖一座酒店或公寓，就是一个孩子的也要在北京买上好几套房子。 在河津这个县级市里，王女士拥有一个年产六七万吨的小煤矿和一张严密的销售网络，这足够让她在周末时和她的朋友们开车到西安最高档的商场疯狂购物。 山西省四大支柱产业，煤炭、焦炭、钢铁、电力，河津市一样都不少。依靠这四大产业的发展，河津的经济就像打了兴奋剂，疯狂地冲刺，近几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收入连年以40％左右的速度增长，成为山西惟一一个全国百强县。当然，河津也是全国百强县中污染最严重的一个。 在过去的25年里，山西省依靠四大支柱产业的发展，人均年GDP达到了1500美元，进入了整体小康阶段。但这种模式的增长也已经面临极限。 10月底，山西省统计局发布统计报告称，山西在过去25年中GDP增长了37倍，但山西要实现现代化还需将GDP规模放大6倍，四大产业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放大6倍，山西的资源和环境容量已经难以承受。 “说我们是喝着脏水，吸着毒气，在一个大垃圾堆里生活，并不过分。”山西省环保局局长刘向东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山西现在烟粉尘排放量全国第一，水和空气质量排名也在末位。 山西的未来在哪里？河津“神话” 宽阔气派能够4车并行的龙门大道、还带着油漆味的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层公寓和酒店、刚刚填进树坑的颜色光鲜的绿化苗木，整个河津市在晋南大地的一片低矮破旧的乡村中鹤立鸡群。 “电视上出什么新车，过几天河津街上就有了。”煤商王女士说，在她的朋友圈里，上百万的都是穷人，上亿的有几十个，而且这还指的是实实在在躺在银行账面上的钱，“什么固定资产啊，办企业的银行贷款啊，都不算”。 在河津，很多老板有钱以后就是投资盖宾馆酒店，上亿的投资也不贷银行一分钱。 河津市发展计划局局长冯北良介绍，亚洲最大的铝厂山西铝厂和总装机250万千瓦的河津电厂都落户在河津，阳光、振兴、三联、曙光等省内一大批著名的以煤、焦、铁、电为主营业务的民营企业，也都诞生在河津。河津目前正在形成煤焦铁、煤电铝和煤焦化3个产业链。 2002年，河津荣膺山西首富城市，2003年跻身全国百强县第95位，2004年上升到了第83位。38万人口的河津去年财政收入超过20亿元，是人口316万的山西第二大城市大同的1/3。阔绰的河津市安监局甚至刚刚买了一架直升机来监督非法小煤矿。 在山西，财政大户大都是污染大户。河津污染最严重的河津铝厂的产值，就占到了河津GDP的1/3。 在河津铝厂附近的大道上，有很多新种的树，树坑上的土是黑褐色的，轻轻拨开，才见到里面的黄土。 “河津很多地方的水是黑的，连麦苗都是黑色的。”河津当地人说，在城里转一圈，回来洗头都是黑水，大家都习惯了。 每个城市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河津的重工业模式，不应太求全责备。冯北良说，产业是有转移的，沿海不干他们干，他们不干再转移到西部去，“美国已经不炼钢了，中国不是正在大上钢铁厂吗？”小焦厂即使河津关了，边上的万荣县很快就会开起来。 事实上，河津近几年也在大力治理环境，每年投入一两千万。今年河津的二级天气有十几天，三级的争取到150天。以往，河津的空气质量大多是四五级。三级天气，人的呼吸会受到影响，四五级空气的概念就是人会感到恶心，甚至无法呼吸。 “我们和你们不在一个天空下”，煤商李女士说，河津就是个大工厂。她最大的梦想是老了以后去海边生活，不过现在还不想走，“走了就没钱赚了”。 冯北良说，为了鼓励企业转型，河津市政府多次组织企业到深圳、香港甚至国外考察，但收效甚微。 没人愿意转，现在煤还能赚到钱，特别是2002年、2003年，煤从每吨100元涨到400元，一吨原煤能赚一二百元。没人会关心煤挖完了怎么办，环境崩溃了怎么办。 王女士说，河津离西安很近，每逢周末都有庞大的河津购物团涌入西安，“连西安世纪金花商场的售货员都认识我们了”。现在，河津铝厂和电厂的很多职工都在西安买房，孩子的户口都落到西安去了。大同“陷落” 开红色夏利出租车的老孙，熟练地穿梭在大同市被一幢幢灰色火柴盒般建筑所包围的凌乱的街道上，他说他开出租车十年了，大同就没有什么变化。 “大同正在衰退。”