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智取胜 蜀商精神 以智取胜



早在秦汉时期,蜀地的商人就以大显身手,富甲一方的姿态表现出了其卓越的经商能力。李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从李白的这句诗可看出,蜀地应该是地理环境比较差的地方,交通条件的限制使很多交流和贸易都不能实现,但就在这样的情势下,蜀地商人以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把物品带出了四川,带向了国际,将蜀地的商品远销到西亚、印度、东南亚、东北亚等地,向世人展现了四川物资的富饶,同时,蜀商也获得了极高的赞誉和地位,蜀商盛极一时。然而,世间万物总是起起伏伏,蜀商在以后的发展和转变中,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蜀商自身心态使其在盛极一时后开始黯然失色。

回顾历史,我们有些遗憾,当徽商、晋商、温商这些代表性的称谓响亮地出现时,蜀商这个曾经辉煌的名号缺席了。值得欣慰的是,当经济的浪潮席卷到蜀地后,蜀商又以迅雷不及之势迅速崛起。2006年,四川民营经济增加值首次突破4000亿元大关,占GDP的比重提高到46.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7.3%。这是一组来自四川省政府部门的一组数据,数据反应了民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担负的重要作用以及蜀地商人在新一轮竞赛中取得的成绩,这也标志着蜀商的名号重新被拾起。但这并不意味着蜀商的名号已经辉煌。本期,西华大学区域社会经济研究所陈国先所长以及于代松副所长做客本刊,就蜀商精神和蜀商发展做出了精辟阐述。

《经营管理者》:你们觉得应该怎样给蜀商这个名词定义?

  陈国先:我认为,蜀商是指在四川的商人或四川籍商人的一个群体。它摒弃了小富即安、单打独斗、专业精神不够的弱点,弘扬“义”“智”精华,努力创新,博采“世界之道”,志存高远,追求卓越,把四川的产品和服务带到全世界。

  于代松:“蜀商”应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这个群体应该既包括生于斯、长于斯的四川籍商人,也包括在此创业、在此成长的外来精英。只要是这块土地给予其智慧和创业、成功的土壤,都属于“蜀商”的范畴。

  《经营管理者》:广泛意义上的蜀商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哪里?他们做出过什么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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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国先:我认为,蜀商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可以证明蜀人通过三峡水道和陇蜀故道和中原甚至西亚等地进行着文化交流,蜀商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战国时期巴蜀就以繁荣和富庶名闻天下,到了西汉时期,在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下,巴蜀的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巴蜀已成为全国著名的经济区域之一,成都和临邛是两大重要的商业都会,蜀商表现活跃非凡。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故事被世人传为佳话,但是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却被人遗忘。我认为,司马相如后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其丈人卓王孙。首先,卓王孙作为当时临邛一带的首富,他培养出了才华横溢的女儿卓文君,可以辅佐司马相如的事业。其次,司马相如作为一个贫穷的书生,他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他的政治生涯,卓王孙以商人的眼光和智慧支持着自己的女婿,从而成就了司马相如的丰功伟绩。

  于代松:实际上,从秦汉时期开始到唐宋时期,蜀商一直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四川的商业在当时来说,也是处于领先地位,有史书记载,有70%的唐朝宰相是在四川作了节度使后升做宰相的,在宋朝,有60%的宰相是在四川做了节度使后升职的。这与四川的物资丰富和商业繁盛有着很大的关系。宋朝,在成都最先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纸币,该纸币被视为商人之间货款的支付凭证。按照今天的市场法则来说,有需求才有生产。那么,交子的产生说明了宋朝时期,成都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相当高的地步,所以才有货币的产生替代携带不便的金属货币。交子的产生实际上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创新,市场的繁荣促使其诞生。

  《经营管理者》:蜀商曾经创造了高度辉煌,但在中国商帮中却出现过缺席的状况,蜀商的衰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陈国先:宋元以后,长期的战乱使得全国各地的经济都出现了停滞状况,四川作为富庶之地,在南宋时期,四川的贡赋占到了整个南宋GDP的40%,这严重影响到了四川经济的发展。所谓投资不足没法再生产,当时的四川商业就处于这样一种状况。到清初时期,40多年的战乱,以至于成都地区很多地方十室九空。当时的省会也迁到了阆中,有史书记载,当时的成都成了野兽飞禽的栖居地,所剩人口两三百人。从清朝开始,政府开始重农轻商,商人的地位受到了影响。

  于代松:我认为,蜀商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并没有缺席过,只是在某些阶段发展比较缓慢,呈现出了阶段性的断层而已。

  《经营管理者》:蜀商的特质是什么?

