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胡适的一封信谈起
王照伦
民国六年（1917年）五月十七日，在美国留学的胡适给陈独秀写了一封讨论文学革命的信，以《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为题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中，这封信有两段话发人深思：“通信栏中有钱玄同先生一书，读之尤喜。适之改良文学一论虽然积思于数年，而成文于半日，故其中多可指摘之处。今得钱先生一一指出，适受赐多矣。中如论用典一段，适所举五例，久知其不当。所举江君二典，尤为失检。钱先生之言是也。”“钱先生所论文中称谓，文之骈散文之文法诸条，适皆极表同情。其评《老残游记》，尤为中肯。适客中无书，所举诸书皆七年前在上海时所见。文成后思之，甚悔以《老残游记》与吴研人李伯元并列。今读钱先生之论，甚感激也。”接着，胡适用平和的语言对与钱玄同不同的意见一一作了论述。我们且不说他们讨论的问题正确与否，单就胡适对待批评的态度而言，是一个学者不可或缺的。这种对待学术问题的态度，也许正是胡适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重要条件之一。正是那个时代的一批青年人所具有的科学对待学术问题的态度，才使得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理论建设从无到有，才有了白话战胜文言的结果。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们仍在文言的囿圈中难以自由。由此联想到当前方志界对方志理论问题的讨论和志书评论的态度，我们可以从胡适对钱玄同的批评所表现出来的“尤喜”和“甚感激”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关于方志理论研究问题
世界上的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在同谬误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完善的。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理论问题，不像数学定理那样只需推导论证就行了，一开始往往很不成熟，需要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化而逐步使之完善。因此，有针对性的组织一些基本方志理论问题的讨论和在讨论中采取平等的、心平气和的态度，是方志学理论建设不可或缺的。
1、开展对方志基本问题的研究。我认为,如果对于方志领域里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无重大突破，要使方志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并使之立足于当今科学之林，只是一种空想。我们用几千年修志的历史经验和古今一系列对方志问题的讨论作铺垫，应集中精力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攻关。尽管对志书编纂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十分必要，但由于这些问题与方志基本理论问题相比毕竟居其次而不应把它作为方志理论研究的主攻方向。应联系一批方志界的专家和实际工作者以及相关学科的有关人士搞一个方志基本问题研究规划，提出研究课题，分配研究任务，及时将研究成果公布于世，并在方志界展开讨论。待条件成熟，召集不同层次、不同观点的人士集中研讨，使大家对某一问题的认识在不同观点的碰撞过程中逐步趋于统一，形成结论。千万不能不了了之，更不能用行政手段叫学术问题强行一律。诸如什么是方志？方志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什么是方志学？方志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和任务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集中攻关。有关方面可以在某一段时间内集中开展对某一问题的讨论，在不同层次的方志刊物上同时发表一批针对某一问题撰写的不同观点的文章，并引导方志界各层次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讨论。通过讨论并在讨论的基础上实现看法的基本一致。 我认为，动员全国各级各类方志刊物每年集中讨论一两个问题，每期发表三四篇研究这一两个问题的文章，一个问题一年就会有数百篇文章参与讨论。用五六年的时间把方志基本理论问题解决，是能够办到的事情。
2、确立科学的研究思想。科学研究的成果直接受研究思想的制约。因此，要想在重大方志理论问题上有所突破，方志理论研究者必须树立科学的研究思想。我这里所说的研究方志基本理论的思想，主要是指应当从方志现象运动的实际出发，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权威，对各种方志现象的运动规律给予科学的说明。
