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推进与农民富裕、农业增效、农村发展之间的冲突初现端倪。与之相伴随的是，对于土地改革的压力也日趋紧迫。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是带来新的改革和制度创新、促进城乡互动繁荣，还是导致城乡独立发展，将决定着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走向。显然，中国绝不能出现一个农村萧条、凋敝，农民困苦、破产，农业衰退、低效，而城市中却满是“窝棚”的现代化。因此，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必须保证农民富裕、农业发达、农村繁荣。要实现这三重目标，如何处理好当前农地规模小、农业融资难、农民组织性不强，以及劳动力市场、保险市场和租赁市场不完善将是一个关乎中国经济良好快速增长，工业化稳步推进，城市化健康扩展的重要课题。 目前，我国的土地分散、规模太小，就全国平均水平来看，人均耕地面积仅1.4亩，严重阻碍了我国土地的规模经营。各个专家学者们将其归结为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的土地制度，因此，土地是私有还是国有的问题又浮出了水面。就整个理论层面来看，大多数学者希望土地变集体所有为私人所有，实现土地的自由流转和市场交换，使土地向少数人或组织集中，形成规模经营。遗憾的是，不少针对基本制度的质疑和批评常常是“本本”导向型的，而非“问题”导向型的，这使其研究者在提出问题时就出现与现实经济运行脱节，一些重要的基本问题因熟视无睹而常常被忽略。 事实上，无论是土地私有还是土地集体所有，是大地块经营还是小地块生产都不是土地经营效率提高和获得规模收益的充分条件。争论之所以存在，仅在于通过哪种途径提高收入水平，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西方国家的土地私有化改革的成功并非基于西方国家土地制度本身，它是制度、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土地改革的模式依赖于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把西方的理论硬套进中国的现实势必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不适应。西方的土地私有化有利于土地的交易和流转，能够促进土地的规模经营，实现农业增效，但这一问题依赖于发达国家具有先进的工业，能够吸引农村劳动力到非农部门稳定就业。而这些对于中国来讲，仍然不很现实，毕竟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是这么的巨大，素质是如此的低下，非农部门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消化掉如此巨量的人口。 土地规模和土地生产力 小地块比大地块生产力更高吗？小地块的生产函数比大地块的生产函数更好吗？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原因如下：首先，小地块和大地块往往利用的不同的投入。小地块往往倾向于多用劳动，而大地块却倾向于使用资本。其次，小地块的单位产出和大地块的单位产出哪一个更接近于有效市场的产出。再次，排除对土地的投入，土地的肥沃程度、地形地貌、气候等自然条件也决定了土地的生产力和耕作方式。这些都是无法进行比较的。第四，大地块对生产粮食作物是有利的，而小地块对生产经济作物是有效率的。由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比较小地块和大地块的生产力，争议就不可避免。 众所周知，土地规模的扩大便于使用农业机械，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力，促进专业化生产，提高产品附加值，获得生产上的规模收益。除此之外，大地块还能实现营销上的规模经济。农业大户由于其绝对产出较多，处于利益的需要，不得不投入更大的热情关注市场的变化，这样就容易与上下游企业形成联动。从而能够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并增强抗风险能力。最后，土地大户之间便于形成农业经营组织，增强了与其他市场主体的讨价还价能力，组织性提高了。
然而，小地块耕作具有如上的诸多局限，但是小地块也有其自身的优点：第一，小地块可以充分地使用劳动力以替代资本进行精耕细作，这比较符合我国劳动力过多这一现实。第二，小地块可以有利于经济作物的种植，相比于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能够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第三，小地块耕作有利于土壤质量的提高，可以借助牲畜粪便等自然肥料而非人造肥料（化肥等）进行生产。 比较来看，土地的收益不在于土地规模的大小，而在于充分利用哪种资源以及这种资源所占的比例。在绝大部分人从事农业生产且工业不发达的社会，由于大部分人滞留在农村部门，劳动力的成本是非常低下的，小地块土地可以使人们充分利用劳动力，如果利用这些土地和劳动力进行耕作所获得产出能够提高，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较高的生产力。