  陈国先:我认为,蜀商的精神就是以智取胜,有容乃大。四川商人在外都以“川耗子”著称,耗子是非常聪明的小动物,蜀商就是在用智慧叱咤商海。吃苦耐劳也是蜀商身上最大的特点,他们不畏艰险,具有很强的冒险精神。

  于代松:我认为,总的来说,蜀商身上有五种特征。首先,蜀地是属于资源比较贫瘠的地方,这里所说的贫瘠不是物产的贫瘠,而是信息的贫瘠。像京商身后有宏大的政治背景,晋商有良好的历史传承,而蜀商其实就是平民商人,也可以说他是行走在大地上的商人。其次,蜀商在气势上相比别的商派显得较弱。这与第一个特征是分不开的,蜀商的形成与发展本身就是建立在一个很薄弱的基础上,起点不高,底子也不厚。俗话说,人穷志短,所以在造势上,蜀商就显得较弱。第三,蜀商善务实而拙务虚。善务实,强调产品质量、强调生产数量;拙务虚,轻视品牌建设,团队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拿餐饮业来说,四川的餐饮在全国来说算是比较有名的了,但是说起川菜,别人说的只是川菜的味道好,而说不出能代表川菜品牌的企业。与之相比,北京的全聚德烤鸭,一个小小的烤鸭因为打出了品牌,就显得上了档次,说到烤鸭,人们就会想到全聚德,觉得全聚德才最能代表烤鸭。第四,蜀商有很强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四川地处西部地区和沿海城市本身就有很大的差距,整个市场环境没有沿海一带开放和规范,很多制度和办法还在进一步摸索中,所以,蜀商在整个经营投资过程中,必定经受很多的挫折,但所谓逆境出人才,逆境也锻炼了企业的生存能力。外界都觉得蜀商有很强的“小富即安”的心态,实际上,这也是他们抵御不健全的制度,不规范的市场的一种策略。政府在摸着石头过河,企业就只有在保守中前进。最后,我认为蜀商利用环境,依赖社会关系的能力很强。这些能力表现在他们能够合理地利用一些社会资源优势为自己的企业服务,有些企业每年花掉大部分时间接待政府工作人员,实际上也起到了与政府交流的作用,更有利企业的发展。

  《经营管理者》:目前有没有能代表蜀商精神的企业和企业家?

  陈国先:能代表蜀商精神的企业太多了,不胜枚举。比如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在他的身上就体现着蜀商的“智”和“义”。1982年,刘永好与三位兄长一起,放弃了铁饭碗,开始自主创业。在变卖手表、自行车等家产后,筹集了1000元人民币,从种植、养殖起步,经过6年时间,积累了1000万元。上世纪80年代末,正大集团的进入,刘永好将眼光瞄准了优质饲料这一大市场,转向生产饲料。1992年注册成立希望集团。1995年,希望集团被中国饲料工业协会评定为中国100家最大的饲料生产企业的第一名,同时成为全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第一名。

  刘永好是第一个把四川的土特产做成产业的人,他抢先一步看到了农业这个大市场,用饲料取代了农民以往使用的苞谷。这是蜀人智慧的体现,他不仅抢占了第一步,而且选择的是他所擅长、所能做到的领域,成功地捕捉到了商机,把饲料做成大产业。

希望集团的饲料结束了农民用苞谷养猪的历史,带动了大批农户致富。1993年,刘永好还联合国内9位民营企业家联名发出倡议,动员民营企业家们到中国西部贫困地区投资办厂,培训人才,参与社会扶贫。在中西部贫困地区投资近2亿元,兴建14家光彩事业扶贫工厂。这些都是刘永好回报社会的举动,刘永好从农村创业起家,对农民有情有义,饲料价格公道。他把农耕文化中的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带动了农户致富。这是蜀商精神中“义”的最完美体现。

