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内容提要：国防工业运行中出现的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外部性存在所导致的市场失灵，公共物品供给所出现的市场失灵，信息不完全所引起的市场失灵，特殊环境下军品供给的市场失灵。
关 键 词 国防工业 市场失灵 表现
国防工业的市场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国防工业运行效率的客观需要。然而，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本身也有缺陷，正如萨缪尔森所指出的，“对看不见的手有所了解之后，我们一定不要过分迷恋于市场机制的美妙——以为它本身完美无缺、和谐一致，非人力所能望其项背。”[1] 因此，在推进国防工业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既要看到其产生的正面效应，同时也要看待其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或市场失灵现象。
市场失灵，又称为市场失效，是指由于内在功能性缺陷和外部条件缺陷引起的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的某些领域运作不灵，如对经济总量的平衡，大的结构调整、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的调节显得无能为力，并可能引起贫富两极分化和生产自发波动等。出现市场失灵的原因多种多样，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外部性、公共物品问题和不完全信息和交易成本问题。国防工业作为一个特殊的产业，其运行过程中同样存在这几个方面的市场失灵问题，只不过市场失灵的原因及其表现比较复杂，有的是市场机制自身的缺陷造成的，有的是市场机制不完善造成的，有的则是国防工业特殊要求造成的。
1．外部性的存在所导致的市场失灵
外部性又称外部效应，就是某个经济主体在生产或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外在于市场体系的外在影响或效应关系。斯蒂格利茨的解释是：“只要一个人或一家厂商实施某种直接影响其他人的行为，而且对此既不用赔偿，也不用得到赔偿的时候，就出现了外部性。”[2]外部性的存在，意味着私人成本（或收益）与社会成本（或收益）的不一致，据此可将外部性划分为积极的有利的外部性（正外部性或外部经济）和消极的有害的外部性（负外部性或外部不经济）。市场机制使资源配置最优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生产或消费行为不会对其他人的福利造成影响，即社会边际收益（成本）等于私人边际收益（成本）。然而，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物品跟随的是货币选票，而不是最大的需求。”[3]当经济行为出现外部效应时，有些人可以无偿地取得外部经济性，有些人蒙受外部不经济造成的损失却得不到补偿。此种情况下，就会引起某些活动的过度供给或供给不足，由此必然导致市场供求失衡，使社会资源配置偏离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国防工业的运行如同其它经济活动一样，也存在一定的外部效应，雅克·甘斯勒在描绘美国国防工业外部效应时就指出：“按开支水平相比，国防工业对美国经济的作用要大于汽车工业，几乎同住宅建筑部门的作用相当。即使以收缩了的现有水平和未来计划水平而论，国防工业仍然是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4%，但其实际作用却远远超过了这个比例数字。例如，它养活了大约25%的工程师，支持了全美制造业的大约20%和全美大学计算机科学研究工作的50%。它还造就了许多美国领先的民用高技术产业，诸如通信与导航卫星、超级计算机、喷气发动机与飞机、数控机床和交互网络即‘信息高速公路’”[4]雅克·甘斯勒的这一论述既说明了国防工业的正外部性问题，同时也隐含了国防工业的负外部性问题。国防工业运行中出现的比较明显的正外部性主要有：军工科研活动及其科技成果对民用科技和国家科技发展的积极作用；军工专业人才培养和建设对民用经济和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军工生产通过产业链的拉动效应对其它产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军工厂商的道路等基础建设和环境绿化对周边企业和个人带来的便利和心理愉悦；军工厂商带给当地的现代工业文明成果和现代观念等等。国防工业运行中带来的负外部性突出表现在：军工生产的机会成本较大，其资源投入对其它社会经济活动会产生挤占效应，给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军工生产中的放射源等有害物对生态环境和人们生产、生活和身心健康带来的危害；军工生产的保密对当地生产力布局和经济开放的限制作用；军工成为战时敌对方首选打击的战略目标，由此必然带来当地的不安全性等等。对于不同行业的军工厂商来讲，其产生的外部性将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当国防工业运行中出现外部性时，军工厂商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不表现在他自身的成本或收益上，却会给其他经济主体带来好处或坏处，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出现市场失灵现象。比如，国防科研活动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它在保障国防需求的同时可提升国家的科技基础和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对于军工厂商来讲，从事国防科研活动不仅投资大和要承担失败的风险，而且国防科研产生的外部经济不能直接增加自己的收益。如果依靠市场机制作用，就会导致国防科研活动的供给不足。由于国防科研是一个持续的积累过程，国防科研活动供给的不足，会导致更大的效率损失，包括安全效率和经济效率。其它正外部性出现也同样会在一定程导致某些活动或产品的供给不足。如果出现的是负外部性，则会导致经济活动的过度供给。比如，军工生产中的放射源等给生态环境带来的污染，通常会在很大程度上给他人的生产和生活带来危害，如果仅依靠市场机制作用，厂商为了降低成本，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就会缺乏控制和治理“排污”的动力和压力，导致污染物的过度供给，从而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2．公共物品供给所出现的市场失灵
