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粮食、三农、户籍与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柴福洪
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教授，在中国首设“中国问题学学科”（不知是否得到官方认可），并出版三本《中国问题学文选》（著作）。只要是胡教授的文章，本人一般都要通读，受益匪浅。
胡星斗教授作为学者，不管社会政治、经济、国习、人情之类，只要自己认识到的，就直言其实，并有理有据地证明其理，展示了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不媚不俗之风骨。本人作为一个热爱知识的基层小业余派学人，十份希望胡星斗教授将来若能成为中国高层人物或知名的权威学者，能够长期保持这一学风与品格不变，为中国学界、知识界树起一个标杆。
从今天起，本人也学着就中国几件十分难办的事情、难题谈点自己的看法。
中国难题分析之一：中国粮食、三农、户籍与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1、粮食是农业的核心产业，是三农的核心问题
粮食是居民的主要食品，它既不能多、也不能少。按市场调节，丰收了就降价、歉收了就涨价，农民很难有稳定的收入。世界粮食市场的价格，长期以来，都是得到政府补贴后的价格，偏低。中国的粮食必须自给，任何国家的粮食出口，不可养不活13亿中国人，“18亿亩耕地红线”决不能突破（茅于轼先生的研究结果是“否定18亿亩的耕地红线”，有其前提与道理，作为学术问题，应该让其作为一个论题来讨论，不要动不动就声讨，像文革一样）。也就是说，中国粮食生产，必须是世界上生产能力最强的国家，农业产业必须现代化。
粮食生产能力包括：
①自然条件：土地、气候、水；
②技术条件：种子、种植技术、农用机械、杀虫灭病、储存；
③经营条件：土地集中、公司组织、规模、融资、保险、现代农业工人、粮食期货交易；
④盈利条件：成本可控，销价高于成本一倍以上、且相对稳定，不可抗力灾害有补赏等。
上述四大条件，中国只具备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经营条件和盈利条件不具备。这是因为，中国的粮食生产仍然是“小农经济”状态，生产者的直接目的，首先是满足自己消费，在有余粮情况下才用于销售。现代生产经营的是商品，生产目的为他人生产使用价值，自己交换得到价值，自己的消费由市场商品交换决定。
“小岗村的改革”是“小农生产模式”的典范，小农生产和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模式，被中国党和政府肯定为中国农业生产基本模式，是阻止中国农业发展与进步的核心政策。中国其他商品生产和整个社会生产，都是市场化大规模经营，唯独农业产业还限制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长期不变，其结果必将祸及子孙万代。
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只有50%是强项，50%是弱项。而50%的弱项中：
土地集中，没有机制、没有资本化；佃农机制也不健全，租金没标准。需要修改宪法。
佃农公司组织、土地规模、融资、保险、现代农业工人、粮食期货交易等，都要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做出系统化的决策，才有可能突破。
成本可控，销价高于成本一倍以上、且相对稳定，不可抗力灾害有补赏，这三项直接涉及国家综合经济政策调整和财政支出增加，需要法律规范。
美国、欧盟和日本这三大世界最发达的经济体，其农业政策，是其国家和超国家组织的核心政策。而我国，8亿农民与其主业——农业，既是社会发展的包袱，又是稳定社会的主要机器，改革开放之初，还视为动力。
难的问题就是：农业是中国的传统产业，今天落后了，是不争的事实。如按现代公司制把土地资本化，实行规模化经营，那将把农村的几亿人的剩余劳动力赶出了农业产业，任何社会也解决不了当今中国农村剩余劳动的就业问题。若按目前的现状，一方面保持“小农经济”状态不变，用低生产力把劳动力相对固定在土地上，另一方面，又让其在城市打工，为城市建设出力，同时并不允许其在城市定居。虽然解决了中国农村几亿人的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不致浮出水面，但粮食问题始终是高悬在中国人头上的一把利剑。
2、提高粮食价格与实行“两个负税制度”，解决三农问题
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方法有两个突破口，一是土地资本化；二是提高粮食价格。深刻领悟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国的土地所有制改革，有理论难题、法律难题，也有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实难题。
