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暖思淫欲”,这句古话似乎说中了从无始轮回以来的世态人情,说得不好,这是欲望对生存的扩张;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文化消费。传统社会标扬的的“盛世”,无不从歌舞升平的气象中,获得对这句话的解读。
当人的自觉走出欲望的蒙昧之后,必须承认生命确实需要在精神层面获得愉悦和放松,必须承认生活的本质也确实存在于“食”、“色”之外的广大空间中。因此,当国家用五年两个亿的巨额投资来张扬舞台艺术的时候,任何一个中国人都能够感到:不断强大起来的国家是如此地重视对民众精神境界的提升!这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在长期对文化投入不多的中国,确实是一项宏大的文化工程。
中国悠久的文艺传统,造就了中国各具地域风情的艺术形态,从地方戏曲、传统曲艺,到民间歌舞、庆典礼俗,这都成为民众娱乐的重要方式。随着时代的变迁,流行歌曲、现代舞蹈,乃至世界各地的娱乐形式,无一不成为这个时代的中国人能够欣赏把玩,乃至群趋模仿的艺术借鉴。正是在这个多元的文化空间中,政府努力打造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倡导带有民族性、时代性的文化精品,确实显示这个民族在这个时代中不断张扬的文化自觉和不断雄起的文化自信。
不过,也在这样的艺术创新中,可以明显地发现“国家”在各地艺术创作过程中被极大地曲解。在已经评选出的三届精品工程剧目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以声、光、电为主体的“大制作”对于当前舞台艺术的包装;可以强烈地看到地方艺术团体脱离自身条件而对国家级的编剧、舞美、导演等人员的吸纳;可以强烈地看到各种艺术形态极力抛弃自身艺术规律而趋同于所谓的时代艺术的倾向,这些似乎都成为舞台艺术的“国家”标准之一。技术之于艺术,本来可以相辅相成;卓有成就的艺术家参与不同艺术品种,似乎也无可厚非;文化的趋同,自然也能够带来文化创新,但是,在巨大的文化投入之后,呈现在观众面前的艺术,竟然多了许多技术的嘈杂,多了几分似曾相识的艺术重复,当然也多了不少对艺术缺乏个性的遗憾。
在这些剧目中,特别受到青睐的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借助剧作家王仁杰先生的创造、表演艺术家曾静萍女士的演绎,获得了领导、专家和观众的好评。但是,经过包装的这部剧作,恰恰因为“国家”的包装,失去了原创时期的率真和天然。除了刻意架造的闽南民居的舞台造型之外,原作借助梨园戏传统科介程式展现具有现代观照的心灵世界的模糊处理,均被清晰化,经过外聘导演的编排和理解,增加了对于梨园戏“七子班”的场面渲染,以显示这个剧种的古老特征;在剧作中,董生在设想李氏提灯出屋的心理悸动,经过朦胧而颇具诗意的灯光提示,一目了然地呈现出来。这些处理成为国家舞台精品工程的《董生与李氏》与原作最大的不同,但是也正是这种处理,极大地伤害了原作模糊处理剧作主角:董生与李氏心态的初衷,当然也漠视了观众接受地方戏曲程式的能力,导演的刻意恰恰成为这部作品浑然天成的艺术魅力的障碍。
类似上述的败笔,其实在其他的精品工程剧目中比比皆是,因为主创人员在艺术生产中对于“国家”理解,各地舞台艺术创作基本上呈现出向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剧目看齐的倾向。这种倾向,对于改变传统舞台艺术的落后面貌,不乏功劳,但是这种倾向,却真正地将已经存在于各地文化生态中的艺术表现归于一统,特别是对于尚具生命力的各地方剧种,这种倾向无疑成为断送其各具特色的表演特征的致命助力。
回过头来再看看五年两亿的文化投资,猛然会发现,这些国家精品工程剧目中的大多数,除了大都市的大剧场之外,甚至不能够走上更多的表演舞台,名之为“国家”的艺术作品却得不到这个国家的大多数观众的欣赏,实在令人费解:精品给谁看?如果顺着这样的问题继续问下去:谁该为精品工程负责?谁该为五年两个亿的投资负责?
五年两亿,即便对于日益走向经济强大的国家而言,也不算个小数目,如果多一点长远的眼光,它可以让多少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成为民众生活中永久的精品!但是,正是这固定的五年一定要消费这固定的两亿,毫不费力地让艺术生产者们忽略艺术创作规律,消费可以进行艺术积累的五年,消费本可以创造更好的艺术精品的两亿,更枉论一项本可以进入长久良性生长的文化工程,在目前也确实成为比评奖还要重要的政绩工程,是在悲哀的很。
回到开头的古训,当前的文化工程似乎不幸又被古人言中。饱暖之后,如何不被功名、利禄等多样的欲望牵引;饱暖之后,如何理性地使用纳税人创造的经济财富;饱暖之后,如何长远地设计提升民众精神世界,确实是每一个国人为民族文化命脉负责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