而现在，农村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守的老弱病残幼无力承担起中国农业生产的重任，因此，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压力变得更为迫切。如今，尽管农村耕作的机械化水平和施肥量都提高了，但土地的生产力却下降了。过去，人们多用牲畜粪便做肥料，并辅之以化肥，而现在，农业也基本“快餐化”了，牲畜粪便的使用基本没有了，（这和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饲养牲畜的数量降低了具有很强的关系）。留守的老弱病残者为了让土地产出下降幅度不至于过大，不得不使用更多的化肥，而这造成了土壤的硬化，降低了土地肥力。而且地块越大，越不利于牲畜粪便的使用，这是因为地块规模的增加，超出了个人的耕作能力，不得不借助于机械和化肥进行耕作。 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和土地生产力 让我们重新转回到劳动，毕竟在农业生产中，劳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土地的集中，土地大户虽然可以使用资本要素进行耕种，但是仍然需要雇佣很多劳动。目前，适应我国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市场远未形成，留守的农村居民无力承担起农业生产的重任。而且，随着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市场对各生产环节、种植结构、农业机械化、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应变能力都提出新的要求，但农村知识型青壮年外出务工进一步降低了从事农业生产人员的能力，使得土地的集中趋势和从事现代化农业生产的人员的缺少互不适应，农业的现代化同样需要一批具有高教育水平、专业知识的人才作支撑。但农业引进人才的吸引力是如此的小，以至于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似乎还很遥远。 此外，随着土地的规模经营，势必有很大一部分人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事其它生产活动，但是，我国当前城市部门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多数农村还没有形成针对城市部门就业的培训和信息，劳动力外出务工大多为亲戚、朋友引介，就业稳定性差。再加上其自身教育水平不高，很难真正的转化为城市居民。 即使劳动力市场非常完善，就又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劳动的激励问题。土地的规模经营并不必然的排斥劳动。雇用大量劳动力就需要给这些劳动力劳动提供激励，否则劳动力可能会出现偷懒现象，在经济学里这可以运用两种方法进行解决，一是提高农业工人的工资；二是进行监督。但不管用何种方式，总要多支付一定的成本，这就降低了土地的收益，而且，其本身也是一种效率的损失。已有的证据表明由激励改进而导致的生产力进步（在不完全市场的背景下）超过由于技术上的大地块种植所导致的规模经济，至少在发展中国情况确实如此。 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而耕地相对稀少，工业不发达且多从事农业生产，通过土地均分，使农村居民得到了自己的一份土地，最大限度使用了劳动力进行精耕细作。事实表明：生产力最高的是那些归土地所有者的自己所有并使用家庭劳动力的地块。然后才是大规模机械化并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地块。 这和中国的现实非常吻和。 保险市场不完善和土地生产力 农业生产的风险主要分为两种：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由于农产品需求弹性小、市场调节滞后、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供给的季节性强以及国际市场竞争激烈，致使农业生产的市场风险极大。除此之外，自然因素的不可控性、不可抗拒性、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及其变化的频繁性，也可能造成农业生产在地区、季节、年度之间的巨大反差，给农业生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在土地没有集中之前，原来由分散农户经营的土地尽管也面临着如上风险，但由于农户众多而将风险分散了，致使每个农户承担的风险是可以承受的。土地的集中加大了土地大户的经营风险。一旦市场和自然条件不利，就会给土地大户和土地的实际所有者带来巨大的压力。更为突出的是，土地大户的土地并非土地大户所有，只是分散的农户委托其经营，经营无利具有连锁效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近年来，尽管我国针对农业生产的保险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相对于广袤的农村区域来说，仍然范围较小。