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童年时期的理想，几乎都是按照所谓“宣传教育”反向建立的，并且无一例外地化为泡影。当时的知识份子的状况非常糟糕，而我却反而对他们斯文的态度和呆呆的表情所吸引，我曾无数次梦想当自己长大后，目光暗淡，戴上他们那茶杯底似的眼镜，可是长大后我虽是博览群书，却依然是目光如炬；我也曾把我的性幻想定向在那种妖冶、蛮腰、挺着一对豪乳、穿着笔挺军装的国民党女特务形象上，然而，中国的第一党国却已退于南方一隅，一去不返。。。就是唯一遂了他们的心愿的“壮烈牺牲”的理想，也没能例外。
所谓“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当时的死，不叫死，而是“牺牲”、“壮烈牺牲”；当时的“伤”，不叫伤，而叫“光荣负伤”。我根本就想不到，死亡还会有什么“短命鬼”、“化身子”之类的对死亡不敬的称呼；也没有想到还有什么“伤残”、“残废”、“残疾人”一说，也更不知道现在还会有一些禁讨之类的对残障人士的歧视说法——死和伤，那是多少光荣伟大、多么令人向往的事情！
那时真是一个谁死谁就是“光荣了”的时代。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积劳成疾得肝癌牺牲的；雷锋，做好事牺牲的——当时他的事故死亡似乎在有意淡化：“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不做坏事”；黄继光，是堵机枪眼壮烈牺牲；刘胡兰，面对铡刀从容就业，那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罗盛教，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救朝鲜儿童壮烈牺牲；欧阳海，铁道上勇救儿童牺牲；刘文学，揭发地方偷辣椒被地主掐死；董存瑞，炸药包炸碉堡壮烈牺牲；张思德，烧木炭，牺牲（当然，当时并不会想他烧木炭干什么用的）。
既然树立了壮烈牺牲的英雄理想，那么牺牲是必然的，只是一个选择牺牲方式的问题。虽然我当时还不能联想到病怏怏的焦裕禄的痛苦，也没有想过刘胡兰身首异处的凄惨，也更没有想过雷锋这一辈子好事是做了，却是多么短暂；但是，单因电影中那有声有色的效果，和叱咤风云的形象所激荡，更多地倾向于那种烈火金钢、粉身碎骨式的铁血军人的牺牲方式。那种牺牲，简直就是一种艺术、一首壮歌。
在这种轰轰烈烈“壮烈牺牲”的召唤中，我渐渐地长大。我曾设计过我壮烈牺牲的各种细节：喊着口号，然后，呯地一声“敌人”的枪响了，我摇晃了几下，然后呯然倒地，最后是哆哆嗦嗦地掏出我最后一次党费，壮烈牺牲；步履蹒跚地、一步一迈地步上刑场，高喊着“毛主度万岁”的口号，变成一棵苍松劲柏；喊一声“毛主席万岁！”，然后伸手拉响火箭筒，跳入敌众；面对燃烧的火舌的机枪，我象箭一样地跃去，中弹倒下，当我醒来的时候，我透过被血迷住的双眼，然后圆睁虎目，向敌人的方向爬去，接近了。。。接近了，然后纵身一跃，堵住敌人的枪眼；我还曾设想自己夹着一个炸药包，然后突然出现在敌人的碉堡下，当我拉响导火线的时候，“不好”！我庆幸地发现本来支撑着炸药包的木棍，被“敌人”的机枪击碎了，然后我就毫不犹豫地，一手握拳，作昂首挺胸状地举起了炸药包，然后是“粉身碎骨，在所不惜”！我还曾幻想着自己成为一个重要人物的警卫员，穿着军装，英姿飒爽，当敌人举起枪的时候，我挺身而出，然后中弹光荣牺牲——伟大领袖的性命保住了，我以我的生命，为革命保留了一个火种和希望。。。
牺牲、壮烈地牺牲，既然如此崇高、如此壮美，那么就对那些贪生怕死，甚至是阶级敌人的人，就极度地痛恨。看电影，是好人坏人；爱国，高唱赞歌的是朋友，比亲人还亲；爱找毛病，爱发表意见的是坏人，是汉奸。对于这些敌人，我们唯有消灭而后快。看到那些无耻的叛徒，尽管是虚拟的电影，我们总是要雀跃地高呼：千刀万剐！毙了他！
后来，我也才知道，当他们在进行着叫人别人如何死得有价值、如何死得惨烈，就是如何光荣的时候，他们还真的让我们的阶级敌人死得很惨、死得很难看。在这些该死的人中，有的是先被利用一番、被强奸，然后被按在砖头上割断喉管，然后再推上刑场；有的是被按倒在汽车里，活活地剜出肾脏向医院飞奔而去，然后把这个败类，推下车几枪毙命——不能为之牺牲，他们就会死得这样惨！
当我真正有机会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的时候，那些极力鼓吹要我们去壮烈牺牲的人，或者已经变成一具干尸，或者已经被早已被干尸斗死，也有的则用资产阶级的丝袜在监狱上吊一命呜呼，但是他们的一些徒子徒孙却还在干着这种劝人如何死的营生。
现在回想起来，我真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人，有着我同样的崇高的理想，然后在这种理想的指引下，慷慨赴死，含笑九泉。令人庆幸的是，因为我父母英明决策，我没有继续我的慷慨慷慨赴死的理想、信念和追求，我的壮烈牺牲的理想终于戛然而止。
当我真的长大到“踊跃报名”参军的时候，我的父母却突然想起了我童年时的“豪言壮语”：“长大了——参军——壮烈牺牲——成为英雄”。他们怕的是我一语成谶，真的“英雄”了，及时地进行了阻止，从此我就再与军旅无缘。不然，我现在还真不知道，我的人生道路将是怎样的呢！
也许，我已挂着一颗“光荣弹”，走上了老山战场，或者当时就“光荣了”；也许，我不幸没有壮烈牺牲，然后被封闭式地进行魔鬼式的训练，不准看报、不准看电视、不准写家信，然后突然调到一些阶级敌人面前，架起了我的吐着火舌的机枪，对这些年轻人疯狂地扫射；更有可能的是，我转业到一家煤矿，然后企业改制，企业已变成这些骗死者的徒子徒孙的家业，然后象何祚庥先生说的那样：“不幸生在中国”，在我们的公仆的小煤窑中，成为每天100人壮烈牺牲者中的一员呢！
——幸好，高效的骗死教育，强化了我壮烈牺牲的意志，从而反过来为我找到了一条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