  于代松:其实,蜀地的企业家,不管是资产过亿还是起步阶段,他们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蜀商精神。蜀商吃苦耐劳、永不放弃的精神差不多是四川商人都能具备的,很多蜀商都是白手起家,从一无所有做起的,他们运用自己的智慧和韧性在克服种种困难后成就了事业。

  《经营管理者》:就目前蜀商发展形式看,您认为蜀商在今后的发展中应规避哪些问题?

  于代松:其实,在2001年的时候,我参与过一次调研活动,调研发现,四川的很多企业在资产达到4000万以前,他们发展得非常迅猛,他利用自己的耐力和智慧能很快地成长,但在资产达到4000万以后,很多企业就变得很脆弱,要么停滞不前,要不出现大问题面临倒闭,呈现出成长能力强,长大能力弱的弊病。我认为,这是一个企业家、一个企业的心志问题。俗话说,志高而道远。只有志向定得高了,前进的动力和恒心才足。外部环境对于一个企业的成长有着很重要的关系,政府和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是一个企业要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另外,思维方式和眼界的开拓是企业发展的根本。以前,四川商人在省外被称为川耗子,但现在却很少听到这个称谓了。耗子其实是很聪明的东西,被称为耗子可以理解为一种赞誉。但近几年来,四川商人似乎处处扮演着一个被人欺的角色。虽然四川的各行各业中在全国也有很多排得上名号的,但真正叫的响的品牌却没有几个,他们似乎都在乐此不疲地为他人做着嫁衣。蓝剑啤酒,一个响当当的啤酒品牌被一个不见经传的华润雪花收购,借势后,雪花很快得到了发展。因而,在资本运作上,四川的企业始终还处在败者为寇的位置上,为别人做着粗加工,以微薄的利润维持企业生存。上世纪90年代,当沿海一带企业纷纷引入职业经理人的时候,有的企业开始尝试,但最后,却没有一家企业能真正受益。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企业在为此烦恼。因而,及时反思 ,借用别人经验是四川企业走出困境的最佳选择。

陈国先: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人在适应整个社会环境时他有很多自己的经验,凭借这些经验他们能成功判断一些事情,但是万事万物都是相对静止的,很多时候经验主义的东西已经变得不再实用。蜀商身上还缺乏一些战略眼光,他们总喜欢把创业时期的经验放大化,忽略了世界和社会环境、商业环境的变化。

于代松,男,副教授,西华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经济系主任。院区域社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四川省民营企业创新中心副主任、四川省旅游学会旅游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四川省工商联(商会)参政议政委员会研究员,成都市委研究员。在国家、省级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十余篇,主编教材二部。曾获得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国家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科协学术专家委员会,新时期社科成果一等奖。

蜀商文化的根本是个性

□本刊记者 李华

蜀商的激情岁月

有人说,蜀商没有文化。著名管理学者、四川省东西方文化交流促进会会长、几十年致力于onmouseover=displayAd(3);onmouseout=hideAd(); onclick=linkClick(3);>企业文化研究的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黎永泰却说,“蜀商的历史就是蜀商文化形成展开并显示其个性特色的历史”。

  “蜀人很早就以开放的姿态,走出四川,与四方进行了贸易、沟通交流。”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早在秦汉时期,许许多多的蜀商曾经构成了中国最为庞大的一个商帮,他们纵横天下叱咤一方。

  西汉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但在丝绸之路尚未开通之前,张骞在出使西域时即在大夏(今阿富汉北部)发现蜀布与邛杖,当地商人告之曰:“从东南身毒国(今印度),可数千里,得蜀贾入市。”(《史记8226;西南夷列传》)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的印度古籍《政事论》则提到古蜀丝织物在印度畅销之事。毫无疑问,在张骞所开辟的丝绸之路以前,蜀商已经与印度等国有了频繁的贸易往来。

