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所谓“大挑”，是清朝科举制度中的特科，不考文章词赋，根据相貌应对选拔录用的一种选官制度。大挑制度的出现，与清朝的官学、科举制度密切相关，作为一种特殊的选官制度，它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立足于相貌这样的评价体系来选拔政府官员，却是不科学和不可取的。
一、清朝的官学教育与科举制度
清朝建立全国性政权以后，沿袭明制，建立了官学系统。凡进入官学者都有机会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国家官员队伍。官学教育与科举制度结为一体,成为官僚队伍的后备机关。因此，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官学教育是官僚制度的组成部分。尽管晚清政府内外交困，终结了科举制度，奠定了新教育制度的基本模式，培养了一批具有近代科学知识和民主精神的知识分子阶层；但历代王朝兴办学校的宗旨都不出“敦教化，育人才”两条。而清王朝的“敦教化，育人才”又有其特殊的含义。“敦教化”的目的在于利用汉文化来统治人口众多的汉人，“育人才”的目的在于培养一批统治汉人的官员。
明清的科举制度，可归纳为三级考试：第一级是童试，又分为三级，即县试、府试、院试，第二级是乡试，第三级是分为三种，会试、复试和殿试。此外，还有一次朝考。
第一级，是一般知识分子取得官学学生身份，参加乡试的资格考试。获得资格的童生正式成为生员。
第二级，是中央举行的以省或学区为单位举行的考试，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届时皇帝钦派考官主考官分赴各省和考区主考。府州县学的生员，国子监的贡生和监生，个别平民亦可参与。通过此次考试而获得录取的称为举人、贡生。
第三级，是将会试录取的“贡士”排定名次的考试，经过殿试才能成为进士。
清朝入仕途径较复杂。其中，举人、进士、特科、五贡在各种入仕途径中属于正途。特科最尊,但偶尔举行,不成惯例,因而正途中的进士科在仕途中处于绝对优越地位。对于大多数的科举者来说，他们所向往的和必须走的道路是通过会试得中进士，以求取更好的前程。
二、大挑制度的形成
1、中举的艰难
明清科考，乡试是难度最大的一关，各省应试的儒生往往大大超过所规定的录取比例。康熙五十八年，江西省入场士子12000余人，中额只有90人，应试人数与中额人数比例为134：1。但是，江西省并非士子最多的省份，其它重视教育的省份悬殊更大。乡试的难度引发了“冒籍”等现象，类似当今“高考移民”，即冒充别省籍贯应试。
而且，乡试、会试并非每年都举行。明清两代，每3年在各省城（包括京城）举行一次乡试，每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在每正科3年中如遇有朝廷庆典则加试一科，称为恩科。会试也是每3年一次在京城举行，每逢辰、戌、丑、未年为正科。如遇乡试有恩科，则次年举行会试，叫作会试恩科。
由上所述，因录取比例、考试间隔等因素，乡试成为科举全过程中最不容易通过的一关，获得举人身份，一般都要在考场中拼搏十几年，已经是社会精英。但是，比起出任官职的要求还是不够的。清初,官吏来源缺乏时曾规定举人可以担任知县，随着官吏队伍的健全,只有进士才更有可能授予官职。但会试中榜名额只占举人当中的约5％，这些举人被困科场，报国无门。
2、大挑的形成
举人众多,而知县之职出缺不多,中进士又是难上加难，致使大部分举人二三十年之内都难以任职。于是，大挑之法运应而生。
所谓大挑，是清代科举制度之一，从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中挑取任职。乾隆年间成为定制。规定每隔六年举行一次大挑,不考文章词赋，根据相貌应对选拔录用，意在使举人出身的人有较多的任用机会，属于清朝科举制度中的特科。