而且由于农业生产高风险、高费率和高赔付，因此农业保险具有公共物品的大部分特征，成为“准公共物品”。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农业保险整体上不具盈利性，农业保险产品难以商品化经营，农业保险对商业保险公司没有吸引力，农业生产仍然处于听天由命的阶段。 租赁市场不完善和土地生产力 土地的集中，必然加大了资本投资压力，土地大户如果自己购买农业生产工具进行耕作，那么租赁市场的完善与否对农业生产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并不是每个土地大户都如此得富足以至于投入巨大的资本以购买农业生产工具，而且，农业生产工具的专有性强，一旦土地大户不再租种土地，这些投入的资本就会成为一种沉淀成本。此外，农业生产工具的使用频率较低，一般多集中在农忙季节。因此，对土地大户来说，租赁生产工具进行耕作可能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当然，如果承包时间足够长，可能自己购买更划算）。 如果租赁市场存在，农业生产所展现的可能是一幅美好图景。但即使如此，又会产生另外三个问题：第一，“借的牛力气大”。即是说，租借者可能会过度的使用生产工具以缩短租期、减少成本，这给租赁者带来了无形损耗，以至于租赁者可能会提高租金，如此博弈下去，最终必然导致租赁市场的缺失；第二，如果租赁者和机械操作人是同一个人，那么他就可能会偷懒，对土地进行粗耕或者粗收，以尽可能地扩大耕作的规模，使自己收益最大化，而这就会导致作物大量减产；第三，生产工具的排他性。农业生产具有同期性，如果生产工具是租借来的，那么，这些工具的使用方面往往存在相关性，即是说，往往当一个潜在的租借人需要使用工具的时候，其他人可能也正要使用。由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很多生产工具很可能是个人所有的，租借市场不存在，这给土地大户不仅带来了投资压力，也给他们带来了风险。当然，也可能出现另外一种情况，由于机械的价格非常昂贵，而效率是如此的高，以至于可以忽略以上的损失，机器租赁市场相比于所有权还是有优势的。但我国的机械租赁市场仍然不很完善，即使存在，也是局部性的。 1、 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基本土地制度，加快土地流转，在有条件、有愿望的地区实行土地的规模经营。有些农村地区青壮年外出务工较多，留守的老、弱、病、残、幼者无力承担起农业生产的重任，农业生产率异常低下。在这些地区可以适当的由政府引导促进多种形式的土地集中经营。如采取收取租金的形式直接流转给土地大户；或者各户以入股的形式进行股份制经营。这不仅实现了土地和劳动的结合，而且还满足了大范围的公平。当然也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业，提高了收入。 2、 组织留守的青壮年成立农业生产服务公司。这不仅可以满足土地大户农忙季节劳动的需要，而且也可以满足那些不愿流转而又无力耕种的分散农户劳动的需要。同时，这些青壮年劳动力也实现了更充分的就业。 3、 政府补贴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由于其自身具有“准公共物品”这一特殊性，如果仅有市场进行运作，必然导致缺失。农业生产的微利性使得购买保险可能得不偿失，很多农户可能连扩大再生产的基本资金都没有，更别提保费的缴纳。而且由于高风险、高赔付，商业保险公司也没有兴趣关注这一市场。因此，必须由政府进行补贴开展这一业务。从国际上看，凡是农业保险搞得较好的国家，政府对农业保险都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如实行免税政策，对保费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政府出面制定和实施农业保险计划等。 4、 加快生产工具的租赁市场建设。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进行流转并进行集中经营的趋势是不可扭转的，土地规模的扩大必然会扩大机械类生产工具的使用。如果每个土地大户或股份制土地经营单位都自行购买这些机械，不仅需要投入巨大的资金，而且可能也是不必要的，毕竟这些工具的使用是间隔性的，非农忙季节仍然要支付维修和折旧成本。 所以，土地的规模经营并不必然表现出较高的规模收益，只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怎样充分利用丰裕的资源。尽管现在农村仍然存在着富余的劳动力，但这种富余仅仅表现在“量”上而非“质”上。否则，农业的技术进步将不会有启动的压力。短期来看，农业是要保持持续增长的，因为它的轻微的波动就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但从长期来看，农业的职能不在于它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出，而在于它有助于国家的稳定。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在于它的“直接作用”，而在于它的“间接作用”。