  据黎永泰教授介绍,蜀人不仅参与了北方丝绸之路的贸易,而且开辟了“南方丝绸之路”。考古学家曾在成都三星堆和金沙村,发现了一些带着欧洲文明色彩的金杖或金冠。这些文明与蜀布、邛杖一样,很可能与一条古道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著名的“蜀身毒道”。这是一条以丝绸贸易为主的商道,这条有别于张骞的丝绸之路,被学者们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全是在西南崇山峻岭之间以人力与畜力开辟出来的,其路途之艰辛,并不亚于张骞的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是蜀地民间商人用前赴后继的汗水和脚印所凝成的。通过那些勇敢的蜀商,古蜀国的漆器、丝绸、邛杖等物品,沿着南方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输入东南亚各国甚至更远的欧洲国家,而印缅等地的毡、缯布、珍珠、海贝、琥珀等物品则通过这条路深入四周皆山的蜀地,古蜀国与异域文明的交流通过此路持续不断地进行着。

  黎教授告诉记者,“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四川成都”。我们可以想象,那些满载货物的马匹,从成都一路南下,往来蜀商们的谈笑与吆喝,响遍了沿途的山谷与村落,那些清脆的马蹄声以及悦耳的铃铛声,已经成为他们枯燥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为沿途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点缀。

  那些披荆斩棘的蜀商先祖,以一种契而不舍的精神开辟了南方丝绸之路,并在历史上留下了最为辉煌的一笔。这是一条充满了艰辛的路,也是一条铺满了财富的路。一个个家财万贯的蜀商在这条路上诞生。

蜀商永远都是活跃

  在汉武帝时代,由于生产力受到严重影响,开国之初,为了恢复经济,同时为了保障南方的安全,对南方贸易有一定限制,而蜀商也因此受到影响。但是,“蜀商永远都是活跃的”。黎教授指出,蜀商和蜀商文化并没有彻底衰落,而是“时衰时兴,时起时落”。四川历来是天下繁荣之地,古人有“少不入川”之说。因为蜀地物资丰富,歌舞升平,很多人由此“乐不思蜀”。黎教授为这个成语注入了新的内涵,他理解的“乐不思蜀”是到了蜀地的人,忘了自己身在蜀地,都以为是处于洞天福地之中。

  接着,黎教授再次语出惊人:“诸葛亮不仅是政治家、军事家,还是商业家。”同秦朝巨富卓王孙一样,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在“五月度泸,深入不毛”时,也曾在今天的四川邛崃一带炼铁。黎教授还吟诵了一首李白的诗,佐证历史上四川冶铁的发达程度:“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同时,黎教授还认为诸葛亮在酒业方面也是一位开创家。据黎教授称,在当时,军队缺医少药,而酒却是疗伤的好材料,酒能驱寒,能止吐止泻,同时,还能鼓舞士气,庆功激励,因此,诸葛亮曾经在绵竹、邛崃和泸州等地大量酿酒。“今天,这些地方成为我国最大的原酒和著名美酒生产基地,这是有历史渊源的。”黎教授说。

 以智取胜 蜀商精神 以智取胜
  到了近代,四川更是产生了一大批有名的蜀商。回溯蜀商的发展历史,可以说是“星汉灿烂,代有传人”。在总结历史上的蜀商群体特征时,黎永泰教授谈到了4个“并举”:第一,国内贸易与国外贸易并举;第二,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并举;第三,产业与商业并举;第四,吸收与开放并举。黎教授解释说,四川文化是极具个性的一种文化,它有别于中原文化。四川人在贸易的同时,也与中原及四方进行文化交流。四川人是开放的,他们吸收其它优秀的文化,为我所用,同时还对外输出文化。

蜀人善于经商

  在四川这片膏腴之地,曾经涌现出了许多优秀商人,他们身上有什么共同特点?黎永泰教授说,四川人自古深得智慧文化的弘扬,以智圣诸葛亮为代表。四川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他们善于经商,并且产生经商智慧。另外,蜀商虽有小富即安的缺点,但也有开创大事业的手笔,有敢为天下先的胆略。