山西的经济观察人士李先生说，前几年煤炭市场不好的时候，大同煤炭管理局窗户上的玻璃都是破的。 除了卖煤，大同没有别的生意。 2005年，煤电及高能耗等相关产业共占到大同全市GDP的63％，占到全市财政总收入的70％。今年，受“5·18”煤矿事故影响，七八月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下降14％和21％。 山西省统计局数据显示，排名曾遥遥领先的大同市综合经济指标已经滑落到了第6位。 大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都是中国产煤量最大的城市，这项殊荣已经在两年前被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夺取。后来居上的鄂尔多斯不但有煤，还有羊毛衫和庞大的重化工业投资。 爬上一个缓坡，老孙把记者拉到了一个被垃圾和小店儿包围着的院子，陈旧的大门上分别挂着大同市国资委、经委和发改委3块大牌子。 “没项目，很着急。”大同市发改委高新科副科长白先生说。在冷冷清清的楼道里，是一扇扇紧锁着的门，白科长的房间是仅有的几个能够敲开的科室。 大同如果没有煤，也许倒能发展起来了。有煤，卖点煤就能发工资，就能吃饭。产业转型的动力明显不足，大同发改委财贸科刘科长说。大同在上世纪80年代和包头、张家口、唐山、青岛等城市都是一个水平线上的，“现在被人家甩得没影了。” 刘科长介绍，大同市的几个支柱产业是煤炭、电力、建材水泥和化工医药，制造业原来有不少“一五”期间的大企业，现在只有大同齿轮公司了，原来还有过洗衣机厂、电视机厂，后来都没了，整个城市就没有一个整机产品。 “八五”期间，大同就提出要转型，但转来转去还是离不开原料工业。80年代，大同就曾出过汽车和卡车，前几年还出过面包车，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规划，每年才几千万的投资，不像北京投几十亿做汽车，结果没等市场机遇到来，钱烧完了，厂子就死掉了。 “真是太可惜了”，刘科长说，大同市有发动机、有齿轮、有机车，上汽车项目的基础最好。 大同的观念也很保守，如果引进外资也许就能救活汽车厂，但当时国家政策不允许，大同就不敢越雷池半步。“当时很多别的省市都引进了外资，都搞起来了。”刘科长说。 现在，大同又把城市的未来，搁在了钢铁和煤化工上。同煤集团刚刚兼并了大同市惟一的钢铁厂准备投资扩建，煤化工方面正在筹备60万吨甲醇项目。 大同市政府一位官员说，大同总是赶不到点上，钢材价格好的时候，没钱投资，现在有钱了，产能又过剩了，国家不让投资了。这几年煤炭虽然涨价了，但一些效益不好、资源已经枯竭的煤矿都按政府的要求兼并了，国企又背上了很大的包袱。 今年9月，大同市组成庞大的考察团赴抚顺和阜新考察，学习资源枯竭城市的转型之路。大同市委书记在总结这次考察之行时说，“大同这种产业格局如果不被打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就会长期受制于煤，就会长期面临不可预测的巨大风险。”极限来临 “政府说要搬迁，但说了几年又没有下文了。”山西省灵石县富家滩镇桃纽村王村长对记者说，村子下面就是当年著名的富家滩煤矿。“抗战时日本人就开始挖，1977年就报废了，现在村子下面是空的，土地开裂、房屋倒塌、水源中断。” 整个山村有一大半房子塌了，原来500多人，现在不到200人，人均收入只有三四百元，是灵石县的贫困村。 从1952年山西煤炭产量不到1000万吨，发展到现在年产量近7亿吨，过去的50多年间，山西共产煤90亿吨，外调量近60亿吨。截至2001年6月，受采煤影响，山西已有45个村庄搬迁，另有145个村庄的民房和水源遭到破坏，1500多个村庄缺水。煤炭业知名专家、太原理工大学校长谢克昌认为，目前山西境内煤炭2000米内探明储量2662亿吨，按现有开采速度，仅够开采70余年。 “小时候，我们的课本上说山西的煤炭够全世界用两千年，现在看来这不可能。”撰写山西经济极限报告的山西省统计局核算处处长窦志达告诉本报。 现在，忻州的轩岗煤矿已经枯竭，大同的侏罗纪优质煤也只够开采15年左右，阳泉可开采的量也仅能维持30年－40年，晋城矿务局3号矿已经采空，15年后这个矿务局的优质无烟煤将被采光…… “30年前中国出口的是粮食，现在50％以上则是机电产品。但30年间，山西的产业结构几乎没有变化。”