每届大挑，钦派王大臣在内阁举行。每二十人为一班，看相貌决定任命与否。先唱三人名挑一等，任用为知县。三人挑出后，继唱八人名，这是不被录用的，俗称“八仙”，这些人全都出局。其余九人不唱名，以教职任用。挑选的主要标准是身材、脸型，按照“同田贯日气甲由申”的八字决，将脸型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为国字、田等字形，中等为风字、申等字形，下等为由、甲等字形。按规定，上等的用为知县(正七品),中下等的用为府学学正(正八品)和县学教谕(正八品)。如果知县无空缺,可以通融出任府经历(正八品),直隶州州同(从六品),州判(从七品),县丞(正八品),盐库大使(从九品)。如果学正,教谕无空缺,可通融选用训导(从八品)。
显然，大挑所获官职都不算显赫。按照当时的规定，一些清高而显要的职务非进士出身者不许选用,如詹事府,翰林院,给事中,御史,不许非进士出身者任职。这就大大限制了任官的旁门左道。在升迁机会上来说，大挑出身的官员也处于不利地位。进士出身的所有人初任官时即有资格出任正印官，其他出身的人只有部分人可以直接出任正印官, 大挑的举人与廷试或朝考的优贡,拔贡,监生的考职等,只有名列前茅者才可直接出任正印官。
三、与大挑制度有关的重要人物
1、大挑一等儒林循吏：黄景
将其列为重要的大挑制度人物，在于其是儒林循吏。
黄景（1775—1835），字有春，号梅村，平定西关人。嘉庆卯（1807）举人。屡考进士不第，以大挑一等，分发甘肃，署镇番（民勤县），补隆德，后调任山丹、泾州、皋兰。所到之处，黄景无不以得体国爱民，兴学立教为念。他才想敏捷，博览群书，尤工诗赋。但苦于官场尔虞我诈，五十多岁时便托病挂冠归里。在他家居多年后，调升安西直隶州知州，未到任而逝，年六十岁。去世后，大学士祁藻叹道：“儒林循吏，殊可惜也！”
2、大挑二等教职小吏：高照煦
将其列为重要的大挑制度人物，在于其晚年著作《闲谈笔记》中，对“大挑”的方式有着详细的记载。
高照煦，清代陕西米脂县人。同治十二年癸酉科（1873年）中举人，在应光绪六年庚辰科（1880年）会试不中之后，参加了当年的大挑。据其记载，“大挑”在皇家禁地紫禁城东华门内的文渊阁里进行。高照煦在参加“大挑”时对自己的相貌非常自信，颇以一等自期。然而，在抽签时，他却抽在了最后一“班”，所剩不足二十人，只有十三人。按照规定，这种情况只能选一个一等，经过主持面试的亲王反复衡量，高照煦被定为二等。最后他坐了几十年清水衙门，历官宜川训导（相当于县教育局副局长）、郃阳教谕（相当于县教育局局长）、榆林府学教授之后结束了官场生涯。
3、大挑获职又被弹劾免职：包世臣
将其列为重要的大挑制度人物，在于其大挑获职却又被弹劾免职，实是幸运之后的不幸。
包世臣，安徽泾县人，字慎伯,号倦翁,清代学者、文学家、书法家。自幼家贫，勤苦学习，工词章，有经济大略，喜谈兵。嘉庆十三年(1808)中举，多次考进士不中，以大挑试用为江西新喻县令。一年多之后，又被弹劾免职。此后充当别人的幕客。他毕生留心于经世之学，并勤于实际考察，对于漕运、水利、盐务、农业、民俗、刑法、军事等，都能提出有价值的见解。鸦片战争时期，他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实况和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曾有记述与议论，颇有独到见解。
4、大挑未中却成名相：阎敬铭
将其列为重要的大挑制度人物，在于他大挑未中，却成晚清名相。
阎敬铭，陕西朝邑县（今并入大荔县）人，晚清名相。阎敬铭未中进士以前，参加大挑，刚排好班，还不曾自报履历，就有个主挑的亲王，厉声呵斥：“阎敬铭出去！”。因为他的脸象个枣核，两只眼睛一大一小，而且身不满五尺，于是他被取消资格。阎敬铭只得继续报考下一科的会试，于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年）恩科考中进士，并进入翰林院。后来历官湖北布政使、山东巡抚、户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职，为晚清一代名臣，在经济、军事、荒政等多方面事务上都卓有建树，尤其以善于理财著称。曾经在户部尚书任上，以“治本节用”为由坚决抵制了慈禧太后重修圆明园的奢侈念头。而且为官极其清廉，“请客如祭鬼”，堪称晚清廉吏模范。
5、去除大挑积弊廉正官：刘权之
将其列为重要的大挑制度人物，在于他主张规范大挑选官，去除积弊。
