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原载《新地产》2007年11月号
如果要给天津的城市发展定位，就应该是打造中国的高端制造业中心。当中国成为全世界制造业中心的时候，天津那就是全世界高端制造业的中心
当夕阳中最后一对新人依偎的剪影被摄影师成功定格后，作为免费布景的这座几可乱真的泰晤士小镇也结束了一天中仅有的一点热闹，苍凉而悲情地隐入暮色之中。
“拿来主义”不适用
泰晤士小镇，上海上世纪90年代启动的“一城九镇”计划的一部分。这一计划在政治上得到了大力支持，但在其开发十多年、交付仅几年后，泰晤士小镇变得像是一座“幽灵城”。沿着这座占地近百公顷的英式小镇中心的寂静街道行走，目睹一排又一排味道纯正却死气沉沉的小楼时，松江这一看似充满创意的城市发展实践所遭遇的阵痛已然开始显现。
为了提高小镇中心零售店和办公空间的使用率，松江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多次联合发起促销，但收效甚微。一位政府人员坦言：“泰晤士小镇所有的别墅和公寓都卖出去了。问题是很多购房者并没有搬进来住。松江，作为一个整体，包括大学城，都发展得很好，但泰晤士小镇落后了。”
似乎直到此时，政府和开发商都还在为美好愿景无法实现而失意，却没有对如此拷贝国外城镇发展模式的行为反思。试想什么样的企业会跑到这个尚被乡村包围，距市区32公里的小镇中心来办公呢？没有充足的就业又何以配置稳定的常驻人口来保证小镇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呢？
这个早在规划设计之前就该有的追问如今已成为一支冷箭，插在小镇命运的咽喉上。与之同病相怜的还有同城的浦江新城、安亭新城…
这一个个近乎雷同的案例折射出的已绝非项目决策的偶然失当，而是蛰伏在中国城市发展背后的巨大危机――亢奋的状态所引发的冒进背离了科学发展观，造成城市发展的无效率消耗。
任何一座城市都有其自身的历史渊源、社会沿革、文化传承、产业脉络等独特基因，只有先把自己的情况了解透彻，然后再借鉴别人的经验教训，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才有可能制定出契合“价值最大化”和“差异化竞争力”原则的发展方略。
我们并不反对向优势城市学习，但输血还得讲配型，更不要说不同城市间的发展模式复制，简直比基因配对的概率还要低，又怎能不管自身的经络而任意嫁接呢？
诚然，当某些城市面临发展机遇时，决策者心潮澎湃完全可以理解，谁不希望自己的治下“满城尽带黄金甲”呢？但是，城市发展是个渐进的过程，需要决策者的不仅是激情，还有理性，不仅要非凡的创造力，更要缜密的研究和判断。
曼哈顿摩天大楼鳞次栉比的张扬是一种成功，硅谷低密度建筑星罗棋布的从容又何曾被人小觑？不同的定位、不同的发展模式、不同的产业集群，却同样是因地制宜、精确定位、规模发展。而且美国佬似乎很聪明，好像从没听说有人要在美国建第二个曼哈顿。
英国老牌工业城市伯明翰在行至衰退的十字路口时，也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转身，通过重新定位，走上了会议、展览产业的通衢大道。
而我们呢？我们的某些城市的某些决策者在面临空前发展机遇的时刻，却仍难免亢奋，却仍对曼哈顿念念不忘……
别跟京沪“硬碰硬”
上海一直是中国内地公认的最洋派的城市，而天津的有些地方，也和上海十分相像，这与早年天津被定位为“小上海”的发展思路有关。在五大道，那些洋房的规模和品位，比起上海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在保守的津民文化之下，这个城市的发展却一直不温不火。
直到滨海新区、生态城吸引了全国目光，天津忽然进入了一种兴奋的状态，而11座新城的规划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西青、宝坻、津南……迫在眉睫的蜕变更显出了“北京后花园”要快速发展的势头和决心，但是蓝图的实现不能依靠如同喝过咖啡之后的“生理疲弱，头脑兴奋”般的热情，而是要能够带动市场和城市发展的真正力量！
国务院一位领导前一段时间观看天津金融中心模型时曾发问：“我们要思考中国的CBD，是否一定要走曼哈顿的道路？”天津市委主要领导在一些地方考察时也说过：“我们是不是要问一句，现代化是否就等同于高楼大厦？”但可惜的是，一些区县领导似乎还没过够“城里人”的瘾，脑子里的城市化仍然是高楼大厦，认为高楼就是把农村变成了城市。
