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假如，你是一名员工，你的老板突然命令你：“去！把那人杀了！”毫无疑问，你会断然拒绝。假如，你的老板这样跟你商量：“这人是你从老家带出来的，又是你的表亲，医生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说是没得救了，你也看见了，输液管的水都流不动了，也就是挨一个时辰算一个时辰的，再拖下去也是白费钱，咱们这回接的活儿你也不是不知道，还亏空着呢，才交了100块钱，连住院费都还没交，还欠着医院1500多块呢，再拖下去更拖不起。要不，咱们悄悄把人从医院弄出来，我出钱，你出力，把他背回去？”2005年元旦那天，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岳屏镇福龙村61岁的村民李绍为，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问题。他的选择毋须在这里重新描述。“千里背尸还乡”是当时引起广泛关注的爆炸性新闻。时至今日，虽然相关的报道和议论还可以方便地在互联网上搜索到，但由此事件所引发的沸沸扬扬的议论早已悄然平息。那么，我们还有必要重新提起吗？当一百多斤的李绍为背负着一百二十多斤的重量，从福建辗转来到广州火车站的时候，当死者的亲属责怪他骂他的时候，他的心里是坦然的。“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没有做错，”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把他带出来的，当然要把他带回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他事后自我反省道：“以后只管自己就是了，再有钱再好的工，我都再不叫人家，这是历史的教训，要永远地记住。”从当时的媒体上，我们可以读到以下字眼：法盲、朴素的传统侠义美德、卑微者的无奈、现代丧葬制度的缺失、工程层层转包的弊端……诸如此类的字眼。我在感到悲哀的同时，很想知道一个答案：当我们经历了多年的对传统的抨击之后，重新转向对传统回归的召唤的时候，我们能否辨认出，我们的传统中，是否包含了对“个体的人”的张扬？是否给出了卑微者书写大写的人的权利？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传统就是三纲五常，是由四书五经规定、并由历代不同的阐述构成的。通常，除了很少的专家，大多数国人并不了解，在我们的思想史上，曾经出现过个性极度张扬的时代，思想的历险比起其他任何领域的历险来得更加迅猛，也更加惨烈。
目前为止，对于这段历险旅程的梳理，我还没有看到一部著作，可以与岛田虔次的《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中国にお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岛田虔次，1949）相媲美。余英时先生赞扬岛田虔次是“世界中国学的伟大的指导者，日本的国宝”。读完这部著作，你会由衷地承认：这一赞誉是恰如其分的，没有丝毫的溢美。岛田虔次精譬地指出：在中国，随着六朝隋唐的贵族时代结束、近世的君主独裁制的确立，所谓的士大夫，即通过科举成为进士—官僚那样的教养阶级，成为政治、社会的支配势力。而随着生活水准的提高、生活内容的丰富，庶民自身的教养、娱乐需求导致了新的士大夫精神的产生—庶民的热情，向上的一直励进不已的热情。在明代的基础上这种激昂的、可以说是暴力式的热情，使明初的朱子学发展为阳明学，使阳明学展开为泰州学派，最终产生了李卓吾。我们可以通过岛田援引的一个例子，来感受一下当时的这种氛围。周小泉是兰州的一名戍卒，20岁时听了《大学》首章的讲义后发誓“惟斯圣学”，终于成为远近学者的宗师—如果仅仅到这里，那么这个故事就和以后的盐丁王心斋、胥吏李天全、陶匠韩乐吾、商贾夏云峰没有什么区别了。精彩的是，当时的总兵、后来的恭顺侯吴瑾仰慕他的声名，招他去做自己的儿子的老师。小泉曰：“总兵役某，则某军士也，召之不敢不往。若使教子，则某师也，召之岂敢往哉。”意思是：如果你是摆出军事长官的身份指挥我，那么我是普通一兵，必须服从命令；如果你要我做你儿子的老师，那么对不起，老师的身份决定了我必须拒绝。总兵于是亲自把两个儿子送来拜师，“小泉始纳贽焉”，这才把拜师礼收下。讲到这里，关于周小泉的故事还有下文。当时的肃王府里有两名乐人—郑安和郑寝，往上面递交了解除乐籍的申请，理由竟然是要去做这个士兵的弟子。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乐人处于贱民当中的低下阶层，几乎可以说是奴隶。我们可以这样描述，在明代的中后期，全国各地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书院中，庶民和士大夫们人头攒动、平等无间。而泰州学派“天命随命，大人造命”的主张，则被岛田先生赞誉为“几乎应该把它和欧洲精神史上对神的否定相提并论”的突破—如果你回想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天”和“命”有多么绝对多么不容怀疑，你就会明白这一论调在当时是多么石破天惊。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数百年前的明代，中国社会已经澎湃着卓尔自立的精神，即使身处社会的底层。我的××我做主，这个现在已经熟透了的广告句式，当时确是一种可敬的胆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觉醒的永远是少数。当李绍为面对打工的机会、面对包工头时，他的意识里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地位。当他坦然面对死者亲属、社会舆论和他自己的良心时，他几乎是大写的人。而我疑惑的是，雇佣他的那些人，又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