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可以说是正外部性的极端情形，是指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noncompeting）和非排他性（nonexclusive）物品，包括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公共物品之所以会产生市场失灵，主要是因为：（1）在公共物品下，生产者生产公共物品所支出的成本要大于单个消费者从公共物品消费中所得到的收益，由此使这种公共物品产生正外部经济效应，从而会出现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市场均衡问题。（2）在公共物品消费上，会出现“免费搭车”问题，由此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公共物品不可能由交易市场来实现公共物品的最优配置，也不能由私人生产和供给。（3）在公共物品上价格信号失灵。由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以及消费中的“免费搭车”问题的存在，使公共物品在价格形成与决定上会产生相当的困难。市场价格信号便不能引导公共物品的最优配置，由此而产生市场失灵。
国防工业生产和提供的军用产品，无论是国防科技中间产品，还是武器装备等最终产品，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的特征，但又不等同于路灯之类的一般公共物品。首先，军品是国防安全的中间投入品，政府是军品的惟一直接消费者（通常通过武装力量），消费者对公共物品消费的非竞争性，表现为普通消费者（公民）对军品消费的最终成果——国防的消费，而不是对军品的直接消费；其次，政府对军品的消费通常需要付费，所谓消费者对公共产品消费的非排他性，是指普通消费者的消费非排他性，即可免费享用。尽管政府的付费来自对普通公民的纳税，而不同公民纳税贡献是不一样的，甚至存在许多未尽纳税义务的公民，但军品消费的最终成果——国防对不同公民带来的好处却是相同的，其中包括许多搭便车者（free riders）现象，即不付费也可以从军品的消费中获益，这就造成了公民的私人收益与私人成本的不一致。此外，军品只有政府作为惟一的购买者和消费者，而政府对军品的需求又受到政府的收入水平和国防政策等因素影响，因而，军品的供给不可能通过市场力量的作用来真实地反映普通消费者的需求，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同时，也由于政府是军品的惟一购买者，政府对军品的生产和供给有质量、标准和保密等诸多限制，使军品生产呈现垄断或非常有限竞争的格局，不可能如同自由竞争市场那样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也由于军工产品的供给由国防需求决定，军工厂商的供给不可能如同自由市场的厂商供给一样可以达到规模经济。军工厂商供给的规模不经济，必然影响交易价格，导致军品生产和交易不可能存在完善的竞争和合理的价格。此外，军工专用性资产的存在会导致生产要素流动上的刚性，使资源配置缺乏效率，出现市场失灵现象。
3．信息的不完全所引起的市场失灵
现代福利经济学原理指出，如果存在完全竞争，那么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只要信息是不完善的，或市场是不完全的，那么市场就达不到约束条件下的帕累托效率。从博弈论角度看，信息是改变或消除不确定性的消息、情报及信号等，[5] 完全信息是指博弈中的每个参与者对所有其他参与者的偏好函数有完全的了解。然而，在现实经济环境中，任何市场都不可能提供完全的信息，信息不完全是客观存在的，市场交易中的完全信息是不存在的。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在市场交易中，一方面，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使市场参与者不可能完全掌握市场交易的有关信息，另一方面，信息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不可能免费提供。这样，市场机制本身不可能生产足够的信息并有效地配置它们，使市场交易总是处于一种不完全信息状态。这将会带来市场价格信号失灵、交易者之间相互“欺诈”和“寻租”问题。为此，交易者必须为市场交易支付制度运行成本即交易成本。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正是在确立市场交易费用为正的基本假设基础上，深入分析市场交易过程中的制度结构问题和由此而产生的市场失灵问题。
在军品生产和交易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是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缘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人的有限理性。市场的不确定是指供求方面的有关因素难以预见。有限理性，根据西蒙的界定，是指人们不具有完全的计算能力，在加工和处理信息方面能力不足。[6]有限理性决定了其行为的非理性。从军工厂商的角度讲，军工厂商对政府国防政策调整、武器装备等军用产品需求的变化，以及军事订货策略应用等方面不具有完全信息，也不可能更好地预测未来突发事件或冲突的爆发，以及政府对突发事件和冲突的军事上的应对策略。由于这方面信息的不完全，厂商追求利润的本性就很难为国防和战争所需提供足够的供给，难以通过市场力量实现军品供给与需求的均衡。从政府角度看，政府不可能对军工厂商生产能力、努力程度、军品的性能和质量状况等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预测，政府对军品科研生产信息的了解和掌握通常处于劣势地位。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处于信息的强势方可能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通过机会主义行为来获取私利，选择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策略，而损害他人的利益，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机会主义即投机取巧的行为，通常有两种类型：一是逆向选择(Anti-selection)；二是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根据现代契约理论，委托代理关系实际上是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一种社会契约形式，是掌握较多信息的代理人通过合同或其它经济关系与掌握信息较少的委托人之间的博弈关系。博弈的主要表现是掌握信息较多的一方隐瞒信息。发生在契约签订前的隐瞒信息行为叫做逆向选择。