  今天的四川商人,他们聪明、睿智、极具个性,在源远流长的蜀商文化影响下,他们已形成为一个群体。为此,黎永泰教授早就提出了“蜀商文化”的概念。他认为蜀商文化是蜀文化的亚文化,是蜀中商人在蜀文化的熏陶和浸润下,由蜀商们在商业经济活动中体现、丰富和发展而来的。黎教授还概括出了蜀商文化的八大特点:勤奋与踏实、灵活与见机、个性与群性、人文与文化、人性与人情、信息与交流、活力与活跃、敬师与重教。

  如今,蜀商文化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著名作家沙汀的女儿杨刚虹称,蜀商文化已经同商界的闽南派文化、北方派文化、齐鲁派文化一道,成长为中国四大主流企业流派之一。 “在我看来,蜀商文化就是真实,团结,坚韧不拔”。杨女士说。

  文化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东西,它看不见却处处存在。黎永泰说,四川历来重视商业,并且以文化促进商业。“四川教育较发达,到了清代,四川书院更是居全国第一。”黎教授认为,今天依然应该以文化来强壮蜀商。“文化是一种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东西,我们应该在吸取历史上蜀商精神的基础上,树立积极开拓的带有蜀地特色的蜀商文化,并以此塑造大批优秀蜀商,使之能在未来的商界舞台上‘呼风唤雨’,造就大事业。”

用智慧影响未来

  黎永泰教授对蜀商在未来商界的表现充满了期待,但他同时表示,随着经济发展的全球化,未来蜀商应该具备长远的眼光。在黎教授心中,理想的蜀商形象应该“有宏大的气魄,有广阔的胸怀,有全球化的理念。”黎教授认为,蜀商必须具备做伟大产业、追求永恒事业的气魄,同时,蜀商要昂首走出盆地,立足全国,放眼世界。“一句话,蜀商应具备‘全球化思维,本土化运作’。”

  黎教授还谈到,蜀商要开拓创新。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中,创新起到了不可抹杀的推动作用。从历史发展来看创新分为三种,即伦理道德创新、经验创新与知识创新。黎教授认为,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蜀商要以伦理创新为境界,以经验创新为触媒,以知识创新为根本,从而能把产业做到无比宏大、无比精彩,具有无限魅力。黎教授说,“开拓创新精神是蜀商文化的核心。不开拓就无法生存,就没有发展。”

  谈到蜀商文化的发展。黎教授认为,今天的民营企业应当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四川的民企领袖要在文化上有大建树,在蜀商文化方面做出大贡献,以蜀商大文化开拓蜀商大事业,以蜀商文化塑造商业个性、产品个性。黎教授说:“个性文化最具魅力,最具生存能力,只有个性化的文化,才能走向国际。”黎教授强调,应当将蜀商文化的内涵与时代精神相结合,补充新鲜血液,激活蜀商文化的灵魂,使之成为地域文化的代表,并以蜀商文化推动蜀文化的发展。“发展蜀商文化应具有高度开放的心态,吸取晋商文化、海派文化、闽南文化、齐鲁文化等各派文化的精华,在此基础上发展蜀商文化。另外,与全球文化的沟通,也是促进蜀商文化、使四川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

蜀商在一种健康的蜀商文化引领下,不断实现超越,就能产生大智慧,必然超越时代而影响未来。黎教授说:“四川的政府领导高度注重onmouseover=displayAd(3);onmouseout=hideAd(); onclick=linkClick(3);>企业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培育,在这样的契机下,蜀商文化应与企业文化相结合,使企业文化在经营管理中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

□蜀商

魅力蜀商

也许,他们来自不同的城市;

  也许,他们有着不同的经历;

  也许,他们从事不同的行业。

  但是,

  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蜀商”;

  他们身上都铭刻着同一种的精神:“蜀商精神”;

  他们都追逐着同一个梦想:复兴蜀商、复兴蜀商文化。

  或者志存高远,或者锐意进取,或者坚忍不拔,或者诚信经营……他们在各自的行业里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他们共同书写着一代蜀商的新传奇!

  本期,我们从万千蜀商中遴选出八位。从财富、影响力等方面看,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并不是蜀商中的翘楚,但他们的身上却彰显着蜀商独特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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