窦志达说，别的省份像浙江、广东的产业都已经根据经济发展需要进行了产业转移，可山西还是在资源产品上原地踏步。 而眼前似乎更为紧迫的情况是，山西四大产业均面临产能过剩或潜在过剩的危险。以焦炭业为例，山西实际产能高达1.5亿吨，全国总产量是3亿吨，而2006年全国焦炭需求量仅为1.85亿吨。 一旦经济形势走低，山西目前正在大兴土木的焦化厂、煤化工、钢厂和电厂，都有可能一开工即陷入亏损局面。山西经济向哪里去？ “省里让关焦化厂，可老百姓要吃饭要取暖，我们也要依照程序关闭。如果说关就关，老百姓几百万的投资就付之东流了。”河津市阎副市长对记者说，省里的环保政策要落实，但落实也要和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行。 12月15日，有消息传出，山西省要求河津淘汰16家焦炭企业，河津准备先关闭9家。 在山西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是资源产业就要转，就要关，但更多的人士认为这种选择过于激进，山西无论怎么转型，还是要围绕资源产业来发展。 河津的产业转型是延伸产业链。目前，三联钢铁厂正在和韩国大宇汽车洽谈，为他们生产汽车铸件。 冯北良说，按照这样的模式，走个十年八年不成问题。有人说要发展高科技，“把我们的焦炭厂全炸了，不可能啊。”太原的高科技都没有发展起来，谁敢来我们河津投。 河津当地人有着朴素的发展观，原来遍地都是土焦炉，但挣到钱了，土焦炉就改成机焦炉了，再挣到钱就上更大的规模，就可以增加环保设施，再发展就可以上煤化工，把原来炼焦排放的废气直接生产成化工原材料。 一位当地的煤商说，原来铝厂比市里的绿化好，现在市里有钱了，市里的绿化已经比铝厂好了。 山西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潘云说，如果用国外的环保标准来要求，那就什么都干不了。现在是边污染边治理，发展一点治理一点，再发展一点再治理一点，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比我们的污染都严重。山西这两年治理环境的力度很大，炼铁高炉100立方米的已经明令禁止，300立方米的以后也要取缔，而最早的时候都是9立方米、30立方米的。炼焦炉也在很短时间，淘汰了几轮。 （本报实习记者杨洋、吴国金对此文亦有贡献）另一种极限：资金年流出2000亿 本报记者 勾新雨 特约记者 李利中 太原、大同报道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对于大同市发改委财贸科刘科长而言，在他眼前每年东流去的是大同市600多亿真金白银。整个大同市去年一年的财政收入才63亿。 刘科长介绍，大同市存款去年为888亿元，当地企业贷得260亿元，中间的存贷差有600多亿。 “这600多亿，银行都投到其他地区去了。等于大同变相支持别的地区建设了。”刘科长说，他们和银行开过很多座谈会，推荐了几次，银行始终不愿贷款给当地企业。 据统计，2005年山西人均储蓄存款12万元，比全国平均值高1200元，存贷差占存款总额的比重为41％，比其他中部5省中最高的河南还高9.9个百分点。 山西由资源产业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本，并没有在山西进行再投资，数百亿的资本外流。民资外流 山西省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崔满红正在做一个关于山西外流资金的研究课题，他目前所掌握的数据是，山西的主流金融机构每年带出去的资金就有2000个亿。 山西省在“十一五”规划中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5年内全省至少完成1.6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这比“十五”期间的5900亿增加了1万多亿元。 山西的经济历来与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休戚相关，在上一次的工业化浪潮中，1952年－1957年中央对山西的直接投资相当于1957年当年全国总产值的56％，这使得20世纪五十年代的山西工业达到年34％的增速。 在大同，随处可见海南等地的售楼中心，大同的煤炭富豪们正在全国各地购入房产。在北京，来自山西的购房者大约占到了外地来京购房者的40％，山西煤炭富豪们对房子的执着和大方震动了京城地产界。 “我们对煤老板深恶痛绝，他们是不计后果地挣钱，赚到钱就跑到别的地方享受去了。” 大同市环保志愿者协会负责人齐永平说，个体的煤老板一听说掏钱搞环保就头疼，他们根本就没有在大同扎根的打算，原始积累是为自己积累，不是给大同和国家积累。