在军事订货中，军工厂商为了获得国防合同，通常利用信息优势夸大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而极力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从而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军事订货中的“钓鱼工程”。为了避免和克服军事订货中“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科研生产实力较强厂商为了证实自身实力就必须搜索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并能充分证明自身实力确实优于其它厂商。政府为了避免被错误信息误导，也必须更充分的收集和分析有关信息。这就必然导致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增加，使资源配置缺乏效率。发生在契约签订后的隐瞒信息行为叫做道德风险。道德风险即隐藏行动，政府和厂商在签订契约后，政府只能看到厂商行为的结果，难以了解结果产生的具体过程，也很难知道结果发生变化的原因。这样，军工厂商就可以利用生产中的信息优势，隐瞒自己的行动，采取“干了再说”或采取合谋、贿赂、欺诈策略，通过隐瞒行为夸大产品效能，高估产品成本和价格，甚至拖延生产进度。这不仅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而且影响了军事经济效率。
4．特殊环境下军品供给的市场失灵
军品供求关系不同于一般商品供求关系，军品的供求关系受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较大，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能解决特定环境下的国防需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不能解决战争威胁和战争状态下对军品急剧扩大的需求问题；二是不能解决经济封锁或经济制裁条件下的国内正常生产问题；三是不能解决战时军品生产能力遭受战争破坏环境下的正常生产问题。当国家处于战争威胁和战争状态时，国防需求呈现急剧扩大的趋势，一方面要求现有厂商加快军品交货的速度，另一方面要求扩充军工生产能力以满足更大规模的国防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资源将重点流向国防领域，市场配置资源的均衡条件将被打破，个人福利水平将因此降低，社会资源配置难以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不仅如此，由于资源供求矛盾的突出，战时国防需求多采取依法征用和计划配给方式，并实行一定的价格管制政策，从而使市场价格变化与供求关系变化发生严重的背离，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失效。
接下来进一步分析经济封锁或经济制裁条件下的国内正常生产问题。在一个开放竞争市场条件下，社会资源通常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进行配置，并通过市场机制作用来实现供求均衡。由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经济活动特别是国内军工生产活动将面临着经济封锁和经济制裁的威胁和影响，从而出现市场失灵。从一个国家来讲，在给定世界价格Px和 Py条件下，出口产品x，进口产品y。如果经济封锁的几率为π，则当π=0时，这个国家就必须使其在x和y之间的边际转换率（MRT）等于边际替代率（MRS），且两者等于Px和Py；假设π=1，经济封锁不可避免，那这个国家就会选择（x，y）沿着自给自足点的转换曲线使MRT=MRS；假设0<π<1，即经济封锁风险既定，那么就要资助国内生产，但无须大到完全自给自足的程度。从中可以看出，在国家不存在经济封锁或经济制裁时，市场才可能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而当国家经济封锁或经济制裁，原有市场均衡被打破时，仅依靠市场力量难以解决国内军工生产的供给与需求矛盾，这就需要政府对国内军工的自给自足生产进行资助和采取鼓励政策，以此来保障国内军工的正常生产。
由于军事工业是战争物质手段的重要来源，是保障战争胜利的重要基础。因而，军事工业最容易成为敌对方打击的重要目标，并最容易受到战争的破坏。在战时军工生产能力易遭受战争破坏环境下，为了保障军工的正常生产，不仅要解决战时军工生产能力的保护问题，而且要解决军工生产能力遭到破坏时恢复问题。这两个方面都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易过程，依靠市场机制作用来解决。因为，一方面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市场机制对市场信息的滞后反应，使市场主体难以事先预测和充分估算军工生产能力可能受到的破坏几率及程度，并通过市场力量有效地采取事前的保护措施和及时地恢复遭受破坏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市场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激励机制，会从经济行为的成本收益比较中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战时对生产能力的保护和恢复的成本巨大，风险极高，而收益却微不足道。因而，不可能通过市场力量的作用来实现。战时军品生产能力遭受战争破坏环境下的正常生产问题，通常只能依靠政府的力量来解决。
[1] [美] 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上)，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
[2] [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第146页。
[3] [美]保罗·A· 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上)，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4] [美]雅克·甘斯勒：《美国国防工业转轨》，国防工业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5] 吴利军：《证券市场风险监管———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监管问题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6] [美]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础》，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