现在的农村人口结构已经十分复杂，如何通过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把农村人口分化、稀释，逐步减少农村人口，让真正的职业农民在农村稳定从事农业生产。最好的选择是：提高粮食价格和实行“两个负税制度”。即一是实行“负的增值税制度”——没有增值的，国家补贴到平均增值额，以鼓励粮食农业生产公司经营。因土地所有制限制，实行规范的佃农公司经营，也是一种选择。二是实行“负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不足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的，补贴到免征额，照顾低收入农民。尤其是粮食生产者和现代佃农公司的农业工人。
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是最现实、全面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价格提高的同时，也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其大幅度的标准是：按国际粮食价格的三倍来确定，让国内粮价高于国际粮价两倍。提价与两个“负的税收制度”同时实施，对于一个缺粮、缺地、人口多的大国来说，是必须的，也是解决农民低收入的根本办法。
当粮食价格大幅度提高后，农产品价格也会相应涨价，农产品价格高涨，农村劳动力自然而然地留在农村，不会大批流向城市，引发许多社会问题。重要的是，农业产业盈利水平提高，也就一定会吸附社会相关资源流向农业产业。加上政府政策调控与引导，实行佃农公司制之后，从业人员素质也会逐步提高。“三农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整体上具备彻底解决的基础条件。“农村社会”与“佃农公司”并存管理，有利于政府的扶持政策分类指导。
目前，实行的农机补贴、家电补贴和贫困线下群众生活补贴，大量消耗国家财政资源，且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因为农业产业的比较效益没有发生根本性度化。只有农产品价格提高了，比较效益上去了，农村人口就会安心农村、建设农村，把补贴的财政资金改用于补助农田水利建设、道路桥梁建设、其他基础设施建设。
救助贫困，决不能变成补贴“懒人”的政策，农村社会保障只能是养老、养孤、养残、养呆傻、医疗等保障，其额度没必要与城市标准完全一样。
中国“低人权优势”暂时不能丢，也没有可能让8亿农民与城市知识型人口待遇一样。
农村劳动力该留的要留得住，该流出的让其自然流出去，只要农业产业得到加强，“三农问题”必然逐步得到解决。
3、剩余劳动力转移与户籍制度，只能在提价后可能解决
在“剩余劳动力”与“农业产业现代化”之间作选择，站在政府立场上看，目前，保持小农生产模式，是最优选择；站在产业发展角度，选择农业产业现代化是最优选择；站在城市人口角度看，现在的这种模式，只要不出现饥荒，也是好的选择；站在农村角度看，农村没有可增加收入的产业，劳动只能把肚子搞饱，肯定不可能“小康”，全国的小康也就落空了。从社会进步，加强中国农业产业现代化来看，“三农问题”已经到了非彻底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因此，农业产业发展力——解决在前，剩余劳动力转移与户籍制度——解决在后。
农村剩余劳动力消化问题、户籍问题，必须在农产品提价之后，城市资源流向农村之时，现代农业生产模式建立初具规模，才具备解决的基本条件和基础。
站在农村人口角度看，要分四种类型：一是农村的老年人口，认为现在这种情况也是最好的，因为他们近几年得到了国家补助的好处，习惯了农村的生活方式，不想动窝。二是农村中年人中，在城里已经有自己的事业人口，认为国家应该给他们城市人口一样的待遇，想离土离乡。三是那些只有农业生产技能的中年人，与老年人口的想法差不多，不想离土离乡，但希望国家长期保持对农村、农业、农民给以更优惠措施。四是农村“80后”的青年人，则很少有不想离土离乡的，他们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对农村生活、对贫穷的厌烦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一方面，农村有剩余的大量劳动力，另一方面，又有大量不热衷于农村的人口存在。中国社会劳动力交换在所难免。
农产品提价并不一定能全部解决农村所有问题，政府在农村政策上应该更有作为。例如：农村金融问题、农业产业保险问题、农村人口社会保障问题、医疗问题、病虫害防治问题、土地集中问题、土地征用问题、农村用水与卫生问题、农村人口职业教育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农工培训问题、农村组织建设问题等。这些都需要钱，需要国家政策扶持、培育、引导。
小结：“三农问题”的核心是粮食问题，粮食问题的核心是产业发展力问题；“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产业的比较效益下降，提高农产品价格关键是提高粮食价格；提高粮食价格和农产品价格，彻底改变社会价格剪刀差，引导社会资源流向农业产业；解决农业产业发展力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开始，也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一最大难题的关键所在。其间，政府的帮扶作用巨大，财政资金要用在点子上，为农业产业服务、建立农村人口社会保障制度、改善农村人口生存环境、受教育条件等，都需要国家的大力扶持、培育、引导。2020年的全面小康社会才有可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