大概是受政治和经济领域里的理论现象影响太深之故吧，我们研究方志问题的一些同志，不是从志书编研的实际出发去讨论问题，而是习惯于从现有的书本上的结论、上级领导的讲话和某些权威人士的观点出发，拿现实的和历史上的方志现象去附说某一说法的正确性。这种本末倒置的研究方法，从根本上违反了科学研究的一般规律，其结果往往是根本不能超越书本上的结论、领导人的讲话和权威的观点。这也许就是方志基本理论问题难以有实质性的突破的基本原因。当然，我并不是说现有的结论、领导人的讲话和权威的观点不能研究，而是说不应囿于以上那些说法，应从方志现象运动的实际出发去研究方志问题，才有可能揭示方志现象运动的客观规律。
还有一种不良方志现象，那就是个别同志容不得不同观点的存在，对有些文章指出自己的某一说法有不妥之处大为恼火，用极不冷静的态度和十分尖刻的语言进行反击。某一新观点出台，有人对之持异议，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应像胡适那样抱着诚恳的、欢迎的态度对待不同意见，并从这些不同意见中感受到别人对自己的“赐”。同时，不要把自己的文章看成是完美无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要像胡适那样承认自己的文章有“多可指摘之处”，对指出自己不足的人抱以“感激”之情。如果某人的新论发表，方志研究者不理，修志工作者不用，那么，这种所谓的理论与没有又有什么两样？如果出现这种局面，对于新论作者、对于方志理论研究又有什么益处？
二、关于志书评论
志书评论不仅是联系编者和读者的桥梁及纽带，而且是总结修志经验、进行方志理论研究的重要手段，它对志书编修实践具有极强的指导作用。面对一些新志书评论文章，我不敢言其丧失了如上的作用，只好说许多志评没有达到如上所说的要求。 1、志评不是公德碑。一部志书面世，有些编者不是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而是急于请人写志评歌编者之功德，更有甚者，个别编者急不可待的以修志的感想和体会的方式写自吹文章拿出去发表。对此，方志界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批评，更有一些治学态度严谨的学者为了抵制这种所谓的志评而拒写评论文章。个别新志书编者对有文章论自己所编志书中的不足之处，不是像胡适那样虚心听取，而是千方百计的进行抵谰，简直叫人难以理解。由于新志书中存在着的问题不能通过志评而及时和有力地得到批判，致使许多新方志中的模糊认识和错误成为一种流行病而不能及时得到廓清和匡正，这是新志书总体质量不尽如人意、精品匮乏，除去志书编者素质欠缺之外的另一个基本原因。
对于新志书的总体评价，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那就是“精品少，真正不合格的也是少数”。方志界颇以此为自豪。我们且不去说新志书在体例、观点和真实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单纯从汉字和数字的错误上讲，如果按出版界所规定的合格图书的差错率（亦称错字率，小于万分之一为合格）去衡量，恐怕就难以叫人乐观了。1993年新志书搞过一次评优，李铁映同志在1996年7月5日的讲话中宣布“明年要搞一次志书评奖会”，在方志界奖优以鼓士气十分必要，但应从严把握。我们从1993年被评为“全国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的志书中发现大量错讹存在，有些大大超过了合格图书的差错率，在社会上和志书编者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我建议，在今后的志书评奖中，应定一个硬指标：大于合格图书差错率的新志书不能参加评奖。以提高志书编者的质量意识。
为了提高志书评论文章的作用，建议各级各类方志刊物，对于不能客观公正地对待志书，只好处言好甚至溢美吹捧、差处不言差或一带而过以及恶意全盘否定的评论文章一律开红灯。以提高志评的导向作用和加大对新志错讹的批评力度，使志评作者和志书编者在写评论和编志书时不能随心所欲。只有在志界营造一个优点得到肯定、缺点受到批判的大环境，才能使新志书的质量登上一个新台阶。同时，也迫使志书编者不断地在修志实践中提高自己，使志书质量的提高有坚实的基础。
2、是否也搞一个新志书评劣活动？社会上为了打击假冒伪劣商品而搞的评劣活动，对不合格的产品在媒体上公开暴光，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志界是否也借鉴这一做法，搞一个新志书评劣活动，以给那些编了质量低劣的志书的编者一点教育。只有志界自己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并形成一套制约机制，使志书质量得到社会的承认，才可能有修志工作和志书编者的社会承认。从这个意义上讲，扶优限劣，对于方志事业和方志工作者来说，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
海南史志，1997，（2）：1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