在天津作城市运营顾问经常会被问到：“你们能不能给我们这儿策划一下，做个类似曼哈顿的东西出来？”而世界上只有一个曼哈顿，到了波士顿就完全不一样，连美国都有不同的发展模式，二级城市一个不是很中心的区域，为什么要想着曼哈顿？一种亢奋的高眼光，体现的反而是落伍的思维模式。
从北京的巨大阴影中被骤然推到了聚光灯下，短暂的晕眩固然正常，但似乎从此天津的不少地方发展的决策者就再没能够很好的看清自己。中央赋予天津“环渤海经济中心”的定位似乎不能满足天津人的心理要求，更希望是“北方经济中心”以及另一个“金融中心”的更高目标，力图比肩、甚至超越上海。OTC（柜台交易市场）的落户更打开了大家想像的空间……
然而，上海作为国际性大都市、中国的金融中心、众多跨国机构的中国区甚至是亚太区总部，其成功基因和机遇是天津根本无法复制的，勉力为之更违背了“差异化竞争”的营销定律，倒是深圳的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下滑更应该引起天津的重视。
上世纪90年代，北大、清华的毕业生都跑到深圳去，再后来去的都是些没听过名字的学校的学生；而上海仅台湾人就有几十万，开工厂、纳税、雇工人……构成经济消费，带动了产业；北京也有约100万韩国人在消费。天津要如何提升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靠城市间的同质竞争来分流北京、上海的人口？显然，差异化的策略更有利。
2008年7月，薄熙来在重庆举办了一次由重庆官员担任辩手的电视辩论赛，而辩题很可能是薄熙来自己在想的问题。比如“我们是靠资金还是政策驱动城市？”“30年之后，重庆能否跟京津沪比肩？”，等等。天津也在面临着相似的辩题。要与京沪比肩，天津城市发展的优势策略究竟在哪里？
独辟“高端制造”蹊径
当前，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国家，而中国已紧随其后。如果人民币持续升值，未来两三年就有可能提前取而代之。这个虽指的是量，不代表水平，但我们的制造企业也的确正在慢慢从产业链的低端向上爬——被视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大陆地区，制造业长期处于全球分工格局的低端，而今天，这些国内企业已不再自满为三低 (低技术、低成本、低利润) 制造业者的大本营，它们正尝试攀登价值循环的上游，并期望最终能够挑战业界的全球霸主。政府对此大力支持，并以奖励办法鼓励企业创新，同时阻却低阶制造业者的继续扩张，这意味着中国正在翻修经济起飞的其中一具关键引擎。
在地理位置抑或产业格局等方面均具有制造业发展固有优势的天津，为什么不利用这些重要的元素？今天的天津却有着另一种趋向，制造业似乎被羞于提及，决策者们更愿意在金融和高科技上高谈阔论，却恰恰忽略了这座城市在发展中赖以竞争的根本，而这才是使这里实现最大价值的核心。
因此，如果要给天津的城市发展定位，就应该是打造中国的高端制造业中心。当中国成为全世界制造业中心的时候，天津那就是全世界高端制造业的中心。同时要发展与高端制造业紧密关联的第三产业，即产品设计、研发、流通等，金融服务业可以集中体现为产业资本的运作，规避与北京和上海的同质竞争……这样的定位和发展方略以城市特质为根基，一旦形成规模、气候，上海、北京在这一方面将无法与之竞争。
天津现在正在“大干150天”，对各区县的一百多个规划项目进行调整、“重做”，这应该说反映了市委、市府主要领导对以往规划的高度不认可。不满意的原因可能针对以往的规划普遍凡善可陈、缺乏高度和亮点，也可能认为大部分不具备可实施性。如果将这“150天”看作是一批完美新规划的完成过程，难免要诟病这是又一个“大跃进”式的官方举动，但如果这是对过往“亢奋”思维下、完全不具可实施性的各级城市发展规划的全面反思，并将其作为一个科学发展的起点，那么还是应该给予热烈的掌声。
本人有幸被邀请作为专家顾问，参加了其中一个规划领导小组有关规划导则编写的几次讨论会，非常欣喜地发现定位与产业发展战略、市场运营策略等已经被置于非常重要的前提，以此作为评判一个规划是否合格，甚至优秀的基本标准。
一个好的城市发展规划，应该是能够将一个城市带到更有价值、更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方案和指引，而不是尘封在柜子里的精美画册或是挂在规划展览馆墙上令人眩目的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