刘权之，字德舆，长沙人。乾隆二十五年（1761年）进士，授编修，参与编篡《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功而升为侍讲，进官至左副都御史。为官廉正，多次上疏，反对舞弊。乾隆五十二年（1788年）大挑直省举人，每使有才学者名落孙山，让奔竞之徒滥竿充数，刘权之上疏直言积弊。乾隆帝采纳其意，命其在午门办事，御史监视，步军严查，使大挑举人积弊大减。
四、大挑制度评价
1、加快选官任官
按照科举制度，各种身份的人取得任职资格后要等待吏部正式授任。由于有任职资格的人数过多,须要等待官位出缺时才能正式任职,这就是“实缺”。举人出身的往往等待二三十年得不到任职机会,其任职率大约在10％左右；进士出身的，往往也要等上十年八年才有机会任职。史载，雍正二年才开始安排康熙十七年取得任职资格的吏员,等待时间已达五十年，而有许多取得任职资格的人因各种原因，终生没有得到实授。
实行大挑后，举人任职时间大有缩短。大挑有助于加快选官任官，作为特科，维护了科举考试的权威和价值，以一种补偿性的制度，张显皇恩。
2、补充官员
官职作为稀有资源，大挑这种方式，打破正常的进士出任官员的规矩，无疑是加剧了竞争程度。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僵化的科举制度，用一种非制度化的“制度”来弥补制度缺陷，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僵局。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的非规则性，是社会保持稳定的重要因素。大挑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社会阶层流动机会，使不少人通过大挑入仕，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保证了社会稳定，维护和巩固了“官本位”思想。
按照大挑的资格要求，需中举后经历三科会试，前后加起来，那便是近二十年的考场浮沉了。历经三科的举人，在其中挑选知县，中签率竟只有15%（二十选三），也是颇为严格的。古时的致仕，相当今之退休。明清以后，致仕年龄提前10年，即年满60岁致仕，相沿至今。科场二十多年之后，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等待机会，等待官职了，从人才利用的角度来说，通过大挑起用这些经过社会磨砺的人才，比起留着官职等待下一轮会试中榜者任官，社会成本要小一些。
3、不拘一格降人才
相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其它信息的，或者说相貌与能力等要素之间是存在较高的正相关的。一个人相貌的好坏，反映一个人的“气质”如何。气质的塑造，又往往与个人的家境好坏、营养状况、教育程度等有密切联系。对于外交官等特殊的职业，相貌还是非常重要的任职因素。现代社会某些人员选拔，由于选拔者对被选拔者没有直观印象，往往出现“看档案，人才难得；看人，哭笑不得”的无奈局面。大挑从相貌出发选人，与楷法取士一样，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一个政府把选拔官员的标准确定在类似相貌这样的评价体系之上，就是荒谬和不可取的。大挑制度与清代中后期捐纳之风一样，并不是官场根治办法，它们导致了知县这一政治结构的基本单元的选拔制度受到极大破坏，最终动摇了清朝的政权。
主要参考文献
1． 邱远猷 主编，中国近代官制词典，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1年；
2． 熊庆年 著，中国古代科举百态，东方出版中心（上海），1997年；
3． 陈茂同 著，中国历代选官制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1994年；
4． 刘海峰, 李兵著，中国科举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上海），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