根据崔满红的研究，山西财富外流的走向，一种是高消费，在暴富心理的驱动下，买豪宅，买名车；第二种是投资，如山西的海鑫钢铁现在就已经到沿海去寻找更好的投资环境去了。 崔满红认为，山西商人走出去本身并没有错，晋商当年的辉煌就是因为他们走出了山西，而且山西也容纳不下太多的投资，也没有更多的产业给予他们投资机会。但崔满红和众多山西的民营企业主交流发现，他们几乎没人愿意把钱投在山西，原因就是山西的投资环境不够好。 大同市发改委刘科长说，银行不愿贷款给当地企业，归根结底还是没有好项目，炼钢、焦炭等小企业发展的风险很大，银行不愿意贷款。现在银行只给大同煤矿集团和大同机床厂等大型国企一些贷款，还有就是支持农业的一些贷款。省外资本不来 一方面是资金外流，一方面是外面的资金难以引进。 山西省统计局数据显示，“十五”期间，山西省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仅2亿美元左右，在全国的比重仅为0.5%，即便在恢复较快的2005年，山西实际利用外资额也排在中部6省最后一位。 “我们的书记、县长有几个能和外商对话的。”山西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潘云说，他们连自己的政策和优势都搞不清楚，企业来了，县里连环评、土地审批手续都没有。归根结底，没有好的机制，资金和人才都不会来。 据他介绍，江西和山西的经济总量和人口都差不多，江西现在一半的投资是外来资金，在2004年其700亿的投资中400多亿是外来的。 潘云认为，这说明山西太落后了，“山西现在还是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全国已经是工业化后期了”。 很多政府官员还认为山西发展不起来，是政策问题。 大同市发改委刘科长认为，大同发展不起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好的政策，或者说没有跑来好的政策。 据悉，大同市的财政是先上缴省里再分成的，原来省里占六成，现在虽然只占三成了，但那些钱给了大同的5个贫困县。山西省内的临汾、运城都发展起来了，有钱也不交省里，大同则是赤字财政，没钱投资其他项目。仅养路费一项，大同每年就要给省里上缴5.6亿元，但有的地方就不上缴，像太原就留下来修路了。 刘科长介绍，山西的吕梁每年能从省财政要一个亿下来，他们能要个两三千万就不错了。虽然离北京很近，但河北张家口每年从国家要来30个亿，大同连3000万都要不来。 但潘云认为，关键还是当地的观念问题，山西在1998年前落后还可以归之为政策原因，但1998年以后政策就拉平了，现在发展好不好，就看各地区的本事了。很多人现在还在说山西“不东不西”，实际上山西享有的国家政策并不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加上了太原和大同；西部大开发，山西59个县国家基本同意纳入；中部崛起，山西本身就是中部；煤炭资源可持续发展试点也是放在山西。 崔满红说，现在山西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山西的官本位思想决定的。山西一些官员没有把自己放在客体的位置上，没有意识到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这直接导致了山西的投资软环境不好。他们制定的很多管理制度、战略部署，是以他们自己的理念为主体的，而不是以市场的理念、企业的理念来制定的。 正是看到了山西在招商引资上的短板，今年7月，山西省省长于幼军率领庞大的山西招商团赴港招商，在“十一五”期间1.6万亿投资的筹集方案中，招商引资吸引的省外、境外投资，争取达到3000亿左右。 这个数额是“十五”期间山西直接利用外资额的1500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